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琳，程润峰

(1.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2.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语言景观由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1]提出，最初旨在研究一定空间内各种标牌所呈现的语言状况，是区域内语言生态的直接反映。Jaworkski和Thurlow的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理论认为语言景观是“语言与环境、文化、视觉图像等之间的互动式表征，即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所构建的空间话语”[2]。这深化了语言景观研究，将其从对标牌语言的描写拓展到对“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政策、身份、关系等各种取向”[3]的揭示上。可以说，语言景观是城乡形象、语言权势、族群关系、文化认同等社会信息的映射途径。李丽生[4]指出，学界已语言景观研究，多是理论探讨，缺乏实证调查和分析。另外，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中的商业招牌、广告牌、路牌等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中心语料。目前语言景观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城市，对乡村语言景观的关注度不高。而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进程的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美丽乡村成为新的语言景观场域，乡村语言景观理应成为重点考察对象。现有的乡村语言景观研究又多是围绕民族乡展开的。例如，单菲菲、刘承宇[5]从旅游视角考察了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语言景观，李丽生、夏娜[6]以丽江市古城区为例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语言景观。二文均旨在挖掘少数民族语言符号的社会价值。但是民族乡在全国所有乡级区划的比重不足5%，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