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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维护西方安全的原则和行动探析

2021-03-15李海东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23期

李海东

【摘要】自成立至今的70余年中,北约总体上有效发挥了维护西方安全的功能。北约实施的主要政策行动及特点包括:最大限度推进吸纳新成员的北约扩大,全球范围延伸北约制度的“伙伴关系计划”,确立自身在全球安全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以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来保证北约强大军事能力和削弱西方重大潜在威胁;推进“域外使命”行动使北约在其防区以外区域的重大冲突中展示现实功能;始终结合国际形势新变化对自身改革以有效应对新安全挑战等。尽管北约演变中屡遭挫折,但它仍将是西方协调内部关系和在全球范围扩张西方影响的有力工具。北约在中国周边构建的伙伴国网络会对中国安全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需保持足够的战略警醒。

【关键词】北约全球化  安全原则  北约扩大  伙伴关系计划  域外使命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3.007

北约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确保其安全的成功组织与机制。自1949年成立至今,历经冷战和冷战后的不同时期,北约在其70余年历程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通常敌人消失后,军事联盟要么衰退,要么瓦解,但北约本身却没有因循此联盟宿命。支撑北约持久发挥功能的安全原则有哪些?北约维护西方安全的关键行动和突出特征如何理解?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分析。

北约维护西方安全的关键原则

作为美国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跨大西洋连接纽带,北约在其70余年历史中大致维持和保障了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和安全。随着时代变迁,北约在扩张西方势力中呈现出新发展态势。支撑北约的核心安全原则对维系北约自身生存与壮大,始终发挥着重大作用。

首先,美国承担保障欧洲安全责任是北约存在、强化与功能发挥的关键前提。二战结束初期,为与苏联争夺对欧洲的控制权,美国彻底放弃了奉行一个半世纪的“孤立主义”传统,走上与西欧国家缔结联盟的道路。在1948年的密切磋商后,美、加与西欧国家于1949年建立北约。美国加入并以自身实力与理念重建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彻底改变了近代欧洲传统的安全实践。单一国家主导欧洲安全总是带来战争以及欧洲国家之间不断转换联盟机制总是带来冲突的弊端,随着北约的持久存在而改变。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形象总结了北约发挥的三个核心功能,即:“赶走苏联人,带入美国人,压制德国人”。[1]此三项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前提是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強有力介入,正因如此,德国问题得到暂时化解,苏联主导欧洲安全的局面最终未能出现。

北约赋予美国整合西欧国家关系并使其服务于共同遏制苏联和重整欧洲安全秩序的战略需要。华约解体后,北约一度被普遍认为将会削弱或者逐渐解体。然而,作为美国实现其战略规划的关键工具,北约在冷战后30年中继续发挥着排挤俄罗斯、弱化欧盟安全能力的功能,同时其“超越欧洲”的安全功能不断强化。它始终不断吸收新成员并始终全力发展以北约为中心的伙伴关系,目前其行动范围已远超欧洲而进入中东、北非、亚洲甚至南美等广阔区域。北约基本主导了欧洲安全格局的构建进程并持续协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西方势力范围。

可以说,美国是北约的“灵魂国家”,它主导着这个组织的形成与演进方向,使之得以经历不同时代而始终大致与美国自身全球战略调整相适应。换言之,北约是美欧之间的一场“交易”,美国承担欧洲安全保障责任,而欧洲国家则服务于美国不同时期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美国的支柱作用一旦消失或削弱,北约衰亡的进程就会加快。尽管特朗普政府继续主导北约的意愿降低,但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依然保持着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热情,持续保持着主导和强化北约功能的基本立场。

其次,北约始终以西方文明守护者自居,以巩固和扩展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为自身使命。按照《北大西洋公约》序言中的说法,“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原则、个人自由及法治精神下的各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2]这意味着,与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会是北约直接或潜在威胁。尽管朝鲜战争时,北约紧急接纳了作为世俗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的加入,呈现出些许跨文明色彩,但北约整体上大致保持了以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为标准而吸纳新成员,以及引导转型国家迈向西方制度和价值认同之路的转变进程。西班牙加入北约的曲折经历就是对此进程的生动展示。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基于战略考虑,美国推动西班牙加入北约,但当时的北约西欧成员国以统治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专制独裁为由坚决反对考虑接纳西班牙。[3]直到1975年弗朗哥死后,北约与西班牙才开启了良性互动,并以西班牙于1982年加入北约告终。

冷战后,北约宣扬其依然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理由是,它可以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加以引导,使之合乎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治理模式。北约推动实施的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计划”和吸收新成员国加入的文件中都有相关明确规定,并在实践中深刻卷入他国内政转变进程之中。北约可以说是引导转型中国家全方位实现西方化的最重要安全工具。[4]冷战后的中东欧众多国家的深刻转型之路大致相似,即:它们选择经济融入欧共体/欧盟、安全融入北约的对外战略,依据北约所确定的内部治理原则对自身制度作全面调整,最终拥有北约成员国资格。北约在冷战后30年推动了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维度全方位的西方化,展示出其以对他国国内改造确保自身安全的意图和功能。[5]

再次,有着明确军事联盟自我定位和以始终明确的外部敌人来维系自身生存和确保自身现实功能不断加强的原则。作为被普遍认定的军事联盟,北约始终有着明确认定的外部敌人,并以对明确敌人发挥强力威慑和攻击功能来确保联盟内成员国安全。冷战期间,北约以苏联为明确敌人,致力于在军事领域有效抗衡苏联,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还是6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实施的“灵活反应战略”,北约无不根据美苏军事较量最新态势而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军事战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