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黄跃昊 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长江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20 级硕士研究生

导言

秦安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古称成纪，素有“羲里娲乡”之称，是丝绸之路东段中线的重要节点，一直是“丝路通衢，行商坐贾”的贸易重镇。郭子章《郡县释名·陕西卷下》中记载：“金正隆间置秦安县，属秦州，取秦州安定之义也。”[1]秦安县常住人口41.63 万人，少数民族仅占到全县总人口0.33%，其中占比最多的回族也仅有一千余人，[2]南下关是回族在秦安县的主要聚居地。

南下关清真寺位于秦安县城南街与城西路交汇处，地处秦安内城以外的南郭城，亦称“秦安清真寺”。据当地居民及寺内阿訇称，其始建于明朝初年，详细年代已不可考，清朝康熙年间进行过修缮，[3]现存主体建筑为礼拜大殿。作为甘肃省现存为数不多的中国传统伊斯兰建筑，该寺是秦州地区传统清真寺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1989 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南下关清真寺建筑形制

作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的伊斯兰建筑，[4]其建筑建造技艺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就不断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相结合，文化间糅合、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特色的清真寺建筑。秦州地区清真寺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前提下，将建筑彩画、斗拱和室内砖雕等多个方面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相结合，历经百年发展，形成现有建筑形制和建筑装饰，充分彰显出文化糅合发展后产生的建筑艺术特色和地域匠作特征。

南下关清真寺整体院落布局遵循中国传统合院式排列方式，历经变迁，院落现状呈不规则平面，占地面积约1200 平方米。大门位于院落东南角，北侧为沐浴堂、会议室及厢房，南侧为管理用房、礼拜大殿。由于伊斯兰教义中要求信徒在做礼拜时必须面朝圣地，而麦加又位于中国以西，故礼拜大殿采用坐东朝西的布置方式，以满足日常礼拜使用需求。

南下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分为东西两部分，呈“凸”字形平面。东侧为厅堂式结构，五脊双坡悬山顶,面阔3 间，通面阔9.7 米，进深2 间，通进深9 米。台明正面下檐出1.25 米，高0.25 米，青砖拐子锦铺地。前檐柱高2.75 米，约为面阔的4/5，柱高与柱径的比例约为9：1，檐柱收分为0.8%，侧脚为1%，前檐施斗栱，每间两攒平身科，梁架为七檩抬梁式，檐步举架与举高比值为0.42，前金步举架与举高比值为0.52，脊步举架与举高比值为0.62，屋顶坡度较平缓。山墙为土坯砖砌筑，外抹细草泥，山尖青砖陡砌。屋面各步架椽用椽椀连接，该做法在秦州地区称为“挂口”，亦称为椽花挂椽法，[5]椽上铺设望砖，上施苫背层，屋面覆筒板瓦“捉节夹垄”，施正脊1 条，垂脊4 条，悬山屋顶施垂脊较为少见。脊筒两侧均饰植物雕花图案，正脊中部设宝塔脊刹，上刻“清贞正寺”。

南下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剖面图

南下关清真寺礼拜殿

南下关清真寺后窑殿

西侧后窑殿为中华民国五年（1916 年）改建而成，采用邦克楼建筑形制，与东侧礼拜殿通过纵向双坡屋面相连接。后窑殿一层平面近似正方形，为重檐八角攒尖盔顶式木结构建筑，开间6.7 米。一层柱头分别安设檐枋、檐檩等构件，下层檐檩中部分别置抹角梁四根，角梁后尾做透榫，插入上层檐柱，以承托二层及屋面，上层檐柱上置重翘重昂九踩斗拱8 攒。一层为四角攒尖筒瓦屋面，二层采用邦克楼形制的八角攒尖盔顶屋面，不可登临，没有邦克楼的使用功能。屋脊两侧均饰植物雕花图案，二层屋顶中央置三层宝瓶脊刹。

南下关清真寺创造性地将后窑殿功能与邦克楼建筑形制相结合，同时与东侧建筑共同构成寺内最为重要的礼拜大殿，重檐楼阁式建筑在高度上超过悬山顶建筑，营造出层层递进的建筑空间，彰显出后窑殿宏伟的气势并突出其在整个院落中的重要性，这是明代以后中国清真寺主殿建造过程中的常用方式，即通过不同建筑形制、体量及屋面形式组合，利用搭接等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达到拓展内部空间，突出建筑整体气势的作用，同时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二、南下关清真寺建筑艺术特色

