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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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东望洋赛道，对车迷们是街头狂飙的“登峰造极”，对车手们则是一次“麦加朝圣”。

作为连续十年现场报道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记者，我深知“东方的蒙特卡洛”能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赛车赛事举办地之一，是因其独有的刺激。经过不同寻常的第67届大赛，我也看到东望洋被赋予的新使命。

由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并未有效控制，去年11月下旬所举办的“大赛车”顶着舆论有关“世界顶级赛事若不能来就应取消”的呼声如期举办。三天虽只有五项赛事，更像是一次大中华区赛车运动发展的汇报演出，但参与者们用竞争激烈的争夺令“东方蒙特卡洛”的传奇得以延续。

身边的一位圈内人士在大赛车后的一次聊天中谈道：“像澳门这样的高水准平台是有用且稀缺的，这回激发了不少平常混迹小比赛（按以往的选拔规则肯定无法登场大赛车）的大中华区‘半专业车手的潜质，悟出不少东西。”如此听来，这届“缩水”的大赛车的意义远不止顺利办赛。

这个论点在去年年底被佐证，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签署的《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得到体现。其中，利用央媒平台的巨大影响力，讲好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这个优质体育赛事的故事，以及将自创融媒体大型赛车节目《擎动中国》的线上模拟器总决赛永久放在濠江举办被着重提及。

自然，澳门希望充分利用自身的赛车运动底蕴以及在大灣区内的特有地位，在下一个十年里承担一个新使命——中国赛车运动再向前迈进的新先锋。在中国近代赛车的历史里，这已是“第四棒”。

“第一棒”并不是一个特定地域，而是一项赛事——35年前的555香港北京拉力赛。拥有“破冰之旅”之称的赛事不仅让国人初懂赛车为何物，还挖掘出卢宁军、柳实等以拉力、越野为主的第一代车手，更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呈现。

来到20世纪90年代，“第二棒”由毗邻港澳的经济特区珠海接过，从史无前例地在九洲城连续三年举办（1993-1995年）GT/房车街道赛，到1996年迎来国内首座标准赛车场的落成，尽管未能最终举办F1（已被FIA列入1999赛季赛历）。这个时代，例如王睿、郭海生、林立峰等第二代车手通过珠海的赛车平台将自己的人生和赛车关联起来。

迈入21世纪，“第三棒”在第一个十年来到国际顶级都市上海。至今都算得上奢华的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建成、F1中国大奖赛的举办，加上国内首个职业赛车赛事CCC全国场地汽车锦标赛（CTCC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的成立，让赛车运动在中国成为一个可以做的“新生意”，也让像我一样的许多普通人就此着迷。从此，越来越多的各式比赛，越来越多的FIA 2级赛道（可举办除F1外所有赛事）、越来越多的明星都愿意下场刷圈……

你会问，澳门这个“第四棒”能做到什么？这将成为中国赛车离国际赛车最近的交叉点。

澳门大赛车的青年方程式、GT3和TCR房车赛事，会是中国车手和中国厂商晋升世界水准的“证明战”。别忘了，澳门还有路环小型车场——曾举办过FIA-CIK世界卡丁车锦标赛的场地，每年12月的“小赛车”能让中国的孩子们和国外的一线车手进行较量，找寻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能奠定上半年看上海，下半年看澳门（一系列活动）的赛车推广周期，让中国赛车文化的热点从“一年等一回”升级成“一年两波”。

澳门能否像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助力中国赛车向着终点线赛车强国加速冲刺？虽然梦远，但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