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邦金，杨国威

(温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温州 325035)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1962―1910），自幼敏感好学，立志“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1]51，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三始一始说”政治改良思想、阳法阴儒的学术批判思想以及“孔、佛、耶稣同归仁恕”[1]373的宗教多元主义主张。他不仅与俞樾、章太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晚清名流交游，且先后上书张之洞、李鸿章等大吏，擘画维新，崭露头角。李鸿章赞他为“海内奇才”，梁启超亦有诗称赞他为“黎洲以后一天民”，许寿裳则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是清末变法思想的重要推手之一。对于宋恕的政治维新思想，学界已多有研究①参见：蔡尚思，金冲及．论宋恕的思想[J]．复旦学报，1964（1）。李丹慧．宋恕与近代维新思潮[J]．天津社会科学，1988（1）。张锡勤．宋恕思想简论[J]．中国哲学史，1995（5）。郭世佑．宋恕的价值[J]．读书，2010（11）。杨际开．清末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兹不赘述。我们想指出的是，宋恕的社会政治主张不仅多变而且前后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其在行动上与维新变法运动亦是若即若离，可谓是维新运动中的一个“禹域散人”[2]190。正如苏渊雷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敢以先生托始焉”，另一方面“以政治言，先生固一失败者”[3]。在晚清维新思想家的群英谱系中，宋恕曾是那么地慷慨陈辞、锐意改革，却又是那么地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曾是那么热切地呼唤革新，而晚年却又视革命为洪水猛兽，其中况味令人怃然。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现拟结合宋恕的心路历程，详论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多次演变及其内在文化困境。

一、“政说凡四变，愈变而愈卑”的思想轨迹

光绪十三年（1887），二十六岁的宋恕随岳父孙锵鸣赴上海龙门书院襄阅课卷，这是宋恕第一次出远门。在引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大上海，宋恕明显地感受到传统士大夫固执中学而耻言西学的禁锢、沉闷的思想氛围。“盖当先生掌龙门时，通国议论蔽固甚，如李公鸿章及侍郎郭嵩焘，皆以昌言西洋政法之善被大诟，几无所容其身。林野达人，自李壬叔（善兰）、冯敬亭（桂芬）两先生外莫敢昌言。”[1]323孙锵鸣在龙门书院时让学生阅读一些西学书籍，当时不少学生和士绅对此持反对意见。当时国人中能够放眼看世界，认识到中外之形势变化，并认真学习西方的人廖廖无几，李鸿章、郭嵩焘、李善兰、冯桂芬等人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亦遭人误解诟病。此时，宋恕在上海认识了维新人士张焕纶（1846―1904），张氏在其著作《救时刍言》中提出了“废时文”等主张。宋恕受其启发，开始系统考虑变法事宜，至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其“三始一始”政治改革主张。这在晚清维新思想家中算是比较早的。此后宋恕的变法思想在《上张香帅书》（1890）、《上李中堂书》（1892）、《六字课斋卑议》稿本（1892年完成）、《六字课斋津谈》（1895年整理完毕）、《拟光绪皇帝罪己诏》（1895）、《六字课斋卑议》印本（1897年由上海千顷堂印行两百册）等著述中不断得以深化和扩展。

“三始一始说”是宋恕政治思想的核心纲领，最为人们所熟知。在1890年之前，青少年时期的宋恕涉世未深，政治思想天真浪漫，极尽空想主义之能事；在1900年之后，宋恕政治思想屡有细化、调整甚至反复，不仅未能突破其“三始一始”说的总体框架及思想高度，并且时有倒退。宋恕晚年在总结其政治思想之演变时，曾指出自己“政说凡四变”：“始吾闻无政府之说而独好之，独演之，已乃知其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共和之说。已乃知其犹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世及立宪之说。已乃知其犹万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专制改进之说。盖二十年来，宋衡之政说凡四变，其愈趋而愈卑哉？抑渐卑而渐切欤？”[1]431从政治理想诉求的高低来看，由无政府主义，而君民共和主义，而君主立宪主义，而专制改良（开明专制）主义，宋恕政治思想并未随时代变化不断向前推移反而是不断衰降，划出的是一道“愈变而愈卑”——高开低走、逐步向下之轨迹。在宋恕自己看来，政治思想从奇思妙想渐趋现实保守绝非思想上的一种倒退，只是愈变而愈卑微，愈卑微而愈切近实际，愈切近实际就愈有可行性。可事实上，此种变化与晚清政治思想由改良而革命、由保守而激进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显然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只能被人们视为后退，所以宋恕的政治思想注定是愈来愈受到冷遇而难以实行的。

