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洲女性小说之母”弗洛拉·恩瓦帕的小说《永不再来》（1975）是一部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重要作品。从互文性的角度阅读此书，扩大研究范围，我们能更清楚看出，不同于传统的男性战争叙事文本，该小说通过塑造“反英雄”的官兵形象和在战争苦难中求生存的女性形象凸显了战争的荒诞与邪恶以及普通平民在战争中的恐惧和焦虑，表达了作家本人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和人道主义关怀。另外，对比分析中我们还发现，该小说巧妙运用自传性叙事模式“内聚焦”于内战期间女主人公凯特的切身体验，不仅颠覆了男性作家战争书写中的英雄主义思想，同时也有意偏离了主流女性战争书写中对女性政治作用的强调。对该作品的战争书写进行分析研究能有助于我们把握作家的反战思想及创作风格。

关键词：恩瓦帕;《永不再来》;内战书写;英雄主义;女性形象;“内聚焦”

作者简介：张燕，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非裔小说和非洲英语小说（E-mail：sallyzhang7206@163.com;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与历史语境下的尼日利亚英语小说研究”（13BWW067）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1）05-0148-13

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艾克文西（C. Ekwensi）在其小说《在和平中活下来》（Survive the Peace，1976）中曾借主人公奥都果（Odugo）之口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免不了一场内战。Cyprian Ekwensi，Survive the Peace，London： Cox & Wyman Ltd.，1976，p.151.德里达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国家和政体都诞生于暴力之中。Tony Simoes da Silva，“Embodied Genealogies and Gendered Violence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Writing”，African Identities，2012，10（4），p.455.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大多数民族主义战争都是一种“性别化的活动”Quoted in Bhakti Shringarpure，“Wartime Transgressions： Postcolonial Feminists Reimagine the Self and Nation”，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2015，3（1），p.23.，或曰“一种分配父权的方式”Stephanie Newell，ed.，Writing African Women： Gender，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West Africa，New Jersey： Zed Books Ltd.，1997，p.32.，它只涉及交战双方的男性，与女性鲜有关系。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亦称比亚弗拉战争或尼日利亚—比亚弗拉战争）的情形也大抵相似。伊博族人以两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试图建立一个令“全世界黑人骄傲”的“健康、充满活力以及先进的”Jago Morrison，“Imagined Biafras： Fabricating Nation in Nigerian Civil War Writing”，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2005，36（1-2），p.7.比亚弗拉国，但它似乎也与女性没有多大关系。女性完全被排除在国家重要事务的商讨之外，该国的战争内阁无女性成员或任何名义上的女顾问——连管理女性事务的女成员也没有。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42.

这种男性主导的情况也存在于这场内战的叙事中。关于这场内战的各种著述多出自男性之手，女作家所著寥寥无几。奥哈（O.Oha）指出，讲故事从来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当故事本身是基于社会中的政治事件而写成的。尽管故事属虚构，它们仍然直接或委婉地表明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Obododimma Oha，“Never A Gain？ A Critical Reading of Flora Nwapa’s Never Again”，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38.这个论断无疑也适用于尼日利亚的内战书写。正如研究女性战争文学的著名学者西格耐特（M.Higonnet）指出，传统的战争文学与父权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可谓一种最为男性化的文类，它常常将女性经验拒之门外。Quoted in Polo B.Moji，“Gender-based Genre Conventions an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uchi Emecheta’s Destination Biafra”，Literator，2014，35（1），p.2.（http：//dx.doi.org/10.4102/lit.v35i1.420）. 尼日利亚男性的内战书写倾向于强化尼日利亚男性化的“军营文化”，它们通常固化父权秩序，拒斥女性的政治力量。Stephanie Newell，ed.，Stephanie Newell，ed.，Writing African Women： Gender，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West Africa，New Jersey： Zed Books Ltd.，1997，p.3. 因此，尽管伊博族女性从未停止为比亚弗拉国的独立而斗争：在内战前，她们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3万名伊博同胞被杀，呼吁伊博地区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政府。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p.32-33.她們的这些斗争让伊博著名诗人奥基博（C.Okigbo）产生这样的念头，即如果奥朱库不宣布东部脱离尼日利亚联邦，他们将组织2万个菜市场的女商贩对他实施私刑。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32.在内战期间，她们也以实际行动支持比亚弗拉：她们不仅抗议苏联对战争的干涉，也公开动员平民奔赴前线;她们通过“越境生意”（attack trade，伊博语为afia atak）“越境生意”指的是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由于比亚弗拉国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比亚弗拉国的女商贩们偷偷进入尼日利亚联邦军控制的地区进行采购，然后将商品贩运至比亚弗拉进行销售。Mary E.Modupe Kolawole，“Space for the Subaltern： Flora Nwapa’s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Heroism”，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231. 维持比亚弗拉国的经济，并持续为其军民提供食物;她们是民兵和战争工作小组的核心力量，也是为生存而战但渐渐失利的比亚弗拉民众的坚强后盾。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33.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男性的内战书写中均被刻意忽略。正如艾扎格博（T.Ezeigbo）指出：“从有关内战的无数史实记录中，尤其是那些战时由比亚弗拉一方所撰写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扮演了她们一贯以来的角色，即为她们的家庭和战斗中的男性提供各种支持性的服务、物品以及各种生存保障。但令人失望的是，大多数以虚构方式描绘这场战争的男性作家却忽略了女性在这方面的贡献。”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3.

