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生

如果将小说比作人，那么写小说就像在画人。如果将小说要素对应于人体构成，则人物是面孔，情节是身体，意图是神情。何种画中人可谓之为美？似乎没有统一答案、绝对标准。美是变化的，汉代以瘦为美，于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唐朝以腴为美，因此“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美是多元的，莫奈《花园中的女人》是印象派的朦胧之美，毕加索《哭泣的女人》是立体派的以丑为美。尽管如此，宋玉所想象的“东家之子”，达·芬奇所塑造的“蒙娜丽莎”——那种面容姣好、身材匀称、神貌清朗之形象，无疑更具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与普遍性的美。

《零事故》的故事取景企业并购中人的生存处境，以事故起笔，又以事故收尾，首尾呼应，是一篇完成度较高的文本。王爱国职场沉浮，命运起落，让我们读到了现代管理制度的冷漠与无情，也读到了物性给人性带来的压力。这也充分彰显了李宜祥也是一位有思考、有想法的小说家。不过，虽然李宜祥小心翼翼，反复涂抹，努力追求叙事“零事故”，还是难以掩盖它的文本“事故”。

人物无疑是小说的梁柱之一。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爱玛的《包法利夫人》，没有于连的《红与黑》，没有奥楚蔑洛夫的《变色龙》……我们无法遗忘这些文学经典，几乎就是难以忘记那些个性鲜明的形象和他（她）们烙印在我们心灵的深刻印象。《零事故》的文本“事故”之一是主要角色个性不够突出，形象模糊，且性格逻辑缺乏统一。故事开篇，劳伦思被撞倒在地，王爱国看到且感觉到他的不满、理性与傲慢，明快地确立了角色的矛盾关系。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暗合了普罗普叙事文学的角色功能，有利于推动叙事，增强戏剧性。但是，小说家却很快就掉了头，将王爱国与劳伦思转换成协同关系。这种折断与转向，让王爱国的形象陷入模糊和分裂状态。一方面，他是肯定性的正面形象，敬业，自律，忠诚，有执行力，对缺乏人情味的管理制度有所犹豫、有所反省;另一方面，他又是否定性的负面形象，他极力揣摩劳伦思的意图，屈从规则，服从秩序，顺从潮流，是胆怯、克制和冷漠的经济人，活在劳伦思的阴影里，没有自我，人格异化。同样，劳伦思也像是没有定妆就匆忙登场的人，他本是冰冷制度的象征符号，最后却又替王爱国声辩，谴责没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也许，李宜祥意在写出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若是长篇小说，当然可以如此，因为它有足够的长度和充分的篇幅来表现人物心灵的挣扎、内心的冲突和心理的变化，可以让人物在小说里“发育”和“成长”。但是，短篇小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容忍“心灵辩证法”。短篇小说，只能写那些“长成的人”，无法写“成长的人”。

无论意图是确定性的，还是不确定性的;是“刺猬式”的单一，还是“狐狸式”的杂多，文本完型，意义会“水落石出”。因此，虽然《现实一种》创造另类真实，《错误》制造叙事圈套，但在余华和马原的叙事革命、文本实验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所建构的世界观、价值论，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与洞见。《零事故》的文本“事故”之二是文本内部价值分裂，意图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好似神情暧昧之人。小说写的是两次事故，却取名“零事故”——劳伦思居高临下的、压迫性的考核指令。应该说，这个反讽性的标题恰当地暗示和隐喻了文本的观念与态度，即：如果管理无情、缺少温度，那么制度越严苛，体系越复杂，结局可能越糟糕。当“零事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情地高悬头顶，每个人时刻处于焦灼状态，人变成生产的工具和高速运转的机器，“事故”也就在所难免。小说里，两次事故的起因都是工人高强度劳动导致的睡眠不足。应该说，《零事故》深刻地提出了现代公司如何管理的命题——是选择制度约束，还是选择人文关怀。它揭示了制度理性与制度伦理之间的矛盾关系，反思了物化管理的企业文化对人的漠视与伤害。可惜，《零事故》多了一个“画蛇添足”的结尾——“他（王爱国）看着老鬼笑意盎然的脸孔，突然意识到，辞退他，是自己无意中成全了他”。这不是隐含作者的心声，是王爱国的内心想法，并且没有丝毫的自省和自嘲色彩。这个结尾令人困惑，王爱国似乎不仅没有意识到物化管理的弊病，也不可能反思自己的异化状态，并且，它否定了整个故事建构起来的批判无情管理文化的叙事伦理，让主题陷入了自我消解、自我解构、自我摇摆的境地。

《零事故》的文本“事故”之三是情节比例失衡，叙事不够节制，叙事存在冗余的赘肉。实际上，经典示范了“叙事的减法”，也示范了“重復的美学”。莫泊桑在《项链》里勇敢地将马蒂尔德的人生减去十年，而契诃夫则在《苦恼》里让失去儿子的车夫“喋喋不休”。在此，经典文学的减法或加法增强了叙事的张力、调整了叙事的节奏，即便是短篇，也让人读到波澜起伏的内心景观。虽然，《零事故》也有令人惊喜的部分，比如简洁明快的开头，比如本应耐人寻味的结尾——如果没有王爱国多余的心理活动。尤其可贵的是次要角色曹贵的塑造，辞退老鬼时，他“犹豫”、他“但是”;内部改革时，他建议购买塑胶耳塞，减少噪声伤害。寥寥数语，却让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形象立了起来。但是，李宜祥没有将这种风格贯彻到底，在写企业改革的时候，他增加了太多无意义的背景信息与情节内容，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写外包服务——从食堂、保安、保洁，到交通、通勤、财务，不厌其烦地重复写军事化管理——从统一着装、物品摆放、手机保管，到步伐整齐、不得串岗……这些泛滥的低效信息与低质情节，不仅拖累了小说的水准，也拉低了小说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