二、“造成小新世界”的无政府主义

宋恕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大概是指其在1889年参加浙江恩科乡试前后写作的《六字课斋高议》中的政治主张。此年他在参加乡试未捷之后，“畏回温州”，顿陷人生无依、进退维谷的迷茫境地，借居杭州七宝寺大半年之久。在“霖雨连月，镇日兀坐。荒草不锄，秋虫鸣旦。邻垣坏倾，夜半惊人”[1]484的寺院苦修环境中，宋恕主要是交友、拜师、读书和写作，以等待和寻找新的人生机会。对此宋恕有诗纪其事：“半年断肉临安寺，著就《高言》近百篇。手不停披佛遗典，六波罗蜜奈何禅。”[1]862这里所说的《高言》，应即指《古大同说》，是宋恕抒发其政治理想的最早一部著作。可惜宋恕“尽火其稿”，该书已不存于世。今仅知道其有《君道》《吏道》篇主张废官制、去阶级，有《子道》《妇道》篇辟三纲、忘六情，其余内容已不得而知[1]1080。胡珠生先生在其《宋恕〈高议〉的存毁及其内容》一文中，依据整理宋恕手稿的经验认为《高议》此书并未被焚毁，“《津谈》实即《高议》和《六字课斋谈录》的初步完成稿”[4]。但是，陈镇波先生认为胡先生的观点“虽言之成理，但将《高议》确定为《津谈》则理多未洽”[2]100。基于宋恕本人几次提及《高议》及焚稿之事，其早期主张无政府主义学说之阶段恰与写作此书时间相符合，以及宋恕由于“性奇傀而畏祸”的性格经常将“其精者藏诸石室”不敢示人甚至直接销毁等三点理由，我们基本认同陈镇波先生的意见，即《高议》与《津谈》不是同一本书，不过《高议》中的部分文稿极有可能被保留、安插在了稍后的《津谈》等书之中。

《高议》其书虽不存，然其大致内容无外乎废除官僚等级制度和阶级差别，辟三纲、忘六情，实质恐怕是老庄的逍遥至乐之说、孔门的世界大同主义学说与佛教诸法平等观念的混合体。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社会、道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佛教的极乐世界，在当时温州尤其是瑞安知识界是颇流行的政治思潮，不只是宋恕一人之主张。例如，陈虬在《求志社记》中畅论融小国寡民和天下大同于一体的政治理想：“无父母室人之顾、疾病死亡之累。可耕可樵，可仕可止，可来可去，身世俯仰，悠然自得，生人之乐备矣！不仅唯是，河汾之业，绵之场，皆将于斯社基之，上经纾君国之忧，下以传之其人。”[5]203瑞安陈虬、陈黻宸等求志社友进行具有桃花源性质的结社尝试，过从甚密的宋恕安得不受此高妙理想之影响乎？

