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系，浙江温州 325035)

中国拥有18 400公里的海岸线，约3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但截止2020年底，我国已拥有的55项世界遗产中尚无1项与海洋相关的文化遗产。海塘作为人海互动的重要文化遗产，浸透着中国人海洋意识与海洋伦理，是中国海洋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2014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专辟“中国‘万里海塘’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现状、问题、对策与前景分析”一章讨论海塘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也于2015年就在全国“两会”提交了《钱塘江古海塘（包括钱江潮）申报世界遗产》的提案，海塘的世界遗产保护、申报和利用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温州滨海，其海塘修筑历史悠久。直至今天，古海塘以及直接与海塘相关的埭、堰、斗门等文物仍在温州大地留存，因海塘修筑衍生的庙宇、宫观等文化景观亦不在少数。明《弘治温州府志》编纂者蔡芳说，“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自御海即有此塘”[1]。宋代叶适、林景熙、陈傅良、徐宜、杨简等学者都留下过有关温州海塘久远的历史记述。浙江“东西十一郡，杭、嘉、宁、绍、温、台濒临大海”，其中温州海塘修筑数量最多，工程最巨，《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总结道：“温台山多，土性坚结，所有海塘之处间多。”[2]长期以来，有关温州海塘的历史文化记述散落于《浙江通史》《海塘录》《捍海塘志》《海塘志略》和《敕修两浙海塘通志》等海塘专史和温州历代各级地方志、金石志等之中，这些碑记、序跋、诗词和工程评述等文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温州海塘及其温塘遗产的话语体系，而本文的遗产梳理和海塘文化意义构建也基于上述文本。

“温州海塘修建约略可分四个时期，形成了唐宋、明、清和建国后四条古海塘线……每次修筑时海岸线均向东拓展10多里”[3]。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围海造田的推进，历史海塘的保护迫在眉睫。卫星地图显示，1988―2008的二十年间仅温州市区的面积就增加了7倍[4]，至2015年底，温州全市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8%[5]，快速的城镇化正在加快历史海塘遗存的消失速度。以平阳县万全海塘为例，其在明嘉靖间“砌石为之……长一万二千余尺”，民国初年时已“塞河为土塘，岁久圮”，而被废弃的有名可查的斗门就有3处，至1992年《平阳县志》编纂时，“万全海塘已经历了由海塘到河堤再到官道的演变，又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堤塘逐渐冷落，一些桥梁、道路也年久失修，多次坍塌”[6]；再如，明嘉靖版《温州府志》记录了温州府城外的南塘、花柳、黄石、石濑四处塘埭，到今天惟有南塘留存。

在现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委员会等一系列国际文化遗产组织的章程和指导原则中，“独特的艺术成就”“自然美”“美学或科学角度的面貌”等美学要素都是遗产遴选的重要标准。然而从景观构成来看，海塘并不具有明显的美学特征，这当然会减弱了海塘的世界遗产价值认知。本文认为关注和保护温州海塘遗产刻不容缓。首先，应当以温州海塘话语的解析为突破口探寻海塘遗产的文化源流、遗产意义和当代价值，凸显出温州海塘遗产的文化意义和中国解读。与此同时，确立和保护一批重点的海塘遗存和海塘的衍生景观，为海塘的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和旅游休闲的利用做好准备。

一、温州海塘遗产所蕴含的科学精神

在历代（如明弘治、嘉靖，清乾隆、光绪等）温州地方志中，海塘简要信息一般出现在“水利（塘、埭、斗门、闸）”名目之下，而海塘修筑的背景、过程、评述及影响的大量文字则多收录在“词翰”的“记”“序”“杂著”之中。“词翰”中海塘文献保留了丰富的工程与技术的话语，这些话语言辞生动机智，充满人情与温度。南宋林景熙说：“邑犹身也，河血脉也，血脉壅则身病，河壅则邑病，不壅不病也。”[7]513林景熙就把“邑”比作身体，把塘河比作血液，血液阻塞则人病，塘河阻塞则邑病。南宋徐谊介绍海塘时说其“上蓄众流，下捍潮卤，有沙塘为之城垒，潴其不足，泄其有余，有斗门为之襟喉”[7]520，“蓄”和“捍”本来是人的行为，在此转化为塘河蓄水和海塘阻潮的功能；又把沙塘比喻为城垒，将斗门描述为襟喉，让海塘各工程之间关系以人的状态跃然纸上，赋予它们生命与灵性；他还如此描述沙塘斗门施工过程，“凿石为条为版，为木为磈，自斗两吻及左右臂闸之上下、柜之表里，牙错鳞比，以唇灰锢之”[7]521，两吻、左右臂、牙、唇都是人体器官。

