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朱大红或许不会问，迟到的正义算不算正义？

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

等了20年后，劳荣枝的案子终于开庭。在合肥案中，劳荣枝的同谋法子英，只是为了恐吓被绑架者，在街上随意找了个木工回家，把他杀了给被绑架者看。

这个木匠，就是朱大红的丈夫，陆中铭。

那个时候，陆中铭才刚结束“农忙”，到省城打工只有两天。朱大红在家里，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等着丈夫寄回家用。

十几天后，她接到通知，叫她去合肥辨别尸体。上一次见面的丈夫，这一次的身份是“无名木匠”。

痛哭一场，回到家中，朱大红躺了一个多月。最后，她为了孩子们起身。孩子太小，一个3岁，一个4岁，一个7岁，围在她身边。

她这一生，只进过两次庭审。20年前的那次，她在现场留下一张悲愤的脸。

朱大红说，那时她想看看法子英，但看不见。1999年12月，对法子英的审判，是最实在的公开审判。群众一拥而入，在被告席的身后挤成一团，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朱大红的身高，够不过去。

但她又说，看不见也好。她是想看，但不敢看。

审判之前，朱大红去过看守所，看到了法子英。隔着障碍，她的头不敢抬起来，只是依稀记得，“好怕人，脸是青的，双手撑在椅子上—被铐着。他一只脚翘在桌子上，腿都烂了，蛆在上面爬”。

因为被捕时反抗，一只腿被枪击的法子英，在朱大红记忆里没有半点虚弱。相反，她感到对方气场强大。

“杀人犯嘛，你想”，20年后，朱大红回忆这一幕，双手还在不停地摩挲。

第二次进庭审，是为了看看劳荣枝。开庭前，朱大红面对媒体镜头，居然可以说说笑笑，悲伤似乎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