1890年4月，身居杭州的宋恕写了一篇题为《夷隶掌与鸟言、貉隶掌与兽言赋》的文章。“夷隶”“貉隶”皆是《周官·秋官司冠》中的官名，前者掌管驯鸟①实际归“闽隶”掌管，宋恕误。之事，后者掌管驯兽之事。在这一篇很奇特的文字中，宋恕不仅希望“将令中国之人尽通异洲异国之言，而异洲异国之人因是无不言周、孔之言，行周、孔之行”，而且还梦想着“将令天下之人尽通鸟兽之言，而地球上鸟兽亦因是无不言人之言、行人之行，而杀机永泯，乾坤各煦”[1]198。让中国人懂外国话、让外国人懂中国话这还不够，宋恕还希望仁及万物，让人类懂鸟语、鸟兽听懂人话，最终世界大同，万物和平相处。迟至1901年，他还旧事重提，在其担任杭州求是书院教习时给学生所出的课程论文题目中亦涉及“动物皆有知觉和言语，而‘孔圣之门或通鸟语’”的想法[1]318。不能不说，宋恕在这一时期确实异想天开，思维多奇思妙想，这从侧面反映出其当时思想极具浪漫主义的空想色彩。宋恕早年的人生抱负十分美好：“区区之意，欲得同志数人，栖息名山，屏绝尘事，以专从事于炼性读书，如是者五六年，然后驱车策马，遍游赤县，遵海而西，放于欧美。”[1]484到了1907年，宋恕在《籀庼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寿诗序》中又有一大段借题发挥以抒己怀的曼妙文字。他说要造成一个“小新世界”，先须周游世界，“然后具舟载同志及耕夫织妇百工，向东南极天无际之重洋，觅无主之荒岛，谋生聚教训，造成小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说”[1]421。前后对照，这与其说是宋恕在叙述孙诒让的礼治理想，不如说是其在重申自己曾经的政治理想更为恰当。

从当时温州放眼整个晚清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之徒皆曾怀抱儒家大同理想，大肆演说中国一人、四海一家、万物一体的世界大同主义之恢宏政治理念，以极力鼓动安于现状之民众勇敢地挺身而出改变现状。其中，尤以康有为《大同书》为时代最强音。近半个世纪之后，堪与大同主义相媲美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遍地开花，想来与晚清士人对理想社会的鼓与呼不无关系，起码他们为西来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土壤。

三、“三始一始”说之变法纲领

1892年，在《上李中堂书》中，宋恕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其变法纲领——“三始一始”说。上书中有云：

先陈三始：盖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存礼蓄三始之说，十年于兹，一始之说，亦五年于兹矣。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者，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502。

所谓“三始”，即指改革官僚体制、设立议院和改革科举制度这三项变法纲领；所谓“一始”，是说要求国人改穿西式服装。宋恕“易服更制，一切从西”这一设想看似是突发奇想、想当然之举，其实它很符合宋恕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策略。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收到奇效，清初薙发易服的经验更是殷鉴未远，宋恕认为可以先通过这一形式上的变革，来打破人们安于现状的心态，刷新社会风气，营造维新氛围，不断凝聚支持改革的共识，为后面三项实质性改革营造社会改革氛围。1892年，陈虬在《经世博议》和《经世要议》中也提出“衣冠参用西制，仪节一从简易”[5]33“便服一切宜用西制”[5]75等变更服制的主张。这一改革虽然属于外在形式上的变法，看似轻巧，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清初剃发令所激发的抵触心理，以及后来剪辫子时所碰到的重重阻力皆可以说明这一点。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之遭遇，更能表明头发、服饰样式虽然多无关宏旨，却皆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一种直观而敏感的政治表态符号，尤其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当然，易服之举形式多于内容，实非当时之急务和要务，难怪张棡私下批判宋恕变法首要改易服制之主张“真迂腐之谈，名不称其实也”[6]。

科举与官制问题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明清以来改革呼声就不绝如缕，谈论的人极多，只是到了晚清内忧外患的逼迫中显得更加急迫。宋恕早期的改革思想以废时文为首要任务，这可能是受张焕伦《救时刍言》的直接影响。1887年，宋恕在《书张经甫〈救时刍言〉后》一文中指出，张著首卷“时文一日不废，实学一日不兴”二语尤为切中时弊。宋恕对“科举与时文”“学术教育和人才选拔”的种种束缚作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五赶”说，即“赶出考”“赶岁科考”“赶乡试”“赶会试”和“赶放差”[1]182。在拥挤不堪、僵化死板的科举道路上，士子们为了功名疲于应付，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康民济世？不久以后，他在《卑议·才难篇》中更为详细地分析了晚清教育与科举制度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宋恕指出：“今八股之流失，殆甚于唐、宋之声律矣！幸致身瑗，而复以声律无用之学督课之；无惑乎翰林起家者，往往任以兵刑而不解，委以钱谷而茫然也。”脱离实际的考课内容、流于形式的八股训练，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创发，读书人的时间精力和用世热情亦为之消磨殆尽。为此，宋恕认为“订汉学师承之记，不如编皇朝经世之文；校三礼字句之异同，不如究六部则例之得失”，需要在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上加强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在考试形式上增强灵活性，摆脱清儒学究规避政治的倾向。当然除了中国传统经世与政治智慧之外，西方语言及其政治文明亦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正所谓：“夫洋务于今日，至重也。西国之内治，至密也。良法美意，勿讲勿讨，皮毛影响，岂得为通？”例如，在小学教育阶段，“《小学必自》宜采古今名人平正通达、切实明显语，及中外地图情形略说、西国各种新学大意”[1]10-14。中西兼采成为宋恕教育改革的核心原则。

