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华

与既往诸多国企改革叙事有所不同，《零事故》没有着力刻画改革进程中披荆斩棘的英雄形象，没有极力描摹改制的步履沉重，也没有刻意渲染下岗工人生活的艰难，而是在因与果的逻辑推衍中自然而然地再现国企改革的历史与当下，于平实、客观、内敛的叙述中呈现改革的复杂甚或悖谬，尽管是国企改革叙事的个案书写，却也颇具普遍性的思想意义。

一方面，小说揭示了国企改革中“刚性”管理制度与“柔性”人文关怀的深度悖离。天狮啤酒厂因体制僵化、人浮于事、人心涣散导致企业难以为继，被C 市另一国企收购，但仍在“国有”范围内。此次被D 国跨国公司“佳思丹”兼并重组，“国退民进”，导致了企业的命运及其管理模式的颠覆式改写。现代化的企业要求效率至上，并匹配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资方代表劳伦思要求天狮啤酒厂做到安全生产“零事故”，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厂方重用了“认死理”的门卫刘安全，进行了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硬核”措施的实行，甚至在安监会上通过了军事化管理的方案。一段时间内，劳伦思对天狮啤酒厂的安全生产措施及其成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事与愿违，由于过于追求效率和制度过于严苛，缺乏弹性，导致企业员工的极度疲惫，这为安全生产带来了致命的隐患。在总部执行董事考察期间，啤酒厂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而此时疲惫不堪的员工和值班经理已经顾不上被处分的焦虑和恐惧，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严苛的管理制度并没有匹配相应的人文关怀，导致了“刚性”的制度措施和“柔性”人文关怀的深度悖离。“零事故”的目标追求和措施手段之间也存在严重的错位。小说以此为主题维度，对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也对企业缺乏人文关怀的管理文化予以批判。小说主题触及到了当代企业管理的痛处，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

另一方面，小说写出了国企改制过程中“人”的命运遭际及其生存方式的反思。天狮啤酒厂在“退城入园”过程中，带有国企传统色彩的浴室、理发室、小卖部、图书室、医务室等一律被砍，员工全部下岗，即便是搬迁还没有触及企业内部改制，企业中人的命运也随之沦落。任何改革必然要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国企改革作为中国转型期最重大的改革之一，自然莫能例外。就企业工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则丧失了过去国企员工的主体性和主人翁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小说主人公王愛国的命运就是如此。“退城入园”搬迁中，作为厂长的他尽管家里的窗户被数次砸碎被迫搬家，但因为魄力和牺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企业家”。啤酒厂被C 市国企收购后，他仍然严格管理，至劳伦思事故发生的时候，企业已经安全生产568 天“零事故”。啤酒厂被跨国公司收购后，因为生产事故他被免去了生产运营总监的职位。他的被降职反而引发了他对生命存在方式的自我反思。他的过于自律、过于严格的管理，过于自我牺牲，过于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管理是否就是妥当的？小说的结尾，王爱国“决定从今天起，以后每天十个小时给厂子，其余时间留给自己”可谓意味深长。严苛的管理导致人性的压抑，导致事故的发生，导致命运的反转，导致生命丰富内涵的单一，这就是最终的目标和愿景？显然是背离了初衷。不仅王爱国，小说中开叉车撞倒劳伦思的司机老鬼，也因事故，自我离职，开了一家渔具店，反而远离了单调、枯燥、压抑甚至崩溃的流水线式的生活而获得了新生。无论是王爱国还是老鬼，他们都逐渐告别了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以及“工具人”的命运，向着生命的本在回归，小说以人物命运的书写给我们的生存带来有益的启示。

再一方面，“零事故”的反讽叙事结构形成了审美张力。小说的名字谓之《零事故》，读者的阅读期待盘桓于“零事故”的情节故事如何构建抑或追索“零事故”背后的语境及其隐喻。然而小说的开篇是以劳伦思到天狮啤酒厂视察被工厂叉车撞伤的“事故”为发端，足见作家构思的别具匠心。之后的企业改制，“零事故”一直是劳伦思悬在王爱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王爱国知道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小说沿着如何实现零事故而展开叙述：更换安全设备，安装监控设施，完善管理措施，重用安全管理的人才，直至实行军事化管理……人被物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物化的管理势必走向安全生产的反面，生产者的人性被扭曲，主体性被抽空，长期超负荷于流水线上的机械劳作与所谓“硬核”的管理体系，伴随的是企业很多员工精神的几近崩溃。越是追求“零事故”，事故却不期然出现，防不胜防。小说的后半部，天狮啤酒厂出现了重大的生产事故，王爱国难辞其咎;劳伦思陪同的执行董事也因为应酬饮酒过量而猝死，也被免职。小说由此完成了一个反讽叙述的结构：零事故的目标设定——事故的发生——变本加厉地管控——事故再次发生——零事故的乌托邦解体。由反讽叙事结构带来了文本叙述的审美张力，在充满审美张力的叙述中，小说凸显了较为深邃多维的思想题旨。

小说以安全生产“零事故”为反讽视点，艺术地呈现了国企改制过程中企业生存的痛楚，深入挖掘了企业管理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悖论及其伦理困境、刚性管理和人文关怀的疏离、人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带来的人性异化等深度主题。小说最终落脚于国企改制过程中“人”的生命遭际，凸显了现代性生存体系中人的命运螺丝钉化的叙事反思，这也充分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