战争往往能让女性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生存状态。经历了战争创伤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曾愤慨地说：“作为一名女性，我没有国家”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6，p.125.Quoted in Elleke Boehmer，Stories of Women，Gender and Narrative in Postcolonial Nation，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p.91.。這也是为何反帝国主义，反民族主义斗争常会引发女性主义运动。Elleke Boehmer，Stories of Women，Gender and Narrative in Postcolonial Nation，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p.90. 比亚弗拉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引发尼日利亚的女性主义运动，但尼日利亚男性内战书写对女性内战经历的刻意遮蔽促使“非洲女性小说之母”弗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1931—1993）打破内战叙事中女作家的沉默。她就这场“折磨[尼日利亚民族]的良心及集体记忆的战争”Wole Soyinka，The Open Sore of a Continent：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Nigerian Cris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2.写就了《永不再来》（Never Again，1975;下文简称《永》）一书，吹响了尼日利亚内战女性书写的第一声号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恩瓦帕的激励和影响下，不断有女作家积极参与尼日利亚内战书写。其中，尼日利亚新生代著名女作家阿迪契（C.N.Adichie）的内战叙事小说《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6）还斩获了“奥兰治宽带小说奖”（OrangeBroadband Awards）。

目前，学界对《永》的专题研究仍不多见。伊扎格博的《想象与修正：弗洛拉·恩瓦帕与战争小说》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p.477-495.和奥哈的《对弗洛拉·恩瓦帕<永>的批判性阅读》Obododinma Oha，“Never A Gain？ A Critical Reading of Flora Nwapa’s Never Again”，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p.429-440.对该小说的研究较为深入，前者从女性视角探讨了恩瓦帕对尼日利亚内战的重构问题，后者探讨了作家在作品中对一些战争事件的选择与弃用及其交际内涵，并分析了叙事中的断裂与沉默问题。这两位论者的论文侧重小说文本本身的研究，对比分析的内容较少。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指导阅读《永》，把其他尼日利亚作家如艾克文西、阿契贝（C.Achebe）、艾克（C.Ike）、艾米契塔（B.Emecheta）、阿迪契、恩娇库（R.Njoku）等人的战争叙事作品也纳入考察范围，旨在凸显恩瓦帕在《永》中独特的战争书写风格，具体表现为“反英雄”形象的塑造，“她历史”的书写和“内聚焦”的自传性叙事三方面。

一 “反英雄”：小说中的官兵形象

学界认为，不管尼日利亚男性作家是否赞同比亚弗拉国的理念，他们的战争叙事都宣扬英雄主义思想。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32.艾克的内战小说《日落清晨》（Sunset at Dawn，1976）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主人公卡努博士（Dr.Kanu）是名战时身居比亚弗拉政府要职的医生，但他最后选择弃医从戎、战死沙场。这种英雄主义气概不仅激励其豪萨族妻子法蒂玛（Fatima）放弃安全、优渥的国外生活，拒绝回到她父母的身边而选择留在比亚弗拉，接替其夫未竟的事业，并让他那位贪生怕死的好友艾克瓦厄鲁莫（Akwaelumo）羞愧万分。阿契贝的经典短篇《战争中的姑娘》（“Girls at War”，1972）虽然没有塑造像卡努博士这样铁血激荡的英雄形象，但故事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无所不在的英雄主义气息——“它存在于偏僻的难民营里，在潮湿的碎片中，在那些赤手空拳冲锋陷阵而又饥肠辘辘人群的勇气中”Chinua Achebe，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 Doubleday，1972，p.104.。该故事的结尾写道，女主人公格莱蒂斯（Gladys）虽曾在战争中迷失了灵魂，但她不顾个人安危帮助一名伤兵以致中弹身亡的壮举是那种代表着正直和坚定的民族性格的官兵英雄形象的真实写照。Elleke Boehmer，Stories of Women，Gender and Narrative in Postcolonial Nation，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p.2. 西格耐特指出，塑造能体现英雄主义思想的官兵英雄形象是传统战争文类的主要特点。她认定正是传统战争文类中对官兵英雄形象的过分强调才导致女性作家被排除在该文类之外。P.B.Moji，“Gender-based Genre Conventions an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uchi Emecheta’s Destination Biafra”，p.3.（http：//dx.doi.org/10.4102/lit.v35i1.420）.在《永》中，为了获取女性言说战争的权利，恩瓦帕淡化和解构了这种官兵英雄形象。

应该说，《永》对士兵形象的着笔不多。唯一一个稍微具体的士兵形象是那位来自前线，“全副武装”闯入平民集会并向他们索要食物的士兵。但与传统战争小说中那些浴血奋战的士兵不同，该士兵全然没有英雄的氣概：他“没有武器和弹药与敌人打仗”Flora Nwapa，Never Again，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Inc.1975，p.16.该作品的引文均为笔者自译，后文中该作品的引文出处只在正文中标示，不再另注。，也没有食物;他没有保家卫国的豪情，而是不停抱怨军官们“抢走了漂亮姑娘”，却让士兵们“到前线去送死”（第16页）。保家卫国本是士兵的职责，但恩瓦帕笔下的士兵在敌军来犯乌古塔（Ugwuta）之际却把自己“把身上的军装扔了，……朝着安全的地方逃跑”（第54页）;比亚弗拉政府花高价请来的外国雇佣军甚至在敌军发动军事进攻之际还开车满世界追女人。不仅如此，那些本该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却被士兵们用来逼迫平民留在乌古塔坐以待毙。更有甚者，不少比亚弗拉士兵还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女主人公凯特（Kate）在处理她逃难时无法带走的东西时，心里琢磨的是如何才能让那些士兵抢劫者们没那么容易得手。虽然乌古塔在被尼日利亚联邦军占领后24小时之内又回到比亚弗拉一方，叙述者称，乌古塔之所以能重新回到比亚弗拉一方是因为湖神乌哈米瑞（Uhamiri）在湖泊的深处用她巨大的扇子把[敌军的炮舰]击沉了”（第84页）。 但有些比亚弗拉士兵为了给同伙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抢劫而选择用手中的武器阻挠平民回家。有些士兵甚至公开设卡，将平民车上的食物及其它物资洗劫一空，并冠冕堂皇地说，“当你们回到乌古塔时，不要想你们的财产，而要想我们为了解放它而洒下的热血”（第72页）。总之，在《永》中，我们几乎找不见传统男性战争叙事中常见的那种士兵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士兵土匪形象。