通过这样仿生学的比喻和描述，海塘修筑的画面感得到增强，冰冷静止的海塘工程富有生命力。但这种表述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体现了重视抽象轻视具象的话语倾向，与西方以数学为基础形成的自然科学表达明显不同。虽然海塘文本的可读性得到提高，但无形中可能降低海塘工程的科学内涵。所幸，温州海塘话语也有不少科学的工程表达，具体如下。

首先，全局整体的工程表达。《道光乐清县志》说：“河竭则干，海入则卤。故塘以捍海，埭以固河，而陡门以消息之，有相之道也。”①参见：道光乐清县志[M]．鲍作雨，张振夔，总修．陈纬，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09：195。对于古人来说，海塘修筑既要考虑抵御海水内侵，又要注意蓄积淡水灌溉，既能调节水利又可满足航运通行等功能。如上文所述，林景熙说：“邑犹身也，河血脉也，血脉壅则身病，河壅则邑病，不壅不病也。”[7]513修筑海塘不是满足某一段海域或某一城镇的需要，而是要站在整个区域即“邑”的高度来处理海水、河水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元代“东海名儒”史伯璇在其《上河逮记》中就批评平阳横渎的海塘修筑缺乏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没有注意到其与上游梅溪水系的复杂关系，而导致所筑上河埭屡筑屡溃。他说：“天下之水，源之深者必流长，是浦发源之处曰梅溪，梅溪之地周回不啻百里，皆山也，其源可谓深矣。必有纵横数十百里之渠以容受之，使其流得以周旋游荡乎其间而后乃可蓄耳。今乃即浦以为渠，其长不过数里，直欲束其流使不得纵，一旦溪水大至，欲无浸淫决啮之害难哉矣。譬犹建数斛之水于一觴之中，幸其容受而不滥，天下宁有是哉！”[7]547可以看出，在海塘修筑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了全局和整体观念的重要性，即便是一处小河埭的修筑，也应该先充分了解和勘查整个区域的地形山势与河流走向等，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确保工程长久的功能发挥。

其次，严谨科学的工程表达。在温州海塘的文化话语中，科学细致的建筑表达大量存在。如元代黄溍《永嘉重修海堤记》就非常详细的记述了海塘修筑的过程和次序：“列巨林为柱，而设袱舵其上，内攒众木，围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泼浪，次填以石，次积以瓦砾，而实土其中，加横木，备其欹侧，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7]549这样的工程表述既清晰流畅，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指导性。明代蔡芳在《平阳万全海堤记》中则用非常精确的数据记述了海塘修筑的关键过程，“每图授以二丈四尺之地，而约其赋功，每地丈法用长条石九十以为之经，短条石六十为之纬，纵横积叠，上下参错，复以乱石杂土，傅其里以为贴帮，崇一寻有四尺，广倍崇而益寻之四尺，修为尺一万二千赢。云横虹亘，屹然一金城宣防也”[1]。再如明代苏伯衡《江口斗门记》对旧斗门形制的记述，“海堤中断之楗石为两涯，深广各三丈，内外贴石为左右翼，又敷石坛于前后，中涯植石楹，析为双门，锲坎陷板以为扃，每门板十有二层，时水盈缩而闭纵之，覆以层五间，号‘江口斗门’”[7]555。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如宋代王宾《赵公塘记》、林景熙的《阴均陡门记》，明代王启的《徐公塘记》，清代吕弘诰的《重筑钱仓鹅颈埭记》、徐恕的《重修阴均陡门记》等等都充斥着精确的数字描述和严谨科学的工程表达，在此不一一枚举。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注重逻辑的严密性，中国更多讲究体会、感悟。不同的哲学思维必然产生不同的话语风格。温州海塘话语中全局整体的科学思维和依托精确数字的工程表达，既是对中国传统工程思想的继承，又可能是温州独特地域文化的表现。

