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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2021-03-15徐贵祥

安徽文学 2021年3期
关键词:老街

徐贵祥

洪集编撰镇志,要我写篇文章,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责任。浏览初稿,很多往事浮现在眼前,倍感亲切。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参军离开洪集的,此后一直在外工作,始终关注着家乡的情况。八十年代初的一年,皖西發生严重内涝,我出差在外,躺在火车硬卧上铺,听广播报道提到了霍邱南部灾情,我无声地哭了一场。就是那次洪灾,时任洪集公社书记的我父亲,几天内头发掉光(俗称“鬼剃头”),成了不折不扣的秃瓢。待大水消退,灾后重建就绪后,父亲的头上不仅重新长出头发,而且很多白发变成了黑发。这件事情在我们家一直引以为奇。

故乡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一直无法解释,因此也一直萦绕于心。感谢家乡的领导和史志办的同志,从错综复杂的历史长河中钩沉梳理,建造了一座文字的精神家园。

洪集镇的历史、人物和今天的发展,史志多有记载,毋庸赘言。我想结合我的经历,谈谈我对故乡的认识,和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故乡给予我的帮助。

一、老街印象

在我记事的时候,洪集(传说中的娥眉州)好像刚刚衰落下来,并继续衰落着,仅有的一个老街,站在西头的高台子上往东边俯瞰,总体呈“F”形,只是“F”的东边多了一个点,那是学校和操场。“F”下面的一横比上面一横长一些,那是南街,回民集中的地方。青石板街面就像一条小河,两岸多数是土墙草顶的房子,只有百货商店和清真寺、东头学校等屈指可数的建筑是砖瓦结构。

以后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或者在更早的时期,洪集老街确实经历过繁荣岁月,这从老街上仍然保留的中医诊所、饭店、商店、成衣铺、铁匠铺、轧花厂等国营或集体企业,以及街上各类手工业艺人的身上,还有文昌宫、山西会馆、杜家老楼等有名无实的符号,可以看出历史的痕迹。可能是经历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六十年代的“除四旧”运动,才把老街拆得七零八落。应该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搬砖活动,把文昌宫的绵砖(比常规青砖大约两倍重且质地细密坚硬)搬到东头建学校。印象很深的是,那次劳动我获得了奖品,一盒火柴盒大小的蜡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奖,可能是学校奖励的,也可能是我母亲奖励的,记不得了,能够记得的,只有那一小盒蜡笔。

洪集老街和乡下有很多回民,信奉伊斯兰教。老街东南方有个清真寺,并不高大,但是瓦顶屋脊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的宝塔。在我幼年的幻觉中,那个宝塔非常神秘,好像能够挨到天庭,能和宇宙对话。

相对于汉族,老街的回民似乎更有文化底蕴,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心中有真主安拉,有一套民族的生活准则和秩序,比较讲究礼仪。稍微富裕一点的回民,家里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家具,窗明几净。二是团结,信教的回民都是真主的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准则,在精神上是利益同盟,遇事比较抱团。当然,洪集老街的回、汉两族相处是很和谐的,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能够相濡以沫,互通有无。

老街回民的文化传承,对于我们这一代洪集人的精神发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汉族能够接收到的文化信息,回民都有;而回民接收到的文化信息,汉民则未必能够接收得到。从文化积淀而言,回民比汉民多了一条渠道。回民生活区里的礼拜祭祀、婚丧嫁娶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大门。当然,还有关于真主、信仰、未来世界的种种想象和故事,以及回民文化艺术创作,成为洪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们家有很多回民邻居和朋友,他们丰富了我的见识。好像回民家里的书籍也比汉民家庭多。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洪集的政治中心西移,老街逐年萧条,街道越来越短,街心的青石板越来越少。小十字街上我姥姥家斜对面,原先有一幢回民家庭的四合院,院子里有天井,房顶上有采光玻璃。前几年回去,发现只剩下一幢房子了,主人是许耀芳,我小时候喊她五姐。当年老街的长辈都叫她“口丫头”(口,当地方言,意指泼辣,隐含好斗)。其实口丫头并不口,只是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口丫头心地善良,极尽孝道,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是她伺候爷爷直到送终,老人九十多岁仍然身板硬朗,无疾而终,这是口丫头照顾得好。口丫头因为要服侍爷爷,也因为心高气傲,一直单身。前些年有好心人介绍她到外地工作,故土难离,出去几天又回到洪集,孤独而又满足地生活着。以前我每次回到老街,都要看望她。去年清明期间回去,突然发现许家老屋也不见了,怅然若失,正茫然四顾,只见西边走来一个人,微笑地看着我说,怎么样,找不到方向了吧?我一惊,打量来人,这才认出来,正是许耀芳,几年不见,我们都老了许多。许耀芳告诉我,她的老房子是危房,在政府和亲戚的帮助下,盖了新房子。我说这当然是好事,可是你家老房子没有了,以后回来,我就找不到东西南北了,我从哪里找到我姥姥家呢。许耀芳笑笑说,来,我带你看。我跟着她,顺她手指的方向,看见门前走廊卧着一条两米多长的青石条。她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找,站在这里,你就能找到你姥姥家了。我站在青石条上,向西北方看,已是废墟荒野。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乡愁啊,乡愁不是愁,乡愁是怀念,是对美好岁月的诗意追忆。我的老街,我的童年,我的姥姥家,都融入到这一条无言的青石条里了。感谢我们的口丫头姐姐,她已经成了老街最后的守望者,成了我回老街的重要理由。