《永》中没有点明士兵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的原因，但从故事中那些本该起着表率作用的军官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们或许就能明白其中的一些缘由。以卡尔（Kal）少校为例。此人是比亚弗拉“战争内阁”成员。敌军进攻乌古塔时，他火线参军，当上了少校。然而，与《日落清晨》中的英雄卡努博士不同，卡尔是一个利用内战大肆为自己捞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投机分子。他阴险狡诈、满嘴谎言，鼓动哈科特港、乌古塔等地手无寸铁的平民在敌军进犯时坚守自己的家乡。对于像凯特那样不愿充当敌人炮灰的平民，他甚至威胁要将他们绳之以法。然而，在那些地方沦陷之前，他自己却毫发无损地先偷偷逃离了。在战争期间，他将自己的车藏起来，却堂而皇之地开着从平民手中征用过来的车辆。更为可恶的是，他不顾公序良俗，还试图和凯特的闺蜜碧（Bee）发展婚外恋情。为了讨好她，他甚至将比亚弗拉严格管控的汽油偷卖给她;被碧拒绝后，恼羞成怒的他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报复她，害得她差点被当做奸细抓了起来。其实，在《永》中，像卡尔那样在战场上毫无斗志、毫无节操的军官并非孤例。小说写道，那些能出入奥朱库总统府的军官们都将自己的车妥善保管起来，却开着从平民手中征用过来的汽车，而且开车出行时也从不停下车来帮助那些逃难的平民。

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尼日利亚内战的女性书写都体现出对传统英雄主义思想以及官兵英雄形象的自然疏离。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32.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不同女作家的战争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艾米契塔的战争叙事中虽然也有对官兵英雄形象的解构，但她解构的主要是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军队的官兵英雄形象。在《目的地比亚弗拉》（Destination Biafra，1982） 中，她塑造的暴力强奸者都是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军的官兵。该小说虽偶有提及比亚弗拉方官兵的恶行，但她将其归咎为饥饿或为战争扭曲的人性，有为他们开脱罪责之嫌。然而，在《永》中，恩瓦帕聚焦的全是比亚弗拉官兵的恶行，而且丝毫没有替他们开脱罪责的意思。小说写道，有不少士兵原本就是无信仰与节操的土匪。比如那个设卡抢劫凯特兄弟物品的士兵在战前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小偷和肮脏的骗子”（第74页）。艾米契塔虽然在《目的地比亚弗拉》中解构了传统的官兵英雄形象，但她同时又塑造了一个女英雄形象：主人公黛比（Debbie）为了国家独立之需而毅然参军;为了国家的利益，她强忍失父之痛，选择原谅杀害其父的政变者;内战爆发时，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安危，她两次冒死执行和平任务，虽两度遭尼日利亚官兵强奸而不退缩;和平任务失败之后，她又赴伦敦为比亚弗拉募捐;她还只身挫败了阿保希试图让那些给比亚弗拉运送红十字救济物品的飞机改运武器的阴谋。可以说，虽然黛比实施的是与官兵的杀戮行为相反的和平壮举，但她本质上并无异于传统的官兵英雄形象。

由此看来，艾米契塔虽然在《目的地比亚弗拉》中解构了传统的官兵英雄形象，但她并未彻底颠覆传统男性战争书写中的英雄主义思想。相反，恩瓦帕在《永》中不仅解构了官兵英雄形象，同时也彻底消解了那种传统的英雄主义思想。比亚弗拉国制定的战争策略是基于传统的英雄主义思想，即当敌兵压境时允许平民撤离而士兵们应保家卫国。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3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永》中，这种英雄主义思想却变成了逼迫平民百姓留下来赤手空拳抵抗强大敌人的工具。恩氏还敏锐地看到，这种英雄主义思想被微妙地与伊博族人最为看重的男子气概捆绑在一起，变质为一种与女性气质相对立的品质：要当英雄就得赤手空拳死守家乡，否则就与女人无异，虽生犹死！将自己三个孩子送往前线的“英雄母亲”艾琪玛（Ezeama）就无情地责骂那个打算在敌军进攻之前逃离乌古塔的平民楚迪（Chudi，凯特之夫），说他是个软骨头，是个女人（第13—14页）。从艾琪玛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传统的英雄主义思想早已被贴上了男子气概的标签，是男性优越和高贵的体现。身为平民的楚迪因试图在战争中求生存而被贬为女性。

其实，这种疯狂的英雄主义思想在乌古塔是被广为接受的。小说中，许多青年男子都受到这种思想的蛊惑。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男子汉而不是女人，他们毫不犹豫地走向自我毁灭。那个原本又聋又哑但在敌军攻打乌古塔期间却神奇般恢复语言能力的疯子艾泽科罗（Ezekoro）的言行就暗示了这种传统英雄主义思想的疯狂和死亡内涵。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疯子大喊道：

你们杀死了乌古塔，……你们所有人杀死了恩努古，你们杀死了奥尼查，你们杀死了哈科特港，……你们不可能杀死乌古塔。你们不能。我准备回乌古塔去救她。我会救乌古塔。除了我没人能救她，……我要用我的扇子把[尼日利亚人]赶走。（第62页）