二、温州海塘遗产所蕴含的经义内涵

卡尔·魏特夫说过：“大多数治水的和非治水的公共工程在美感上不如皇宫和官员府第、寺庙和陵墓那样突出；从艺术和艺术效果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治水工程——沟渠和堤坝最无观赏价值。”[8]但历史上许多文化巨匠都曾参与海塘建设，并通过自己或后人的记述赋予了海塘文化意义和经义内涵，提升了其在景观美学上的不足。如乾隆年间任平阳县令的赵黼就总结道：“汉初张敞筑塘于新丰，王景修芍陂于庐江，民享其利。魏晋而降，唐李袭筑向城塘于扬州，宋范仲淹筑海堤于苏州，以迄元之郭守敬、虞集，明之夏原吉、刘大夏，皆泽被民生，庆流奕祀，至今称道之勿衰。”7[205]

温州地处江南一隅，在历史上长时间远离国家文化中心，而通过海塘的修筑以及海塘话语的创造，温州地域文化实现了与《周易》《尚书》《论语》《禹贡》等中华原典的精神对接，增强了温州海塘所蕴含的经义内涵。宋末大儒林景熙的《阴均斗门记》，其中谈及平阳县令汪季良、州判皮元等修筑海塘斗门时说：“如屹兹斗门，流德海涯，河洛之思。后有作者，其视此碑。”[7]536“河洛”源自《周易·系辞上传》，其文曰，“河出图，洛出书”①参见：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596。。《史记·封禅书》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9]1371。《史记·郑世家》又载，“（郑桓公）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9]1757。由此可知，河洛不仅是地理名词，更是文化名词，其代表着古代圣王施行的仁政与德政。很明显，林景熙所言的“流德海涯，河洛之思”，是用原典的表述来提升温州海塘修筑的价值和意义。

在温州海塘的文化话语中，大禹形象多次出现。清道光《乐清县志》水利篇说：“夫国保于民，民依于食，食占之岁，岁仰之水。故后稷之为烈也，在粒民；禹之巍巍也，在沟洫。翻为农利者，莫如堤防，莫如陡门。”②参见：道光乐清县志[M]．鲍作雨，张振夔，总修．陈纬，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09：196。“禹之巍巍也”出自《论语·泰伯第八》，原文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③参见：论语[M]．张燕婴，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13。。《论语正义》注疏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称。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禅，不与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10]无疑，“禹之巍巍也，在沟洫”在此传递着强烈的仁政思想，只有与民为功、与民为善，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支持和拥护，树立如大禹般“巍巍乎”的形象。平阳海塘的修筑中，州判皮元没有使用严刑峻法，而是亲力亲为、身先士卒，以仁政和个人德行获得了百姓赞许，林景熙称赞他说：“夫以利人者役人，虽出有司，法以绳之可也。侯立心仁恕，唯思行所无事，不叫嚣而集，不鞭笞而办，诚动义感，匪师曷遂？”[7]536这无疑是赞美皮元，赞美他传承“禹”的精神。

再如，明代宋濂的《温州横山周公庙碑》，碑文无论是在行文风格还是叙事逻辑上都与原典中大禹的记述极为相似，体现了人们将中华原典形象和经义内涵嫁接到温州本土的努力。西晋时温州“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龙杂居之，民懼其毒”，救民于海患的是“生而雄伟，身长八尺余，发垂至地”的温州乡民周凯。在治理海患中，他“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11]。不难看出，这段文字与《尚书·益稷》中大禹的自述如出一辙：“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④参见：尚书[M]．慕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40。显然，《温州横山周公庙碑》的话语风格是对《尚书》的继承甚至仿写，碑文对此亦不回避，“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泽被乎一州，虽大小之殊，其惠利万民之心则一而已”[11]。在温州，老百姓至今都将周凯供奉为“平水圣王”，目前至少有6座祠庙祭祀他。可以看出，在温州老百姓对“平水圣王”供奉祭祀的千余年里，温州人成功地塑造了温州本土的“大禹”形象，大禹精神也成功传播到温州民间。

