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灵，司徒尚纪

(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广州 510053；2.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文身被誉为“刻在身体上的敦煌壁画”[1]，“刻在人体上的文化遗产”[2]，为古代世界各民族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形态，近年来一直为中外瞩目，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黎族是我国最突出的有文身习俗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有着最为丰富多彩的文身图式的民族。海南黎族文身之由来，各家各说，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刀耕火种说、生态环境说、民族标志说、图腾崇拜说、抗婚说、区域标志说、审美说等。无论是哪一说，都离不开海南特定的地理环境基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3]1，“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3]2。本文拟从人与环境关系的维度，考察黎族文身之根源。

一、 文化传承说

海南黎族古代是岭南百越族的一支，广泛分布在河海地区。按照张寿祺[4]的解释，“越人”就是生活在水滨的居民，即水居部族;之一。晋代皇甫谧撰《逸周书·王会解》称：“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5]可知南方越人以水生生物为食。《史记》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6]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鲏叠包裹，煮而食之。”[7]反映了古代南方越人所处之水乡环境。《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