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

1982 年春，我入读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受业于谢冕先生研修当代文学，遂与黄子平和张志忠成为同学。两位师兄都深爱文学，从文学少年成长为文学青年，又都接受了基本完备的中学教育，从早年的知青生涯就开始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几乎是同根相连的命运与共，而且一开始就进入了当代文学的学科体制。比起来，我则是野路子，远离城市圈的文化生态，基本靠自学，而且喜读杂书，没有以文学安身立命的少年壮志，唯独当代作品看得少，读到硕士还在这个学科的门外转悠，把谢先生开的二百多本书囫囵吞枣地读下来，几乎全无心得。两位师兄则已经进入最前沿，问题意识明确，参与的深度也非同一般。闲聊时，他们多有激愤，充满了道义担当的使命感，而张志忠的兴奋点尤其广泛，每有新话题便迅捷回应，且态度鲜明，慷慨起来面红耳赤，大有他的老乡关公的尊容。他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写的两篇论文，一篇为《论〈一个人的遭遇〉的成败得失》翻案正名，一篇为阅读马克思《〈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读书札记的札记》，都是一个时代文坛的集体话题，也是整个民族历史转型时期的思想焦点， 由此开启了他四十年间学术活动的基本轨迹。不仅如此，他课外的社会活动也很广泛，热心参与公共事务，这和他从小循规蹈矩、力争上游的好学生性格颇为契合，也和有着五千年古文化积累的晋地传统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