通过与中华原典的对接，古代先贤们赋予了温州海塘文化经学的意义，使海塘成为充满仁政思想和人文情怀的所在。我们不难体察到，在古代温州，海塘不仅是“上蓄泉流，下捍潮卤”的水利工程，更是理顺地方治理秩序，实现地方的稳定繁荣和为构建王道铺砖添瓦的政治实践。正如明代童器在《平阳万安塘记》中所说，“今塘之已成也，护田有防，无复泄漏，周道如砥，南北可通，耕者歌，行者谣”[7]591。其中“周道如砥”出自《诗经·小雅·大东》，原文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2]以此说明海塘的修筑是“捍海护田”保一方平安，更是实现了地方政治清明的理想。

三、温州海塘遗产对塑造温州地方精神的贡献

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中的一朵奇葩，彰显“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和“自主、自创、自卫、自力”地域特征，并形成了“民本性”的地方核心精神[13-14]。从源头来看，温州地域文化全面崛起于南宋，以永嘉学派的形成为标志[15]。而“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16]，正是西晋至南宋间时断时续的海塘修筑，才为温州的发展创设了空间，才为温州地方精神的孕育打下了基础。也正如上文所述，海塘修筑实践中沉积的工程技术与经学文化内涵也不断转化为温州地方发展的精神力量。

一千多年以来的海塘修筑不仅塑造了温州沿海的城乡机理与城镇景观，也深刻影响了温州地区社会关系与地方精神的形成。海塘修筑的过程就是将自然环境演变为人文环境的过程，就是创造的“家”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于州、县、乡等不同行政层级上进行的海塘修筑不仅实现了对地方及地方景观的创造，更最终形成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独特的价值观念、情感依附和根植感受，这就是段义孚先生所言的“地方精神和恋地情结”①参见：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一）海塘修筑与温州地方精神

海塘修筑从一开始就是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从海塘修筑经费来源可以将其分为“官塘”和“民塘”两类。从“官塘，工大役，总大纲者，水利道臣之责”[17]，“官塘延亘，如运河之界，可以马步并达，中无险可断”[18]等零星记录来看，我们知道“官塘”是由中央或省一级地方政府统筹经费而建的海塘②实际上，清代以前海塘的修筑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按亩派（捐）钱（粮）和赎罪银三种方式，其中以第二种为主。清雍正帝开始，国家规定海塘修筑全部动用“正项钱粮”，通过“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的方式，即规定海塘修筑经费全部由朝廷投入。详见：何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但事实上，温州地方志及沿海各地海塘文献统计显示，直至民国年间，温州海塘的修筑、维护等经费来源仍以民间募捐或摊派为主。详见康武刚于2015年载于《农业考古》的《论明代温州滨海平原水利工程的经费筹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乾隆温州府志》《温州历代碑刻记》等温州文献丛书。。与浙北的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相比，温州的“官塘”比例极低。在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输入“官塘”的关键词，能获得有效信息1 414条，其中杭州60条，绍兴28条，宁波17条，温州4条。温州的4条“官塘”，其实只有3条完全属于温州地区[18]。温州“官塘”记录数量少，传递出温州海塘修筑缺乏官方经费支持与资助的信息，从侧面说明海塘修筑的民间属性。