他边喊边冲向乌古塔，最终死于敌军的炮火之下。尼日利亚著名评论家伊曼尤纽（E.Emenyonu）指出，这种在内战叙事中频频出现的疯狂意象表明，人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他们的残酷行为导致了自然元素中的反叛以及动乱。Ernest N.Emenyonu，“Post-war Writing in Nigeria”，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973，4（1），p.82.伊曼尤纽的读解颇有道理，但恩瓦帕似乎也想借艾泽科罗这种反生存的疯狂举动表明，这种盲目的英雄主义思想犹如一种能摧毁人们脑子的腐蚀品，驱使着受害者走向极度焦虑和自我毁灭。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90.可以说，比起其他女性内战书写者，恩瓦帕更为彻底地批判和解构了传统男性战争书写中的英雄主义思想。

二 “她历史”（herstory）：西方女权主义者为了凸显女性对人类历史的贡献，特意造出“herstory”一词，以质疑英文中原有的“history”一词的男权中心主义内涵。苦难中的求生者形象

恩瓦帕为何要解构传统战争书写中的英雄主义思想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她不能接受传统战争书写中以男性角色为主导女性角色被忽视的叙事模式。在其题名为《尼日利亚的女性角色》未出版的论文中，恩瓦帕将《永》定位为“一部有关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亚弗拉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的战争小说。”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78.在她看來，伊博女性在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她说：“在战争期间，我们被封锁，……但我们为男人找了食物，维持整个家庭。我们是战争的脊梁。”Ezenwa-Ohaeto，“Breaking Through： The Publishing Enterprise of Flora Nwapa”，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192. 不过，男性作家的战争书写往往刻意遮蔽女性在战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认定，女人们在后方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83. 伊扎格博曾指出，男性作家倾向于强调或放大女性的道德堕落，而忘了她们为赢得那场战争所做的努力。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83. 读者不难发现，许多男性内战书写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比如艾克文西《在和平中活下来》中的维多利亚（Victoria）和朱丽叶蒂（Juliette）、艾克《日落清晨》中的乐芙（Love）、阿契贝《战争中的姑娘》中的格莱蒂斯都选择“将自己的身体卖给最高竞价者”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83.。用伊扎格博的话说，男性作家们总是热衷于女性在内战期间不忠于婚姻的耸人听闻的细节描写。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8，p.483.阿契贝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战争中的姑娘》的创作动机缘于他对内战中女性角色的新认识：

你可以发现一种新精神。……不久前，我在欧洲逗留了三周。当我回来时，我发现年轻的女孩们已经从警察手里接管了交通管制的工作，她们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没人要求她们这么做。Francoise Ugochukwu，“A Lingering Nightmare： Achebe，Ofoegbu and Adichie on Biafra”，Matatu： Journal for Af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2011，（39），p.258.

尽管如此，在《战争中的姑娘》中，女性在这个新国家的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遭到了讥讽：故事中，一群来自本地高中的女生们齐步走在写有“我们坚不可摧！”英文为“We are impregnable！”。这是一个双关语，它的另一个意思是“我们能受孕”。See Chinua Achebe，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 Doubleday，1972，p.103.的旗帜后面。小说中，为了在战争中活下去，曾经富有理想和洞见的格莱蒂斯堕落成一个为了“一块鱼干……一美元就愿意[与人]上床”Chinua Achebe，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 Doubleday，1972，p.113.的女人。她头戴染色的假发，身着昂贵短裙、低胸外衣以及自加蓬进口的皮鞋，注定只能成为“某位身居高位、大发战争财的绅士的金丝雀”Chinua Achebe，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 Doubleday，1972，p.106.。可以说，阿契贝在该小说中触及了“战争状态下尼日利亚女性同胞的道德困境”Francoise Ugochukwu，“A Lingering Nightmare： Achebe，Ofoegbu and Adichie on Biafra”，Matatu： Journal for Af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2011，（39），p.257.，但他对男性，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绅士”，即使是与格莱迪斯发展一夜情的军官恩万科沃（Nwankwo）的道德滑坡也绝口不提。反观《永》，尽管卡尔手握巨大权力和稀缺资源，但他却无法让碧对他投怀送抱，后者在意识到他是个假话连篇的骗子时就毅然与他断绝关系（第36页），充分显示了女性在战时自尊、自强的气节;虽然护士阿格尼丝（Agnes）及其妹妹最后委身于一名白人雇佣兵，但恩瓦帕并没有像阿契贝那样担忧“未来的母亲们”道德上的堕落会给“整整一代人带来多么可怕的命运”Chinua Achebe，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 Doubleday，1972，p.116.。相反，她借叙述者的话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男性：“那个雇佣兵捕获了……两个比亚弗拉女孩”（第64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内战书写者都是原属比亚弗拉国的伊博人，他们大多将自己视为与他们的人民一起为独立而进行革命战争的勇士。1968年，在内战最酣时，阿契贝在乌干达坎帕拉的一所大学演讲时提到，“今日比亚弗拉作家投身于人民为之战斗、献身的事业无异于许多非洲作家——过去和现在——投身于发生在非洲的大事。”Maxine Sample，“In Another Life： The Refugee Phenomenon in 2 Novels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1，37（3），p.447.他指出，艺术家必须“具有高度责任感。他必须知晓人类关系中任何细微的不公正。因此，非洲作家不可能漠视他的人民所遭受的非同寻常的不公正”Maxine Sample，“In Another Life： The Refugee Phenomenon in 2 Novels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1，37（3），p.447.。楚库吉尔（G.Chukukere）将恩瓦帕也列入投身于內战事业的革命作家之列。她认为，恩瓦帕在《永》中凸显了女性在内战中与男性同样重大的贡献，强调男女两性互补的准则乃是当代非洲政治之原则——它既是性别关系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共存关系的准则。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60.不可否认，尼日利亚的女性内战书写通常会强调女性在战争中的政治作用：战争中的妻子、母亲、护士通常拥有美丽的心灵，她们是简·亚当斯（Jane Addams）所说的只为“家庭需要”和“社会需要”服务的“公民存在”Quoted in Obioma Naemeka，“Fighting on All Fronts： Gendered Spaces，Ethnic Boundaries，and the Nigerian Civil wa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1997，（22），p.237.。阿迪契的《半轮黄日》就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奥拉那（Olana）及凯内内（Kainene）双胞胎姐妹在内战期间为了“家庭需要”及“社会需要”所作的种种努力。艾米契塔的《目的地比亚弗拉》更是如此，黛比被塑造成一位令男性都望尘莫及的女英雄。玛丽·卡拉瓦尔（Mary Kolawole）认为《永》也不例外。她指出，“恩瓦帕在比亚弗拉战争期间对女性的描写……是对伊博女性在寻求生存以及在支持她们所深深信仰的事业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的真实反映。”Mary E.Modupe Kolawole，“Space for the Subaltern： Flora Nwapa’s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Heroism”，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231.

