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以著作《邓小平时代》为国人所知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有人哀叹“一个时代之结束”。理解这句评价，至少需要两个角度。一方面，高龄的傅高义去世，代表着二战后美国第一代“知华派”的退场。他所代表的世界主义、智识国际主义特征，堪称“美国性格”中最可贵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一个美国式现代化的“样板时代”确实已经左支右绌，而整个东亚乃至中国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也令傅高义终生所期待的“现代化东亚”困难重重。

理解傅高义及其学说，“现代化”是最主要、也是最清晰的线索。同时，对于中国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象牙塔研究，更在于其超脱了历史课本上那些黑白分明、高度脸谱化、无可置疑的概念，让一段并未远去的历史，凝结成一段有血有肉的岁月，从而得以窥见中国现代化转型波澜壮阔的实验、矛盾和挑战。

瞄准“现代化”

傅高义出生时，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社会学家帕森斯刚刚自英国、德国回到美国哈佛大学，既为美国带来了韦伯理论，又以现代化论述自成大家。

帕森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包含了三项基本任务：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产业革命，后人还添上了“管理革命”，四种统称为西方的“四个现代化”。

帕森斯以西方各国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三个不同的历史模式。其一为常规模式，指英、法、荷等国各以产业革命或民主革命为先导，徐图科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