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驰疆

吴孟达

“我叫阿达，我妈都喊我‘憨仔。”

1952年，憨仔出生在厦门鼓浪屿。家里房子很破，海风总吹得家门口的石榴树沙沙作响。在他记忆里，那棵石榴树就是童年为数不多的“甜”。每回石榴结果，他都会爬上树，吃到石榴就能开心好一阵。他说：“贪吃就是从小养成的。”

在憨仔还没完全记事儿的时候，他那位刻板又严厉的父亲就已经去往他乡谋生。母亲在厦门一个烟草公司做兼职女工，姥姥就在家照顾他和姐姐。懵懵懂懂长到7岁，有天憨仔突然得知父亲在香港出息了，站稳脚跟了，申请把妻儿接去香港。于是，母亲带着姐弟俩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颠簸到了尖沙咀。

父亲在火车站等着，手里拿着两根当时香港最流行的橡皮糖——姐姐一根，弟弟一根。两个刚下火车的小娃，边走边吐，边吐边攥着糖，最终在鸭巴甸落脚。鸭巴甸，是1841年英军登陆之地，也是当时渔民和移民的聚集之地，矗立着许多廉价公屋。初到香港，一家四口跟好几户人家挤在七八十平方米的楼层里，厕所跟厨房共用，每天喊醒他的就是各家为争洗漱、做饭而吵得不可开交的声音。没过几年，他又多了两个弟弟，姥姥也被接到香港，一家七口换到新的公屋——20多平方米，但终于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

他是长子，没有资格睡床上，只能每天在地上躺着。父亲在三环租了店面，做起食材、药材生意。白天，母亲做些塑膠花补贴家用，憨仔就去店里切鲍鱼和高丽参。他不爱读书，在学校也是混沌度日，可又怕极了父亲，每次在父亲面前都得假装捧书不停地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