然而，细读《永》之后，笔者发现恩瓦帕较少涉及女性在内战中的政治作用，可以说，那些诸如奥姆（Omu）、乌姆阿达（Umuada）等曾在尼日利亚反殖民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庄严而有影响力的本土女性组织在该故事中无足轻重”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42.，整部小说只有一处写到女人们“为士兵们缝制军服，为士兵们烧饭，而且还给军官们送昂贵的礼物。……每个星期三为比亚弗拉祈祷”（第7页）。作为回报，她们可以听到专门为她们而作的战报。但颇为讽刺的是，这些战报充满了谎言，最终导致她们对战事作出误判，致使她们及其家人走向无谓的死亡。在故事结尾处，阿格法因误信那些骗人的战报未能在敌军进攻之前把自己四个未成年的儿子带离乌古塔而倒地痛哭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方面反映了女性的生存能力在内战期间未被充分利用和被边缘化的事实，另一方面，恩瓦帕似乎也不在意女性在内战中的政治作用。事实上，主人公凯特毫不关心比亚弗拉事业，更谈不上对它的信仰。不同于《目的地比亚弗拉》及《半轮黄日》中清晰的比亚弗拉概念，在《永》中，比亚弗拉人在国家身份问题上有着激烈的冲突，Jago Morrison，“Imagined Biafras： Fabricating Nation in Nigerian Civil War Writing”，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2005，36（1-2），p.12.他们的比亚弗拉概念充满了模糊性和矛盾性，“被淹没在一片混乱、伤害以及丧失中”。凯特一直与比亚弗拉政权所做的“名为保护人民实则欺骗他们的社会以及军事宣传”Gloria Chukukere，Gender Voices & Choices： Redefin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Enugu： Fourth Dimension Publishing Co.Ltd.，1995，p.139.做斗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永》中，恩瓦帕并没有像其他女作家那样强调女性在战争中的政治作用，她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处理内战紧张局势的能力以及缓解无处不在的肉体及精神混乱的生存策略。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2.笔者同意布莱斯的论断，即恩瓦帕的战争书写基本上没有对战争作对或错的政治判断，也没在情感上靠拢民族主义，相反，只有冷静的实用主义以及求生的本能，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29.可以说，通过凯特这一女性形象，《永》主要记录的是她引领着家人在内战中存活下来的经历。

在艾米契塔的《目的地比亚弗拉》中，黛比也是战时女性求生经历的记录者。在名为“妇女之战”（Women’s War）的章节中，黛比记录了她带领一群妇孺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经历。不过，在《目的地比亚弗拉》中，黛比记录自己及其周围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部族的妇女们的内战经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它像历史上的“妇女之战”一样消失在男性的内战书写中。同时，艾米契塔也试图借此颂扬女性的智慧、坚韧及她们对比亚弗拉事业的伟大贡献。然而，在《永》中，凯特生存下来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别人：

身处战争意味着什么。……我听到了炮弹致命的呜呜声。没有哪本书会教我们这些东西。在给我们讲解发生在欧洲以及美洲的无数次战争时，没有哪位老师能让我们听到炮弹声。（第1页）

可以说，通过凯特的经历和体验，恩瓦帕强调的并非女性在战争中为比亚弗拉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而是女性在战争中求生存的痛苦经历。凯特在战争中扮演的仅仅是战争苦难记录者的角色，她记录了战争的邪恶、荒诞和残酷。Brenda F.Berrian，“In Memoriam： Flora Nwapa （1931-1993）”，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95，20（4），p.997.《永》讲述的始终是凯特如何与比亚弗拉虚假的军事宣传作斗争从而为整个大家族赢得生存的机会，用恩泽格乌（F.Nzegwu）的话说，在该小说中，生存的本能优于国家的理想。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49.可以说，恩瓦帕正是借此来凸显小说的反战主题。对于凯特这一女性形象，内战文学研究专家阿缪塔（C.Amuta）有不同的看法。他将该女性形象读解为“恩瓦帕执着于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宣扬”，并不无讽刺地称恩氏竭力使“女性成为该故事中唯一有勇有谋的生物”Chidi Amuta，“The Nigerian Civil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Nigerian Literature”，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983，17（1），p.95.。筆者认为阿缪塔的批评有失公允。因为恩瓦帕在《永》中之所以不断地揭露比亚弗拉军事宣传的荒诞和虚假，其目的并非要宣扬其女性主义思想，而是要揭示女性在战争中求生存的不易以及战争的可怕和邪恶，从而达到反战的目的。换言之，通过强调女性在内战中所扮演的求生存的角色，恩瓦帕表达了对战争的强烈谴责。楚库吉尔指出，在《永》中，恩瓦帕质疑任何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的行为，哪怕是一个民族要宣布独立的合法动机。Femi Nzegwu，Love，Motherhood and the African Heritage： The Legacy of Flora Nwapa，Dakar： African Renaissance，2001，p.160.笔者赞同楚库吉尔的观点。尽管恩瓦帕支持比亚弗拉事业，但她似乎觉得即便是一个民族宣布独立之类的正义事业也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小说中，她借凯特之口谴责了比亚弗拉政客，认为正是他们“招致了这场战争”（第7页）。这或许也是恩瓦帕为何要采用“内聚焦”的叙事模式来描写战争给人身心带来的巨大创痛。

