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董秀良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

一、引言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是我国证券监管和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前提。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加投资者监控经理的能力，防止管理层自我交易和过度投资（Stulz 2009），[1](p349-390)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溢价，降低资本成本，进而增加公司价值（Leuz and Verrecchia 2000；[2](p91-124)Lang等2012[3](p729-774)）。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低是一个老问题了。中国股市是典型的转型经济中的市场，政府赶超式模式决定了其市场定位、制度基础以及运行效率上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市场有着显著不同，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曹凤岐2003）。[4]中国证监会虽然采用了欧美标准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法规，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可信度仍受到怀疑。有大量文献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财务舞弊层出不穷，大股东和管理层利用制度空白和信息优势挖隧道向自己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已有文献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外国投资者和外国股票分析师加强对管理层的监控，给所有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带来了压力，增加了信息透明度Stulz（1999）。[5](p30-38)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更少的盈余操纵、更多的分析师跟踪、更准确的分析师盈利预测以及更高的企业特有回报率，增加当地企业的信息透明度（Bae 等2006）。[6](p1-428)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加紧双向开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