宋恕的“三始一始说”这一系统改革主张，虽然不尽是宋恕的独得之见，但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从改革内容上来看，“三始”说皆聚焦于思想文化和制度层面，已经与偏重器物层面的洋务思想拉开了距离；第二，在提出的时间上，此时距甲午战败的巨大创痛尚有好几年，这表明宋恕等人的先见之明。

四、“非议院不能有成”的议会政治设想

1889年，宋恕好友陈虬撰成了《治平通议》，率先提出了改设议院以通民情的政治改革主张。后来宋恕作《题陈志三孝廉上山东张抚帅书》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欲教世界少悲愁，不设议院无是处。”[1]7931890年，求志社同道金晦在《治平述略》一书中也有设议院一条。在1892年完成的《卑议》手稿中，开设议院亦被提升为宋恕心目中首要的改革目标。他认为，“欲振兴诸务，实事求是者，非议院不能有成。今之操议院缓立之说者，皆大误天下”，将“大开上下议院”之策视为变法之“根本要领”。陈虬、金晦等人与宋恕皆不约而同地把设议院当作首要政治改革目标，这应该是瑞安求志社诸友通过相互切磋和影响于19世纪80年代末就已形成的政治共识[7]。

当然，夸张一点讲，在晚清维新变法运动期间，设议院几乎成为腾于变法人士之口的“陈词滥调”。最早提及西方议会制度的中国人可能是冯桂芬。虽然他的《校邠庐抗议》晚至1883年才出版，但是其中的十四篇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十年（19世纪60年代早期）就已经写成问世了。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此书又被当作变法的蓝本之一呈给光绪帝，其影响可想而知。依据“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8]这一惟善是从的标准，冯桂芬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西方议院制度，但在书中首列“公黜陟议”，主张通过公开选举来促进社会流动，改善僵化的官僚体制，扭转中国君民上下隔绝之情。冯桂芬“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可“千虑一得，多言或中”，总有可以实行的内容，故而书名取“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知有不能行、不可行之“高论”。宋恕在将《卑议》稿本呈给俞樾的信中说：“受业之作，虽出仓卒，持方黄、冯，差觉密切。”[1]506这里的“黄”应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冯”即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说明宋恕不仅看过冯著，而且他将其首部变法著作名之“高议”（已佚）亦可能是受“抗议”直接启发的结果。刘向《说苑·谈丛》有云：“高议而不可及，不若卑论之有功也。”[9]卑议，实即“戒高空”的平实之作。据宋恕自己的解释，《卑议》“兹所言者，皆不上不下，居策之中。视今日之政，则已为甚高；较西国之法，则犹未免卑，故命曰‘卑议’”[1]503。宋恕名之为“卑议”，实想与自己以前的无政府主义“高论”以及到处流行的“高议”一较高下，表明自己已经一洗以前的高谈阔论、无凭空想的作风而切问近思、实事求是；而且“卑议”所及，句句皆有针对性，皆是可以坐言起行的务实之见。