另外,洪集境内有三座楼让我印象深刻,一是老街上的小红楼,红色瓦顶,十多米高,从西往东看,在平畈的阡陌之上,依稀可见烟柳掩映红楼一角,往往让人生出很多想象,据说这是大地主的胡家老楼。还有一个杜家老楼在老街的东北方,我父亲和大舅读私塾的地方,那个大地主家的少爷杜立元,在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共霍邱县委第一任书记,他也是我的小说《飘呀飘起来》里的主人公韦梦为的原型之一。第三座楼是洪集西部老楼冈的窦家老楼,窦家世代为官经商,有很多文化遗产,听说洪集镇老领导、原霍邱县文化局长窦德运等人正在挖掘窦家老楼的史料,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可喜可贺。

洪集,既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又有现实建设美丽乡村的辉煌成就。洪集人性格中的自信、乐观、执着和浪漫,由来已久。当我进行创作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洪集那方水土浓浓的诗意。

二、变迁今昔

我的学生时代,洪集属于姚李区管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洪集和姚李两地分分合合,姚李区一度分成两个大公社,洪集一度并入大桥公社。我小时候顽皮,有一年冬天到河沟里滑冰,坠入冰窟,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用拐杖把我拉出来的,事后我穿着一条没有衬裤的棉裤,去向我父亲交“检查书”,就是在大桥的一个农家里。据说父亲参加工作之初,就是在那里当乡长,那个地方叫“新苗集”,曾经是一个小乡。

初中以前,我和父亲住在公社所在的院子里(在“F”下面一横的下面,也就是西街南侧,一街之隔是公社卫生院。我读初中以后,公社迁到西北方的老楼冈,这个院子的一部分为我姥姥家购买),十几个公社干部的孩子,包括信用社、卫生院干部的孩子,组成“公社小孩战斗队”,同“北头小孩战斗队”“南头小孩战斗队”开展攻防战斗。当时的武装部长配备有驳壳枪,还有民兵训练用的老式步枪。有一天晚上,我们决定袭击“北头小孩战斗队”,一个小伙伴从家里扛出了一支步枪(其实没有子弹,撞针也被卸掉了),还有一个伙伴从家里拿了一把手电筒,感觉装备非常先进。我们一行耀武扬威向北头开进,被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发现了,几个父亲一起出动追赶,我等屁滚尿流。当天晚上,公社大院里的鬼哭狼嚎此起彼伏,“公社小孩战斗队”集体缴械。

洪集原先是个公社,历任领导我记得一些,我父亲在洪集当宣传委员的时候,书记是乔厚传,洪集人对他很敬重,这个人话语不多,沉稳大气,不怒而威。乔叔叔的夫人叫张现林,是公社妇联主任。张阿姨非常敬业,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立场坚定。但凡谁家有打老婆的事情发生,得到消息,她立即冲上去训人,洪集的男人都怕她。还有一个老基层叫许友民,回民,号称“老回头”,在洪集当过公社主任,以铁面无私著称,做事雷厉风行,生活极其简朴。家乡盛传一句基层干部的名言,群众吃干,干部吃稀;群众吃稀,干部喝水;群众喝水,干部饿死。以后我写小说《四面八方》和《霞飞湖》,里面的人物形象,有很多取材于家乡的基层干部。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随父亲工作调动,转学到姚李中学,初中二年级父亲调回洪集当副书记,我又转回到洪集,在洪集戴帽中学读书。当时的公社书记叫付才章,霍邱北方人。这个人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背着粪筐拾粪。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以公社书记早晨起床后拾粪为素材,写基层干部不忘初心,不搞特殊,同农民打成一片。这篇作文后来得到语文老师王启昌的赏识,让我在课堂上朗诵。戴帽中学有个老师张联政,复员军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会刻钢板,办了一张油印的小報,这篇文章后来被张老师刻印在油印小报上,拿到散发油墨的小报,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这应该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至今记忆犹新。