自伊斯兰教东渐中国以来，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糅合，秦州地区是伏羲女娲故里，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县城内仍然保留有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文庙大成殿，这是本地区尊儒尚法，崇尚教育的体现。清乾隆年间由著名回儒大师刘智编纂的《天方典礼》是诠释伊斯兰教义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五典，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无伦之教也……五典修完，而人道尽矣”[6]。由此可见伊斯兰教义在当时已经同中国传统儒学相结合，并借助儒家思想进行解释、说明。不仅在思想领域，在建筑上所体现出的借鉴与糅合更为明显，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建筑积极适应中国自然及传统文化环境，在屋面、大木构架、斗栱和建筑装饰等方面，既保留有伊斯兰建筑对色彩和功能的要求，又包含秦州地区鲜明的地域特色、民俗风俗以及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特征。

1.斗栱

后窑殿二层斗拱

礼拜殿梁架彩画

礼拜殿山墙内侧山水画

“柱上之欂”“开谓之槉”是对斗栱最早的描述，这一构件在早期起承重作用，至明清时期逐渐演化为装饰构件，以彰显建筑特色。[7]南下关清真寺内斗拱有两种形制，后窑殿作为整个清真寺中最宏伟的建筑，在二层檐下施重翘重昂九踩角科8 攒，为双斜60°栱+三块90°栱的形制。在秦州地区，有较多使用双45°栱的建筑，如秦安文庙大成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双45°栱+双22.5°栱的斗拱形制，如天水南郭寺天王殿。[8]南下关清真寺后窑殿上所出现的60°夹角叠加三层的斗拱尚属孤例，其华栱与斜栱夹角为60°，并在斜栱后叠加三层，檐檩外侧层层出挑，内侧再无构件，斗拱为纯装饰构件。整个三层走水牙子（即外拽栱）上均刻有卷云图案，斜栱末端雕刻如意昂形象，昂嘴呈现出花瓣状。第二种形制为礼拜殿前檐斗栱，为单翘单昂三踩斗栱，其挑檐檩与檐枋（当地称“粘枋”）下为透雕的走水牙子，刻有缠枝纹图案，施蓝色及绿色油彩，昂嘴为花瓣状，类似于兴国寺般若殿和秦安文庙大成殿斗拱昂嘴。

2.建筑彩画

“绣栭云楣”“青锁丹楹”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彩画婀娜多姿、华丽多彩最为直接的描述，作为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建筑彩画能够烘托建筑氛围，彰显建筑特色。一般清真寺建筑装饰不使用具体人物及动物图案，在彩画纹饰中常以几何、植物和文字纹样为主要内容。

南下关清真寺礼拜大殿梁架上绘制的建筑彩画相较于官式建筑彩画有明显的差异性，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整体建筑采用“砌上露明造”做法，室内梁架彩画清晰可见，椽子、脊瓜柱和纵梁上为黑色墨线勾绘的一道道水波纹，这是建筑彩画工匠祈求自己所营造建筑能避免受火。保障建筑安全的一种祈福镇宅方法，其在甘青地区木结构建筑中较为常见。在西北地区的中国传统清真寺建筑装饰大多以蓝绿色为主要基调，[9]但南下关清真寺礼拜大殿梁架彩画却以朱红、群青以及翡翠绿为主要色调，殿内整体色彩丰富，对比明显，内部空间更富活力。殿内梁架上的彩画为传统的三段式结构，但是并不规整，五架梁中部枋心处绘制有石榴和展开的画卷，石榴内使用白描技法绘制出兰花及菊花，画卷内附自然山水题材白描画。梁头两侧藻头处绘有荷花等植物图样，且花瓣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渐变的特征，整体色彩晕染丰富。五架梁由坨墩承托随梁枋及三架梁，三架梁上绘有水波纹底图，枋心为打开的折扇形画框，内为白描石榴花图案，两侧分别绘制有金如意及绿玉磬，其中如意由绿色丝带缠绕，取万事顺利、吉祥如意之意，玉磬下绘有鱼尾，取谐音“鱼磬”，意为“余庆”，用谐音来寓意年年有余，这是秦州地区传统建筑中常用的地方建筑彩画绘制形式，起到祈福辟邪之用，且这两处图案的主色调均为绿色，体现出回族群众对青、绿等色彩的喜爱，同时营造出清真寺肃穆的氛围。脊瓜柱两侧角背雕刻有卷草纹饰，施蓝、绿、红、白四种颜色，与坨墩用色一致。礼拜殿山墙内侧绘有自然山水画，以山体、流水及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在山墙空白处利用山水装饰，这一做法多见于秦州地区传统民居及礼制建筑中。