时过境迁，宋恕于1905年又结合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进一步改进了自己的议院设想。他提出“略师魏晋之意，复置中正之员……专择该府州县在籍绅士之兼有德望学识者任之”[1]356的人才选拔办法，其中大中正类似于未来议院中的下议院议员，中正类似于省议会议员。初看起来，宋恕的议会设想虽与陈炽、汤震等人的主张十分接近，但越来越像中国古代选举政治的翻版，至多是对官绅共议政事这一旧有惯例的制度化而已，而与现代议会政治愈去愈远。陈寅恪曾指出维新变法思想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渊源，康有为等人是“除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郭嵩焘、陈宝箴等人则“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两者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根本态度“本自不同”[10]。根据这一分析，推重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宋恕应该基本上可以归属于“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这一“西化”派，其议会政治设想更多的是来自西方政治制度的直接催化，而非简单的复兴古法。另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转述，宋恕讲过：“儒家宗旨二：尊尧舜以明君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三代下，二者之义不明，而在下者不胜其苦矣。”[1]1037议员甚至君主既然皆须通过选举产生，当然也可以通过选举来废除和更替。宋恕说议员和官僚可以轮流做倒也不稀奇，可是敢说皇帝也可以轮流做，显然称得上是一个革命性主张。这中间隐含着兴民权以制约君权的民主思想，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政治的局囿而初具现代政治的神髓了。张之洞在1894年出版的《劝学篇》中指出，“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尤其是“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1]，将理论矛头直指“兴民权”的议院制度。这从反面证明，宋恕等人的议会设想在当时最大限度地楔入了普遍民众的政治诉求及其表达渠道，已经有意识地想脱离中国传统“家天下”的既有政治轨道了。

宋恕在议会设想经过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先后洗礼之后，视野更加开放，思考更加务实，可谓“平议古今，通驿中外”[1]260。可在原来隐含未发的民权、民主观念逐渐显豁的同时，其政治革新的制度实践却愈来愈保守。1898年，宋恕在上海与刘绍宽晤谈变法次第时指出：

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之国并立地球。君主之国必弱，上之压力太重，虏使其下，下之民智不开，愚瞽以奉其上，以遇他国人人皆智，乌得而不弱？大抵君主之国，将来必尽为君民共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必皆变为民主之国，必然之势。由君主变为君民共主，其势难；由共主变以为民主，其势易。如中国变为共主，必先使军机、督抚等官势日轻，郡县等官势日重；次至郡县等势亦日轻，大绅权重；次至大绅势轻，小绅与之同体；次至士商农工一概与之同体，然后民权以扶，而共主之体以成，此法不可一蹴而几也[12]。

这一段话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世界上大致存在着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政体，其文明程度是从劣到优排列的。第二层意思是，从君主变为君民共主的第一步，要比再从君民共主到完全民主的第二步困难。第三层意思是，具体到中国的现实，由于起点低，加之起步晚，中国需要采取温和改良的路线，一步一步来，不能一蹴而就。在“中国如欲整顿，必先改官制，清吏治，然后议及一切工艺诸学”[13]123政治改革路线图中，改革官僚结构与权责分配体制，此时又成为议会制度落地的先决条件。宋恕认为，权力要自上而下地依次下放，步骤依次是军机、督抚、郡县官员、绅士，最后才是士商农工，层级繁多且盘根错节，显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系统改革任务。想到此，宋恕不禁信心不足，有些悲观起来。受现实条件限制，宋恕觉得其“卑议”还是太高，加之晚年心态变化，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议会民主设想，改为主张开明君主专制或专制改良。虽然这可以理解为宋恕的政治思维愈来愈务实，但这其中的妥协与退让既令宋恕本人良多失落怅望，亦令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为之扼腕叹息。