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取消了公社建制,由县管辖乡镇,大桥公社又重新并入洪集,最初名称叫“洪集乡”,后来又改成“洪集镇”。我不太懂得行政建制上的“镇”同“乡”有什么区别,可能会有一些硬件指标,比如城镇人口数量和工业产值。“镇”这个字,意味深长,往前一步,它就是城市,往后一步,它就是乡村。

从缩小城乡差别到城乡一体化,再到乡村建设城市化,同中国所有的镇一样,洪集也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跋涉的漫长经历,这是时代的必然。

三、融汇城乡

在我的感觉中,洪集老街具有城乡接合部的特质。小时候,洪集老街上活跃着一群中学生,都是“停课闹革命”中从叶集中学遣散回来的,带回来很多“毒草”,后来被收缴在公社西院的土楼子里,不断地遭到我们这些顽童的洗劫,那是我童年阅读的天堂。

在洪集老街的上一代学生当中,我顶佩服的人是我的一个亲戚,我老姨的小姑子任哲英,我们喊她“任姨”。她是洪集老街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我曾经在老姨家里看到过任姨的一个俄语作业本,不仅俄语写得流畅优美,封皮上“任哲英”三个汉字也写得非常大气。至今仍然觉得,我的成长同这个长辈有关。

洪集同城市文明亲密接触,有两个情况值得一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批干部从城市下放乡村,其中由安徽省工业厅的副厅长付云带领的八名干部,他们的到来,可以说是洪集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记得有一次下放干部队同洪集联队打篮球,下放干部队里有一个女同志,个子很高,戴着军帽和眼镜,穿红色毛衣,在场上很活跃,一边打球还一边指挥,哇啦哇啦地听不懂。去年我创作长篇小说《英雄山》,写了一个红军在遵义同师范学校打篮球的情节,红军领队用英语指挥队员行动,灵感就来自于五十年前的这段记忆。

有一对下放干部,男人王西燕,女人傲歧凤,有个小孩名字叫小川。傲歧凤的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县长,那个年代无家可归,跟女儿一起下放在洪集,住在公社大院西边的土楼子里,与我姥姥家一墙之隔。我之所以对这家人印象很深,因为他们家有很多书,其中有不少连环画,我经常以带小川玩的名义到他家看书。那时候我十岁,也可能十岁多。王西燕两口子都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待人很和善。

但是,我却做过一件很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夏天,我突然听见小楼子里面传来滴滴答答的电波信号声,以我从连环画里获取的知识,判断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在发电报,联想到小川的姥爷当过国民党县长,越发认为这是真的,越发觉得立功的时刻来到了,我甚至想象我即将成为小英雄刘文学,即将同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当天晚上,父亲回来,我把我的重大发现向他报告,父亲也很紧张,但是他没有马上掏枪,而是交代我,不要声张。第二天他到小楼子去了一趟,在王家东拉西扯了很长时间,回来后对我说,王叔叔是无线电工程师,给街上的人修理收音机。傲爷爷出身不好,随时都有危险,以后不要乱讲。后来我从《会馆村志》里面看到了王西燕和傲歧凤的名字,这对夫妇给洪集做了很多事,傲歧凤一度自告奋勇成为洪集文艺宣传队的编导。洪集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还有一个下放干部,记得姓高,也许并不姓高,但绰号叫“老高”,说话有点女声女气,还会织毛衣,当时被街上的大姑娘们讥笑为“假老婆”。这个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蛰伏了几十年,后来也发挥了作用。《英雄山》第二部《伏击》主要人物原是国民党特务,潜伏到陕北刺杀红军高级将领,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理想信念感召,后来调转枪口反戈一击,成为八路军英雄。但是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每次心理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织毛衣,给他的女朋友织袜子、织手套。这个情节,同样得益于少年时期洪集老街“老高”留给我的记忆。