三 “内聚焦”：小说的自传性叙事模式

阿迪契曾听她父亲谈论过他本人内战期间的痛苦经历。她说，“如果所有那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就会成为怨恨重重的人。”Vendela Vida，Ross Simonini & Sheila Heti，eds.，Always Apprentices： The Believer Magazine Presents Twenty-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Writers，San Francisco： Believer Books，2013，p.97.艾克文西也指出，亲历战争的作家在书写内战时容易情绪化以致无法做到客观，而这往往会影响其写作的真诚。Bernth Lindfors，ed.，DEM-SAY： Interviews with Eight Nigerian Writers，Austin： African and Afro-American Studies and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1974，p.30. 为了客观公正地再现这场内战，大部分的内战书写者，尤其是亲历内战的书写者往往不会采用自传性叙事模式。尽管《在和平中活下来》中涉及了艾克文西不少的亲身经历——在内战期间，他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也负责比亚弗拉电台，B.Nganga，“An Interview with Cyprian Ekwensi”，Studia Anglica Posnaeniensia：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glish Review，1984，（17），p.284.但他尽量避免明显的自传色彩而采用了全知全觉的“零聚焦”热内特的聚焦理论将小说叙事中的聚焦分成三种类型：零（无）聚焦（zero（non-） focalization），即叙述者>人物，指叙述者能如上帝般透视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即叙述者=人物，指叙述者只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具备透视别的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即叙述者<人物，指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不具备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世界。见赵莉华、石坚：《叙述学聚焦理论探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2期，第230—234页。叙事模式。在多位记者和评论者的访谈中，恩瓦帕曾坚决否认其文学创作的自传因素，Marie Umeh，“Flora Nwapa As Author，Character，and Omniscient Narrator on ‘The Family Romance’ in an African Society”，Dialectical Anthropology，2001，26（3-4），p.343.不过，我们应看到，《永》的确记述了恩瓦帕在内战期间的亲身经历。Brenda F.Berrian，“In Memoriam： Flora Nwapa （1931-1993）”，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95，20（4），p.997.正如布莱斯指出，《永》是恩瓦帕对自己战争经历“不加掩饰的伪装”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35.。伊扎格博更是认为，恩瓦帕在《永》中身兼作者、叙述者以及女主人公三重身份。他断言，《永》中的凯特就是恩瓦帕自己。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79.事实上，如果把《永》与恩瓦帕长女恩泽莱比斯（E.Nzeribes）所著的名为《战时记忆》，即记录她们母女在乌古塔的战时经历的未发表的文章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永》的确具有明显的自传特质。举一例，埃金尼·恩扎莱布斯讲道：“妈妈……总是开着收音机，听战争新闻尤其是BBC报道的战争新闻。现在回望当时，她总是非常警觉，似乎在等待什么。……我想她并未觉得战事有什么可笑的。因为她总是与人争论，而我想人们把她当成了一个奸细。”See Ejine Nzeribe，“Remembrances of the War Period”，Unpublished Manuscript，in Leslie Jean，Blow the Fire，Enugu： Tana 1986，p.1.恩娃帕在《永不再来》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开始谈论BBC及其新闻。其他人的观点纯粹是撒谎，“尼日利亚并未准备攻打乌古塔。这不可能。”但我们听说尼日利亚在安排平底船，为攻打乌古塔做准备”，我坚持道。“撒谎！谎话连篇！”很多人这么说（第24—25页）。这两种叙事极其相似，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埃金尼“记录”了战争事件而恩娃帕则将其“创造”并“转化”成小说。See 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p.479-480.然而，不同于《在和平中活下来》“零聚焦”的叙事模式，而《永》采用的是“内聚焦”的叙事模式。