五、“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专制改良说

1901年，辛丑剧痛，天怒人怨，宋恕明言“逆臣逆于朝，逆匪逆于野，外国侮于外，志士愤于中，天下必将大决裂，必在十年之内”[1]698。他相信一君家天下之制必不能久存于中国，并预感到时局即将迎来“天下即将有大变”的革命剧变。十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历史证明了宋恕的预判。但是，宋恕此时想表达的是对革命的忧虑，而非对革命的拥护。他对革命的担心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亦非胆小怕事的性格所致，而是其改良主义的政治逻辑使然。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和立宪派粉墨登场，他们潜意识里都深受“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纲常伦理的束缚，并对摇摇欲坠的清廷“自改革”尚抱有幻想。当然，除了忠君观念的束缚之外，他们在政治改革路线上选择了渐进、缓图的常道，这是有其现实考虑的。1902年，黄遵宪致函梁启超时说得很清楚：“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14]430在排斥革命的改良派看来，任何政治革新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变法的失败乃是事物发展中难以避免的挫折，一切尚有挽回的余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派无视“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这一现实，“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14]445。对内而言，清廷虽然力量不济，但“以之防家贼、治内扰，犹绰有馀裕也”，贸然革命的结果无异于白白送死。对外而言，晚清中国列强环伺，“诚知今日之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也”[14]445-448，此时用非常手段实现排满革命和地方分权自治的话，无异于羊入虎口，正中西方列强下怀，中国必将陷于群龙无首、分裂涣散之局面，诚为不智之举。宋恕也曾表达过与黄遵宪十分类似的想法：“我国幸而不能变法，不图自强，故犹可苟安；使果能变法图自强，欧洲人必速瓜分之。”[1]1054即便是自今观之，宋恕、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改良主张及其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固然过于悲观，但亦不能不承认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章太炎在《检论·对二宋》一文中曾提及1899年以后他与宋恕的政治分歧。宋恕当时还停留在“非议院不能有成”的宪政改革阶段，认为“君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的革命选择无异于以卵击石、不自量力且于事无补，而章太炎的思想，已经前出到为“不可敬效宪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当除胡虏而自植”[15]的排满革命而义无反顾的阶段了。宋恕的政治改革思想自“三始一始”说开始，一直视设议院为其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且一生未有大的改变。与宋恕的宪政改良主义相比，章太炎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驱除鞑虏，通过民族主义的排满革命为改革创造前提条件。章、宋两人“常持《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16]，双方都意识到彼此的分歧日渐扩大，终至无法弥缝而分道扬镳。章太炎与宋恕同师俞樾，结果此时的章太炎因政见日趋激烈而与俞师闹翻，作《谢本师》拂袖而去，毅然投身革命。而对章太炎的排满革命，宋恕从一开始就“以明哲保身相勉”，终至视排满革命为逆说。1907年，在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坐办山东编译局兼编审期间，对不断趋于激进革命的时代思潮，宋恕直言不讳地说“欲破排满逆说，非先破民族主义不可。欲破民族主义，非先立大同主义不可”[1]641，矛头直指章太炎等人的革命主张。宋、章两人虽然始终保持了同门和诤友之谊，但政见和人生道路选择的分歧使二人愈行愈远，交集渐少。

宋恕愈到晚年，政治判断愈加悲观，对清末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思潮不仅不同情，甚至十分反感和敌视，几乎站在了革命派的对立面。他说：“江苏、浙江各报皆公肆反逆之谈，海内大乱恐在目前，危乎中国之民也！不仁哉，今日谋造反之人也！”[1]737可见宋恕的政治思想从洋务派推进到维新派之后最终止步于立宪派，这与他早年的政治改革热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1908年前后，宋恕作《书宋季邓文行先生〈伯牙琴〉后》一文，最能表明他晚年“愈趋而愈卑、愈卑而渐切”的消极政治态度和矛盾心境。根据春秋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分期，宋恕判断“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超至民主之世也”[1]431。晚清政治改革起点低，想要实现升平世及太平世界，恐怕要一步一步来才行。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审禹域之今世，姑置言、孟而先演荀氏，如置共和、立宪法而先持专制”[1]432。换言之，距离共和立宪还为时尚早的当时之中国，是不可能一步跨越立宪阶段而入民主之治世的。因此宋恕晚年说出“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革命排满之逆说必当严禁”[1]394等抵触革命甚至敌视革命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晚年“视泉下人但多一口气耳”的凄冷心境