3.砖雕

甘肃河州及宁夏固原有着精湛的砖雕装饰技艺，受匠作技艺及匠帮交流影响，地处秦州的回族人民也渐渐接纳这种装饰，借助于砖雕组合形式灵活多变，表现内容生动形象的特点，秦州地区清真寺对砖雕的使用多集中在寺内较为神圣重要的区域。后窑殿一层西侧墙壁朝向圣地，墙壁上设置吉布拉墙和圣龛，是整个建筑最核心的区域，墙壁四周采用精细的砖雕装饰。吉布拉墙砖雕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制，分别雕刻有正脊、屋面瓦、平板枋、花板、雀替等构件，两侧用“廊心墙”形式，高度略低于正面，以凸显中心圣龛的庄严，同时借助蔓花纹，丰富整体墙面，墙壁正中设置有拱形圣龛，顶部有方形纹饰围绕，圣龛两侧墙面绘制有石榴、葡萄、宝瓶、水壶等器物，墙面最主要的内容为两侧阴刻的阿拉伯语古兰经文，底部为青砖十字缝砌筑，整体墙面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留白，符合清真寺建筑装饰艺术风格中的“满花效果”。两侧“廊心墙”砖雕堂心为寿字纹，周围由双卷云与蝙蝠组成“五福捧寿”图案，四周为连续卷草纹。这两组砖雕与吉布拉墙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空间，是日常礼拜最重要的区域，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的图案，蝙蝠、祥云、寿字纹等都蕴含着祈福纳祥的寓意。这些装饰图案的背后是千年来儒家文化浸润影响的结果，立足文化视角，追求福报、长寿吉祥是人们亘古不变的理想，而在吉布拉墙上借助这些图案、纹饰，内心所表达出的也是回族群众对于幸福的憧憬。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文化与秦安地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秦安回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内心期许借助传统建筑装饰图案表现出来，展现出对中华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认同和热爱。

三、结语

通过对南下关清真寺主体建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寺在斗栱、建筑彩画、砖雕等多方面将中国传统建筑建造技艺和装饰艺术内涵融合。后窑殿二层斗栱与本地秦安文庙大成殿斗拱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斗拱形制和装饰特色均在继承传统做法基础上加以演化并发展。吉布拉墙体砖雕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特色技艺及中国传统祈福装饰图案，这与临夏大拱北等建筑砖雕图案和营造技艺相类似。以上诸多细节无不表现出其文化杂糅性，与此同时，从单体建筑延伸到区域文化景观，可以看到其鲜明的文化建构性，这种建构不是对多元文化元素简单的嫁接，而是多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场域中互融、共生，向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这一过程不是朝夕的影响，而是民族间彼此互动，相互认同，并在数百年间持续影响的结果。时间的沉淀进一步体现出文化特征的交流与互鉴，推动文化空间的相互糅合，以装饰风格、营造技艺为媒介，彼此间互嵌、整合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强化了文明之间的共同性。正如南下关清真寺吉布拉墙南北两侧砖雕堂心处所雕刻的“五福捧寿”图，在礼拜殿核心空间中糅合交织着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及农耕文化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传统艺术内涵特征表现出对文化糅合的认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明）郭子章撰.郡县释名.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2]秦安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秦安年鉴[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39.

[3]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秦安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979.

[4] 宋卫哲. 循化撒拉族明清时期伊斯兰建筑装饰艺术[J]. 美术观察,2016(06):120-121.

[5]唐栩.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工艺特色初探[D].天津大学,2004:76.

[6]（清）刘智.天方典礼[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7.

[7]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第2 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23.

[8]赵柏翔.天水秦州地区传统建筑大木作营造技艺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20:71.

[9]牛乐.伊斯兰教拱北的彩绘砖雕艺术[J].中国民族美术,2017(02):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