再有一个情况,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尽管当今社会对这个运动众说纷纭,但是我个人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错,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初心,革命,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解决了城市拥挤和学生就业的问题,也把城市文明带到了乡村,同时也可以把乡村文明带到城市。去年我去兰州,写了一篇文章《到兰州种一棵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仍然呼吁,要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考虑恢复、延续和重组建设兵团。

我本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受惠者。因为我是城镇户口,也一度混迹于知识青年的行列,不仅享受五百元的安家费,还可以经常和知识青年一起开会,到公社吃一顿红烧肉炖萝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知识青年那里感受到城市文明和外来文化的气息,拓宽了眼界。

我插队的那个村庄,是尚善大队王大庄生产队,同一大队的知青点上,有几个上海知青,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叫小丁的男生,会吹笛子。当时我也学吹笛子,所以对他很崇拜。依稀记得,有一次小丁等上海知青,组织我们去偷群众的狗,小丁等人负责打狗,我负责背狗。那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么重大的行动,有点紧张。我们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摸到指定地点,意外发生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狗,而是遇到了一条奄奄一息的病狗,真是喜出望外。几个人没有怎么费劲就把狗背到了知青点,然后开膛破肚,几棵大葱往锅里一放,一会就有一锅香喷喷的狗肉端到桌子上。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揣摩出事情的真相,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公社副书记,那几个上海知青对我不放心,担心我这个“土知青”回家讲漏嘴了,所以就制造了一个假象,其實那条狗早就被他们下了“蒙汗药”,让我误认为遇到了“意外的惊喜”。可见,城里人比乡下人心眼多,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留一手”。

少年时期,可读的书不多,哗啦一下,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了,几乎每个人都带来一些文学书籍。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我的阅读黄金时代。在我参军前几年,下放知青中流传很多手抄本,像《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等,对于我们这些资源贫乏的人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如饥似渴,即便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也能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就是在那个时期,我的文学梦被激活了。高中毕业以后,我在洪集中学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先后读到了上海知青卢新华的《伤痕》和安徽作家祝兴义的《抱玉岩》,喜欢得不得了,还模仿着写了一篇小说,投稿到《安徽日报》文艺副刊,被退了回来。

知识青年中间,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上海知青庞榴珍,因为吃苦耐劳,能同农民打成一片,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也因为老成持重,有思想,有口才,很快就转干了,调到公社当团委书记。我在中学入团的时候,她亲自找我谈话,指导我填写“入团志愿书”。后来她当了公社副书记,公社的干部都是她的长辈,两代人相处得非常好。前几年,失散多年的共青团员又找到了组织,在六安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我隆重地介绍庞大姐和她那一批人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与会的同志说,年近花甲的庞大姐仍然那么气质高雅,举止得体。庞大姐告诉我,上海有个洪集知青群,他们始终把洪集作为第二故乡,始终关注洪集的建设和发展,也始终关注我的创作和进步。她还经常到大别山摄影,有不少堪称精品的摄影作品。

四、传承文武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里说的水土,不是山川河流,而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所谓文化,我的理解就是文明发展的精神化石,具体表现在集体记忆、集体性格、集体行为方式。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特质。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差异性。洪集和相邻的姚李、罗集、长集、曹庙等乡镇比较,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这是需要我们探究的。要说洪集同上述乡镇的文化差异很大,那还不是,不可能有亚洲文化和非洲文化那么大的差异。但是要说没有差异,同样也不是,倘若没有差异,大家都一样,还叫什么文化呢?

还是要感谢洪集镇的领导和镇志编纂工作者,正是因为有了一本镇志作为基础,我们的目光才有可能超越历史和现实,条分缕析洪集文化的特质。我本人粗浅地认为,洪集文化至少有四个方面和周边乡镇不太一样,可以显示特质:一是红色文化传承,二是城乡文明结合,三是民族文化交融,四是文学艺术发展。

所谓文化,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最后都作用于意识形态,所谓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洪集非山区,不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但是洪集有开国中将和少将,在和平时期还诞生过一些将校,其比例是周边乡镇难以望其项背的。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洪集现有文学、艺术等各类协会会员十多名,还有很多业余爱好者,这个数字,也是周边乡镇不好攀比的。曾听人说,洪集地杰人灵,武出将军,文出作家。这话有点自夸,但并不虚妄。