恩瓦帕曾在英国留学，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并因此而出任卡拉巴教育局局长一职，可谓社会精英。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所热爱的是事业而非政府。”Quoted in 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1.在内战中，与分别任职于比亚弗拉文化部与宣传部的阿契贝和艾克文西等男性精英不同，恩瓦帕没有担任任何公职。可以说，在所有亲历战争的内战书写者中，恩瓦帕是唯一一个过着平民生活，与政府或公共服务全然无关的人。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1. 由于她的平民身份，她在战争期间无法知晓任何的官方消息和军事行动，所以她的战争书写显然有别于阿契贝、艾克文西等男性作家或尼日利亚高官之妻恩姣库笔下有关军事行动、政治阴谋及外交策略的描写，《永》中描述的仅是非战斗人员、非政治人物的内战经历。此外，有文献记载，恩瓦帕在内战期间从哈科特港逃回自己的家乡乌古塔并一直待在那儿直至战争结束。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1.因此，在尼日利亞军队对乌古塔发动进攻之时，她无从知晓乌古塔之外的情况。笔者认为，正是恩瓦帕的平民身份以及内战经历使她的内战叙事“内聚焦”于战争期间身处与外界隔绝的乌古塔Gloria Chukukere，Gender Voices & Choices： Redefin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Enugu： Fourth Dimension Publishing Co.Ltd.，1995，p.138.的叙述者凯特的经历。恩瓦帕曾特别提及她本人在战争期间所遭遇的虚假宣传——“在战争期间，当我表达与虚假宣传不同的想法时，我遇到不少麻烦。”Quoted in Brenda F.Berrian，“In Memoriam： Flora Nwapa （1931-1993）”，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95，20（4），p.997.《永》也侧重凯特对战时乌古塔之于她及其家人有直接影响的事件的叙述，尤其是比亚弗拉的军事宣传。可以说，《永》在时空上体现更为狭窄的“内聚焦”叙事特征。

尼日利亚著名评论家乌梅（M.Umeh）认为，凯特有着与《目的地比亚弗拉》中黛比一样的人生体验，即“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天真到世故，从无知到对现实世界里的邪恶有着深刻的了解”Quoted in 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91.。《永》的“内聚焦”叙事模式展示了凯特对比亚弗拉战争宣传逐渐深入的认识过程。战争伊始，凯特支持比亚弗拉并相信它的战争宣传。但是随着卡拉巴（Calabar）以及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的相继陷落，她就开始厌烦比亚弗拉的战争宣传：“我听到的有关比亚弗拉的宣传够多的了。当我还是尼日利亚人的时候，我可没有听到过这么多有关尼日利亚的宣传”（第2页）。等她及其家人逃回家乡乌古塔时，她开始表现出对比亚弗拉方虚假战争宣传的强烈不满。她说，“我们不想再用言语来打仗。言语是无力的。比亚弗拉不可能凭借着言语就赢得一场内战。……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第23—24页）。凯特甚至拿充满谎言的比亚弗拉战争宣传当作调侃和嘲讽的对象。她对比亚弗拉战争宣传的认识越深入，就越看清它的虚假、荒诞、死亡的本质：在内战中，它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打败敌人上面，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排查所谓的奸细之上;为了哄骗、操控民众，比亚弗拉战争宣传竟然就同一场战事编造出三个自相矛盾的版本。在这种战争宣传的洗脑下，原本坚决支持妇孺及早撤离乌古塔的民兵阿迪格威（Adigwe）最后竟也改弦易辙。更为可笑的是，深受这种虚假的战争宣传之苦的碧最后也违心地变成了一名撒谎者，致使更多的平民白白送死。

一般而言，如果一位作家在审视社会及民众的冲突与痛苦时站得过近的话，他的书写很可能让人视线模糊。《永》中在时空较为狭窄的“内聚焦”的叙事模式有时的确让读者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对尼日利亚军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即便当尼日利亚军队进入同一叙事背景后，读者也无法从叙述者处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思所想。这种模糊性在凯特的那些情感发泄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同事，都是朋友，都是同时代的人。然而，没有任何的警示，他们就开始射击;没有任何的警示，他们就开始抢劫、掠夺、强奸和亵渎神明，更可恶的是，他们开始撒谎，互相撒谎。（第73页）

在这里，“他们”指的是谁？比亚弗拉人还是尼日利亚人，抑或兼指两者？叙述者似乎无法区别加害者和受害者。虽然如本·奥克瑞（Ben Okri）在其题为《男性之战中的女性》（“Women in a Male War”）的书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事件的混乱和困惑一定是人们在面对那段尼日利亚历史中血腥时期的部分反应”Quoted in Gloria Chukukere，“Gender Voices & Choices： Redefin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Enugu： Fourth Dimension Publishing Co.Ltd.，1995，p.203.。不过，《永》中那种因“内聚焦”的叙事模式导致意义空白的模糊书写似乎另有含义。伊格尔顿（T.Eagleton）曾指出，读者往往能从文本中明显的沉默、空白或缺席更明确地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在场。Quoted in Obododimma Oha，“Never A Gain？ A Critical Reading of Flora Nwapa’s Never Again”，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38.笔者以为，恩瓦帕正是通过这些模糊或限制来揭示战争的邪恶和恐怖。虽然艾克文西在《在和平中活下来》中也曾严厉批判了比亚弗拉战争宣传的虚假与荒诞，但《永》这种“内聚焦”的自传性叙述模式犹如一把放大镜让读者能够更清晰、更直观地感受充满谎言的比亚弗拉战争宣传的荒诞及其死亡的本质。

贝蒂·威尔逊（Betty Wilson）曾指出，自传模式通常为女性作家所青睐。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0.不过，恩瓦帕似乎并不是特别青睐自传模式，因为《永》是这位女作家所创作的所有小说中唯一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与她其他的非自传小说如《伊芙茹》（Efuru，1966）、《艾杜》（Idu，1970 ）全知全觉的“零聚焦”叙事模式中始终克制而审慎的叙述者声音不同，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9.恩瓦帕在《永》中有不少道德说教，在艾扎格博看来，这种道德说教声音在某些时候甚至到了遮蔽其审美考量的地步。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9.威尔逊指出，自传模式是一种宣扬个人主张的文类，是一种主人公（或作者）用以表现自我的方式。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80.笔者认为，恩瓦帕在《永》中之所以采用自传模式的目的就在于她试图通过小说叙述者的道德说教来宣扬自己的反战思想：