宋恕晚年曾有诗云：“世界里，问几外名山，可离尘苦？愁晚来门外，亚云乱引欧雨。”[1]907字里行间充分表露其对“西化论”的批判反思以及抵触革命的消极心态。而宋恕谨小慎微的政治态度与他自小体弱多病有莫大关系。“弱冠以前，既困于病，及至弱冠体稍强矣，然拂心之境，月异日新，俯仰愁叹，生趣几绝，唯持佛号，不能他学。”[1]158可见与亟待改造的旧世界相比，羸弱多病的身体才是宋恕更主要的“对手”。在《残冬述怀》序中，他感慨自己：“数载光阴，都被药庐暗淡灌去，可不惜哉！”[1]760体格的先天缺陷，使宋恕不适合从事繁重活动，加之其又逢家难排挤，因此“至于年窘一年，势不能不以游说为生涯”[1]512。即便是选择了教书立说作为职业，身体原因依然多次左右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选择。例如，在1890年，在俞樾的直接推荐下，宋恕至武昌投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几番波折之后，宋恕准调为浙人许景澄大使出洋的随员。这是一个美差，可宋恕随即因病请假返回瑞安休养，此事最终因身体原因化为泡影。宋恕最后几年任山东编译局坐办兼编审，亦因身体原因去职，不到两年就病逝于瑞安。身体羸弱虽然没有伤及宋恕的思考能力，却极大局限了他的行动能力，越是到晚年宋恕就越觉得力不从心。一个“伟大革命者”在风烛残年之际，深知造化弄人，以异常沉痛地口吻说自己：“辛丑以后，则一言不发，视泉下人但多一口气耳。”[1]652心境是何等地凄冷！

宋恕在英雄迟暮之年，对平生政见之演变做了以下总结：“当甲午、乙未之际，以极端主张联日抗俄、共谋立宪，几不容于世。及南海、新会出现时代，衡之志气已向灰冷，而尚有议论兴。弱冠以前，虽见与南海派离合参半，弱冠以后，极端主张唯物论，与彼派主张唯心论，益不能合。而当道乃以‘彼党’二字见坐，戊戌、庚子间几不免者屡矣，亦皆有天幸得脱。”[1]652宋恕早年的政见多超前于时代，从而与时流有不少相左之处，“几不容于世”，故而其有落落寡欢、形只影单之感。到了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其“三始一始说”等政治改革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宋恕虽“已向灰冷”但“尚有议论兴”，曾一度保持了较高的议政热情。只是自此以后宋恕“极端主张唯物论”，强调“与其时其地不合者，则政策必败，而主义必为众矢之的”[1]652，要求任何改革都要从中国已有条件出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改良与革命主张。由于过分强调客观现实条件的局限，宋恕对早年意气风发的心力论与精神改造学说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很快滑入消极的唯物论甚至要求维护现实统治秩序的泥潭，从而与整个革命派以及某些改良派拉开了明显距离。在知行关系上，宋恕历来奉行“言之极易，行之极难”的判断，因此他作为一个维新变法的理论家当之无愧，但由于受到身体羸弱多病、性格谨小慎微，以及消极唯物论哲学思想局限的影响，宋恕销行入知，因而他绝非一个行动派。

七、结 语

反观宋恕一生“政说凡四变，愈变而愈卑”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他集无政府主义、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等多种政治主张于一身，思想光谱复杂多变。他锐意改革却又瞻前顾后、醉心西化却又保守传统的矛盾心态，除了其自身的身体、性格、观念和时代局限使然外，还有一深层原因，就是与国人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进行抉择时的情理纠葛有关。正如陈独秀当年业已指出的那样：“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①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1916，1（6）。所谓“政治根本问题”就是要求国人从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进至精神文化层面，放弃孔孟道统和传统道德教化，从根本上实现“伦理的觉悟”。宋恕对晚清思想文化愈变愈急的演进显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切感受到了中西文化冲突不断加剧的困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遂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因袭求稳的文化防御心理。宋恕在中西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困境，最终在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演变成了一场公开而直接的文化对垒。在提出文化自信和文化“双创”的今天，宋恕当年的文化困境与矛盾心态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可见文化融合转型无法一蹴而就，过程十分漫长。宋恕当年的教训也告诫我们，一味地消极保守并不是办法，只有保持开放进取的心态才能实现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