先谈谈洪集的武。

显然,杨国夫中将是洪集人民最大的骄傲,我曾有幸地目睹过将军的风采。好像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杨国夫回了一次洪集,六安地区、军分区和县里都来人了,云集在洪集老桥杨国夫亲戚家圩沟内外。杨司令在亲戚家里吃了一顿饭,离开的时候,因为化雪,有段小路泥泞不堪,用砖头在泥泞中垫了一段小路,不知道谁安排了几个小孩,站在路边,杨司令就拄着小孩的脑袋,一步一步地跨上大路,穿的是布鞋。这个景象至今犹在眼前。大约也是在这前后,我们家里出现了一本《安徽画报》,里面有幅黑白照片,身穿军装的杨国夫同一群女孩子握手,标题是“杨国夫副司令员接见我们”,被接见的是安徽省的女民兵。

我参军了,提干了,再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划归济南军区,辗转同杨司令的夫人张岚老人取得了联系,并且通过济南军区总医院的朋友,得到了一本杨司令的自传《战斗在清河平原》。此后数年,杨司令的形象一直耸立在我的思维世界里。我后来创作《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马上天下》等作品,里面都有杨司令的影子。直到前几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对阵》,以抗战时期杨司令领导的渤海军区历史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山海关战役为背景,主人公的名字干脆就是杨蓼夫。抗日战争时期,杨国夫从陕北到山东,以一个红军教官的身份,指导地方武装建设,单刀赴会平息叛乱,率部在战斗中扩大根据地,直到统领渤海半壁河山。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部队成为解放军的第一个建制师,番号七师,进军东北的咽喉要地山海关是他打下来的,也是他守住的,从而保证了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出关,在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上,杨司令劳苦功高。解放战争时期,杨国夫在洪学智担任军长的第四十三军当副军长,两个皖西老乡共同指挥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前不久一次老乡聚会上,洪学智长子洪虎同志跟我讲,杨国夫虽然识字不多,但是记忆力惊人,每次到上级开会接受任务,别人用笔记本记,他用脑子记,回来传达,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绝不走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些从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战将,每个人都有过人之处。

张希才将军和徐体山将军等前辈的情况我不太熟,镇志已有记载,我就不多说了。记得小学读书时,我们给一位名叫匡胜雨的老红军扫过墓,此人好像在外地当过军分区的司令员,我的一部未完稿的小说里写到过这个情节。我在镇志初稿里没有见到关于匡胜雨的介绍,听说镇党委和政府正在做这方面的弥补工作。

我军第二次授衔后,洪集又出现一个少将,袁家新同志。有一年,我作为某部工作人员,参加济南军区人代会,看到代表名单中有袁家新,就去拜访他。他当时是本军区另一个集团军的师长,著名的“沙家浜团”就在他的麾下。见面之后,得知他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一直关注,经常在军队报刊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在夸奖之后,多少也对我表示一点惋惜之情,还委婉地劝诫我,不要不务正业。这位乡贤之所以对我舞文弄墨不以为然,完全是出于好心,第一,我当时在集团军政治部当干事,组织处又是党委办事机构,那时候刚刚授少校军衔,意气风发,前途可观。放着这么好的平台不好好工作,三心二意地写小说,实在太可惜了。第二,袁师长掰着指头计算,我的学历和文化水平都很有限,文学创作不是我的强项,还不如一门心思从政。后来他就任集团军长、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我们多次见面,他对我的惋惜之情始终有所流露,有一次还表情很痛苦地瞅着我说,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走,写什么小说啊。直到我得了一项文学奖之后,有一年一起回洪集,在饭桌上他表扬我说,也是对的,人各有志,术业有专攻。不管做啥,做就做到頂尖的。我说现在还谈不上顶尖,我还得努力。他点点头说,好,低调。

洪集在军界干得不错的,接触比较多的,还有白宗林,洪集老街北郊人。此人先后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英语,中国驻比利时等多国武官,大校军衔,现已退休。原以为他退休之后,老哥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聚聚了,事实上不是,他还是很忙,我跟他打趣说,他是退而不休。近年来,他多次发表演说或发表文章,诸如《世界军事安全论坛》《北约困境与欧盟共同防务建设》《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阿富汗问题的现状及出路》,翻译出版《欧洲及地中海战略》,参与起草翻译《筹划来来:联合国行动》等等。作为军事外交官员和防务专家,白宗林忙的都是大事,家国天下。

