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越老越觉得知识欠缺，亟须恶补。重读汪曾祺就是我补课的内容之一。汪曾祺并不希望把他弄成热点，但事实上他如今已经成为热点。汪曾祺也受不了那种自信满满的批评家，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从来都缺乏自信。我只是他的一个普通读者，而汪曾祺是尊重读者的。他认为一篇作品是作家与读者的共同创作。他之所以在作品中“留白”，就是允许读者去捉摸、思索、补充。作家对其作品的自评跟读者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不尽吻合的。汪曾祺自己满意的小说是《职業》，先后精益求精修改了三四次，但在《汪曾祺精选集》中，我东找西找也未找到这篇作品。

我最早听说汪曾祺的名字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因为他是样板戏《沙家浜》和《杜鹃山》的编剧之一。这些戏里有一些优美的唱词，观众至今都记忆犹新。那时我跟友人曾应《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之约，用笔名撰写过几篇剧评，因此有机会在北京虎坊桥的一家招待所采访为样板戏谱写唱腔的于会泳——当时周围的人还可以拍着他的肩膀叫“老于”，不料瞬间他就蹿升成了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但因此也未得善终。读到汪曾祺对于会泳的回忆，恍然有隔世之感！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囫囵吞枣式地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纪事》，觉得形式和内容都不拘一格，犹如拂晓开窗，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气息，那感觉有点像我年轻时在荷花淀读孙犁的作品。读《受戒》时，我的文艺观已经有形无形地被一些清规戒律束缚，觉得这种题材跟作品中的小和尚明子一样有点“离经叛道”，不过顿时又想起鲁迅晚年写的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觉得在这些叛逆的和尚身上仍不失一种人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