以平阳阴均斗门（今属苍南）修筑为例，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平阳县令汪季良面对经费匮乏的窘境，不得不依靠当地百姓的自发募捐。《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当地乡民林居雅“毁家以相”，以变卖家产和联合乡里共同捐资方式才得以筹措足够资金。“居雅倾家赀与乡人郑万全之昆弟倡，金舟、亲仁、东、西四乡之贤儒巨室陈子直等，各捐赀躬卒协赞筑阴均埭斗门”[19]902。百年之后，阴均斗门年久失修，河流有蓄无泄，海潮澎湃入田为害，而“官置不问；纵有问者，吏持片纸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渔猎，迄无成功”[7]536。至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地方政府才下定决心重修阴均斗，面对“修缮之费，公私交以为病”的难题，平阳州判皮元不得不再次发动民间力量，甚至邀请当地僧人出面化缘以筹措筑塘资金，“闻芦江报恩寺有讲师曰融，梵音精爽，实为众信。侯致尺书，词语恳笃，愿借师力以成。师得书喜曰‘成此非细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携短疏道侯意劝化。有总管汤士宣捐资为倡，义风所激，壹是乐从。”[7]536可以看出，经由海塘的修筑，整个基层社区得到动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海塘而紧密，乡民互助、信任也得到强化。

又以横阳上河埭（今平阳）修筑为例，元世宗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平阳大旱，自夏迄秋不雨。“里人林光祖倡为其事，将楗石函板，截浦为闸以疏闭之，半载无成，丧民楮二百馀锭”[7]547；五年后又遇大旱，平阳的副都元帅致仕周侯直接委托“富民应、徐二人”修筑土埭，史载“措置数月，植木填土，垂成而溃，计其费用，视丙子所丧已过半矣”[7]547；其后七年，干旱与洪水交错而来，民苦不堪言，“有佛氏所谓优婆塞二人，推里中林成大之徒相与以复埭事闻于郡”，地方官各种顾虑之际，“富民徐又恐事机之易失，谋广福寺僧正解，复谋请周侯以秉其事”[7]547，此埭最终虽“再筑再溃”，但整个修筑过程却始终为民间力量推动与实施，这也正是“依靠自己，抱团生存，互助取暖”的温州民间精神雏形。

关于民间人员自发或被政府组织起来建设和修缮海塘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宋元丰年间瑞安修筑石岗陡门时，“知县事刘龟从又劝得民钱六十万，而县自助致五万”[19]580，民官出资比率为12：1；又如清康熙年间平阳钱仓的鹅颈埭修筑也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大埭重筑于明崇祯始年，所费数千金，合群力以并图之，方克竣事”“令依故址为新埭，期在必成，都民踊跃从事，缁流弘广募以助”[19]1022。再如1937年瑞安重修鲍海湫陡门，“是役也，劳公二千五百人，费金一百五十元，都由募捐而来”[19]831。与温州海塘修筑不同，浙北海塘修筑中政府的角色突出而明显，以山阴县为例，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山阴县后海塘溃决5 000余丈，县令赵彦倓“请于朝，颁降缗钱殆十万，米六千余石，又益以留州钱千余万，仓司被旨督办”。至清代浙北海塘修筑基本纳入政府预算，成为国家工程，雍正帝认为：“浙江沿海塘工最为紧要……朕思海塘关系民生，务要工程坚固，一劳永逸，不可吝惜钱粮。”并授权地方官员动用正项钱粮或其他公项修筑浙北海塘。[20]

当然，从海塘的实际影响力来看，浙北海塘关乎吴越大地数座城池的安危，也关系到江南赋税的安全，理应得到国家的优先关注。温州海塘较为分散，影响范围有限，且地区之间海塘大小长短不一，这种客观性也必然需要依靠和发掘民间力量。除此之外，温州在水利建设方面较早形成了依靠自我的传统，宋叶适说过，“凡道路沟池，其修补浚治之功，此民力所能自为耳，毋容或诿”[19]1023。

正是这种长时间连续不断地的民间海塘修筑实践，一方面激发着温州民间力量的团结和集聚，另一方面也滋养和锤炼民间力量的和民间精神的成长与壮大，最终成为影响世界的温州人精神。