再谈谈洪集的文。

在我的记忆中,洪集的上空始终飘荡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洪集的文艺活动是很活跃的,很多人都是途经文艺宣传队走上基层干部岗位的。在陶锦源、周老飘、汪礼堂等人的推动下,洪集的文艺一直红红火火,培养了很多人。这些人后来有的离开了洪集,有的仍然守望着故乡。在文学界,我比较熟悉的就有穆志强、张冰、柳冬妩、李元红、唐先武等人。

穆志强是最后一个离开洪集老街的,到县里先后任工商联副主席和文化局副局长,他也是我在皖西作家圈里重要的“卧底”,多次引导我回洪集看老街。他的微信名一直叫“老街隐者”,可见对于故乡的眷恋之情。他创作的很多散文、诗歌、歌词,里面渗透着浓浓的乡情、乡愁,表达了对于故乡发展的新的期盼。他创作过一篇散文,名叫《老街寻梦》,情感真挚,语言生动,我印象很深。他的获奖散文《为故乡喊魂》发表后,被《散文选刊》和《中华文学选刊》同时转载并收入《2015 年中国好散文》。有一次通过微信收到一首歌曲《老村庄》,意境非常亲切,听起来就像一幅乡村水墨画卷在徐徐流动,后来知道,歌词作者就是穆志强。2017 年夏天,7 名军队作家到金寨采风,我专门把他们带到霍邱,向他们炫耀张子雨、穆志强等人,我对他们讲,看看,我说我认识《老村庄》的作者,不是吹牛吧,他还喊我大哥。

张冰退休前是镇领导,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并以儿歌见长。有一次我得到消息,他作词的歌曲《春歌》《桃花雪》《水乡歌儿多》等四首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展播,令我兴奋不已,让学生找来录音,集体欣赏。学生在讨论中反映,听了这几首歌,仿佛看到了江淮之间蓝天白云,看到了皖西风情和老百姓的精神面貌。近年来,张冰一直为洪集镇的文化事业奔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虽然不生在洪集,但我对洪集是尽力的。”什么是故乡?除了那块生养我们的地方,还有那块我们热爱的地方。

柳冬妩是洪集北郊人,原名刘定富,是最早的打工诗人和打工文学评论家,开风气之先,立时代潮头,也为自己的打工生涯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我曾经读过他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感觉此人脑子非常活络,见解独特。前几年见面,他告诉我他在研究洪集文化,以窦家老楼的兴衰为主要脉络,这件事情是个功德之举。他好像还找到一本窦家的族谱,据说十分珍贵,可喜可贺。

在北京生活的众多老乡里面,我和唐先武走动得比较频繁,他的新闻稿件我看过一些,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注重诗意和形象化的。在新闻稿件写作中,经意和不经意间体现文学性,这是十分难得的。现在,唐先武已不仅是一个高级记者了,他的几部关于故乡的散文集子,比如《城市诱惑》《故乡,已是驿站》《沧桑的家园》等等,文字相当漂亮。一不留神,身边又多了一个老乡作家。

认识李元红是个意外,几年前,有一次在唐先武家吃饭,遇到一个年轻女子,说起来,竟是沾亲带故的表妹,这个人就是李元红。印象中,交际场合的李元红比较低调,始终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偶尔开腔,慢吞吞的。那时候我以为她是跟着哥哥到北京跑码头的小帮手,没想到几年后,我的桌子上竟摆了她的好几部作品,《岁月凝红》《沧浪归元》《半夏花开》等等,文字清新,感情细腻,让我既惊且喜。

老乡中还有很多作家和潜伏的作家,还有很多艺术家和未来的艺术家。比如我未曾谋面的赵克明先生,单从镇志初稿提供的篇目上看,写了那么多关于教育的论文、散文,令人肃然起敬。还有我的小乡亲王军,这小伙子和我的渊源很深,四十年前,他的家就在我家老宅西边,他的三个舅舅都是军人,他和他的爸爸也都曾在军旅,虽然如今他在沈阳工作,仍然不忘初心,写作并寄情故乡,我为他的成长高兴,并希望他更加茁壮。

还有很多,很多……家乡的一项工程,牵引我无限思绪,要说的话很多,怎么也说不完,还是打住,春暖花开回洪集,慢慢分享发展中的家乡美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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