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美国回来了。”2020年11月25日，拜登发了这样一条推特。此前一天，美国正式启动了总统权力交接。特朗普的松口，让拜登松了口气。拜登心里明白，2021年1月20日，他肯定能“回到白宫”。但与其他反感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一样，拜登对特朗普是既鄙视又恐惧，因为不知道这人不按常理出牌的秉性，会给权力交接制造多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那条推特，或许真实反映了拜登的内心—安心了。

不过，熟悉国际事务的人可能会明白，拜登的“美国回来了”，听众主要在美国之外。原因不难理解，拜登可以说是本能的“外交型总统”。美国在过去的150年里，没有哪一位候任总统能有拜登这样丰富且高级别的涉外事务履历：36年的参议员生涯里，两度出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8年的副总统经历，主要精力也是分管外交。虽然拜登入主白宫后的紧迫任务是重振朝纲，但他擅长并更想“有所为”的，还是外交。

2020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外交理念和设想。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领导世界”的思维源头是“美国例外论”，即美国是“山巅之城”。既然要领导，那就得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拜登那篇文章的主要觀点是，美国外交必须让美国中产获益。这个观点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有着近亲关系。特朗普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内卷”，那么拜登如何在“领导”与“内卷”之间，建立起一个“超链接”？

前任们的遗产

拜登的外交会做什么、能做什么，首先要看他的前任们给他留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