（二）海塘祠庙、宫观与温州地方精神的世代传递

在温州海塘修筑中，一些祠庙、宫观、塔楼等建筑自然生成，成为海塘的衍生景观。这些祠庙大小不一，有的依旧在乡间香火鼎盛，有的还能在志书碑刻中找到。其中，官方主导修建有夏大禹王行祠（由国子博士知姚克明创立于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位于市区海坛山下）[8]140，185、海神庙（由郡守范峋创立于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位于市区海坛山上）[8]450等。民间立庙祭祀的多为历代有功于海塘修筑的人，如明庆隆年间，督府大司马刘先予等修缮了温州至瑞安的“百里石塘”，还使原来几近废弛的塘道变为通途，“于是吉行不患于陟危，师行不必于待舟，舟行则风雨引揽而无事停泊，暮夜则水陆相保而勿恤有戎”，面对如此功绩，“父老又即公署之北为祠，伐石请余言以纪公休绩”[19]653-654。清康熙年间，平阳县令王元位等为民众修筑了渡良陡门，“至九年竣工。王令去任，令沈瑞鹤经始其事，邑人遗爱不忘，建祠于陡门旁以祀”[19]1087。

与浙北海塘祠庙仅祭祀地方官员有所不同（如杭州的钱王祠、张司封庙，分别祭祀射朝筑塘的钱镠和修筑杭州塘岸的工部侍郎张夏），除了祭祀海塘修筑中的官员，温州海塘类祠庙尤其重视对民间英雄的关注和祭祀。如温州市区的平水王庙，就是祭祀导三江入海、兴修海塘的一介平民——周凯，自西晋永康年间至今1 700多年，平水王庙不仅香火不断而且数量还在增多（详见表1）；苍南舥艚镇的阴均庙和阴均殿，都有祭祀宋代“毁家以相”，变卖家产筹资修建阴均陡门的平阳百姓林居雅；在龙湾里隆村人们修建七贤祠祭祀清朝中期村民粱凤翥、赵振川等七人，表彰他们筹资建塘以及在海潮袭来时拼死护埭的功德，1926年《七贤碑记》记录：“光绪间，村人徐君乾声醵资建祠于埭北，此七贤之始有祠也。”[19]521

表1 温州平水王周凯祭祀庙宇一览表

千百年来，温州人民通过对在海塘修筑中功勋人物的立庙祭祀，既树立典范以鼓励后来者，又将功勋人物身上的精神予以保存和发扬。马克斯·韦伯指出：“庙宇要供奉哪位神祇，显然无关紧要。就像在西方的古典世代，庙宇的‘宗教的’意义仅止于一些仪式的进行，以及个人偶尔的祈祷。除此之外，庙宇的意义在于其世俗的社会与法律功能。”[21]在古代中国，祠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承载地方记忆的同时也滋养地方精神。温州海塘祠庙将祭祀对象选定为地方官员、民间英雄以及平民精英，并突出民间力量的比重，这样的祭祀不但能“使十乡之民，世世子孙无忘”，更为温州民本意识和民本精神发展注入活力。

四、结 语

近些年来，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和利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然而，用源自西方的遗产评选标准来评价、遴选中国遗产难免有失偏颇。吴宗杰指出，“带着西方现代历史观、文化思维逻辑和中上层白种人志趣的‘授权性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AHD）强调的是遗产的物质原真性、纪念碑性、怀旧情怀、民族主义、艺术价值”[22]。很显然，对比现有世界文化遗产入选的六条标准，蕴含于海塘遗产中的科学精神、经学内涵和地方精神将难以得到凸显和认定，海塘遗产的价值确认就面临困境，这需要引起海塘研究者的重视。

与西方对物质原真性的追求不同，中国的文化遗产观中更注重精神和气脉的传承，即所谓“我思古人，实获我心”，通过对古人思想精神的继承，获得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对经典文献进行“种种注释、释义、正解”中实现的[23]。海塘浸透着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与海洋伦理，其文化价值记载于《海塘录》《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海塘志略》等史籍与海塘所在各地的地方志之中，并通过对以上历代海塘文本的附言和注疏实现了海塘文化价值的更新或再生。因此，温州海塘遗产的保护申报应突出遗产本土的书写方式，将散落在各处的地方志、文化记忆和历史遗迹进行整合，最终回归本土遗产话语构建，回归地方叙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