是啥念头？是什么样的自大以及什么样的愚蠢想法把我们带向如此荒芜、如此疯狂、如此邪恶的战争和死亡？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后就不再会有战争。战争不会再发生，绝不再来，绝不再来，绝不再来。（第73页）

乌梅相信，《永》中那些随处可见的不育、荒芜、麻疯病以及被称之为“科瓦食呕尔咳”（Kwashiorkor）的重度营养不良症和被叫做“渴扰渴扰”（crawcraw）的皮肤病的疾病意象无不表明，恩瓦帕对战争的邪恶有着比其他战争书写者更为深刻的洞见，Theodora A.Ezeigbo，“Vision and Revision： Flora Nwapa and the Fiction of War”，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91.笔者也认为，《永》那种“内聚焦”自传性叙事模式的战争叙事则进一步凸显了战争的邪恶和荒诞，表达了恩瓦帕鲜明的反战意识，使《永》成了尼日利亚内战叙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四 结 语

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内战的女性书写者大多未亲历那场内战。战争爆发时，阿迪契尚未出生，而艾米契塔已移居伦敦。唯有恩瓦帕和恩娇库亲历内战的整个过程，她们对战争中的恐惧、焦虑、暴行以及邪恶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后者的丈夫是位尼日利亚高级军官，所以她认识参与1966年恩西奥格乌（Nzeogwu）政变的几乎所有军官以及戈翁与奥朱库。Jane Bryce，“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Writing on the Nigerian Civil War”，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91，4（1），p.33. 她的自传《抵挡暴风雨——一个家庭主妇的战争回忆录》（1986）不仅真实记录了她本人在丈夫被比亚弗拉政府羁押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在内战中求生的经历，而且也像《目的地比亚弗拉》那样大量描写了内战期间的政治人物及政治阴谋。相比之下，由于恩瓦帕在战时只是一介平民，她采用“内聚焦”的自传性叙事模式，将其内战书写仅聚焦于以叙述者为中心的战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恩姣库的内战叙事是西苏所言的在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同时展开叙述的战争书写，Obododimma Oha，“Never A Gain？ A Critical Reading of Flora Nwapa’s Never Again”，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29.而恩瓦帕的內战叙事仅从个人层面切入，它“内聚焦”于普通民众战时的日常生活，凸显他们在战争中的恐惧和焦虑以及战争的荒诞和邪恶，表达了极强的反战意识。《永》无愧为一个凸显和平主义“反战修辞文本的范例”Obododimma Oha，“Never A Gain？ A Critical Reading of Flora Nwapa’s Never Again”，in Marie Umeh，ed.，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Flora Nwapa，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1998，p.434.。

在一次采访中，阿迪契谈及尼日利亚内战小说的标准——它应该告诉读者在内战期间“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发生。它如何改变这场内战的亲历者以及后来者，它如何继续影响尼日利亚的政治景观”An unidentified author，“A Brief Conversation with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World Literatures Today，2006，80（2），p.5.。按此标准，《永》并非一部优秀的内战小说，因为该小说只叙述“发生过什么”，而且还仅限于发生在身处与外界隔绝的乌古塔的主人公身上的事情。阿契贝等人认为，历史事件的书写者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历史事件保持距离。他相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另一端理解得更清楚，就好比一个明智的观众总会为了更确切和充分地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退一步。Chinua Achebe，Hopes and Impediments，New York： Anchor Books，1990，p.35.评论家艾迪·伊罗（Eddie Iroh）在谈及他心目中伟大的内战书写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书写内战的佳作应不偏不倚地叙述这一悲剧事件。John C.Hawley，“Biafra as Heritage and Symbol： Adichie，Mbachu and Iweala”，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2008，39（2），p.18.按照阿契贝和伊罗的看法，《永》似乎也称不上什么伟大之作。因为这部被作者本人称为“梗在胸口不写不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Ezenwa-Ohaeto，ed.，Winging Words： Interviews with Nigerian Writers and Critics，Ibadan： Kraft Books Ltd.，2003，p.26.的小说是在内战结束后不久（5年之后）发表的，而且它还是一部较为个人化甚至情绪化的内战叙事。用阿缪塔的话说，作品时常会以个人主观印象式评论的方式拙劣地体现了作家主观、预置的结论。Chidi Amuta，“The Nigerian Civil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Nigerian Literature”，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983，17（1），p.96.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恩瓦帕创作《永》的初衷并非要对这场战争作客观和整体的评估：该书通过对充斥于传统战争叙事尤其是男性战争叙事中的英雄主义意识的解构，对战争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战争场景的“内聚焦”处理，揭示了战争摧毁人性的本质，并清楚地表明作家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反战的人道主义思想。

Anti-heroes， Herstory and Internal Focaliz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Nigerian Civil Warin F.Nwapa’s Never Again Reconsidered

ZHANG Yan

Abstract： Flora Nwapa’s novel Never Again （1975）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ctional works about Nigerian civil war. Reading this novel in an intertextual way with reference to more Nigerian English novels， we can see more clearly tha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nti-heroic soldiers and the female survivors in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absurdity and evilness of the war， together with the horror and anxiety that common people suffered during the war， which conveys Nwapa’s firm feminist stance and humanitarian concern. Also，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mode of “internal focalization”in the novel centersingeniously on the unspeakable experiences of its female protagonist Kate during the wartime， by which Nwapa not only deconstructs the image of soldier-hero established in the male-dominated traditional war writings， but also intentionally deviates from the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women in war， which is prevalent in the mainstream war writings by women. This research may help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Nwapa’s anti-war consciousness and her literary creation style.

Keywords： F. Nwapa; Never Again; the Civil War narrative; heroism; female images; “internal focalization”

【責任编辑：龚桂明 陈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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