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郑板桥“昔宰范县时，有一美男犯赌被捉，问治何罪，按律需责四十大板，当堂打放，余谓刑罚太重，曷不易之？吏对不可。余无奈坐堂，但闻一声呼喝，其人之臀已裸露于案前，洁如玉，白如雪，丰隆而可怜，笞责告终，几至泪下”（岳麓书社，《郑板桥集》276页）。堂堂朝廷命官一县之长，因草民赌博挨打竟“几至泪下”，套改一句歌词形容，“你真是心太软”。

不只对人，对鸟也是这样。郑板桥“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愉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岳麓书社，《郑板桥集》187页）。他是多么希望那些小鸟逃出牢笼，飞向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

郑知县的“心太软”，换成孟子的话叫“不忍人之心”，老夫子对之特别推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不过，此话夸大了“心太软”的作用，制度及制度背后的文化更具根本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心太软”的人肯定比“心太硬”的人要好，“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让一个“非人”去做“知县”，那全县十有八九是遍地血泪。

“心太软”是比黄金还珍贵的无价之宝，郑板桥恰是拥有它的富翁。靠着它，从范县到潍县，十二年间他把善政施于两地。“人皆以做官为荣，我皆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所入，甚属寥寥”（岳麓书社，《郑板桥集》230页）。可见他在任上是很苦。何以苦呢？因为肩负着全县苍生的福祉和平安，故丝毫不敢懈怠。“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般心境，怎会不苦呢？顺便说一句，今日的贪官也常将这首诗挂在嘴上或墙上，那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罢了，就像贪官题词要求员工“干净有为，清正廉洁”那样——太恶心，不说了。

二是很窮。何以穷呢？因为收入全靠俸禄，而俸禄却少得可怜。那为什么不“随大流”搜刮自肥呢？因为过不了“心太软”这一关。“霜穗未储终岁食，县符已索逃租户。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岳麓书社，《郑板桥集》160页）。内心装满这样的怜悯、无奈和愤怒，他会去贪吗？郑板桥不敢懈怠和贪赃，皆来自他的“心太软”。

在潍县任上，有一年全县发生大饥荒，道殣相望人相食，他来不及请示，断然决定“出仓谷以贷”，万余灾民因此活了下来。秋季又歉收，他拿出自己的薄俸救济贫寒。但是，他还是因为开仓未请示而“忤大吏”得罪了上司被问罪，最后只有以“乞疾”之名辞职还乡（岳麓书社，《郑板桥集》369页）。离开潍县时，他将灾民的借条“悉取券焚之”，骑着毛驴，带着仅有的“财富” ——两夹板书回故乡扬州去了。他为啥敢下“乌纱掷去不为官”的决心去救百姓呢？因为他不忍心饥民被饿死。说到底还是“心太软”。

那么，郑板桥是不是一位只是“心太软”的“好好先生”呢？非也，他心肠的另一面比谁都硬。在金钱和官位的诱惑面前，他意志如钢，丝毫不为所动;在污吏和乡间泼皮面前，他一身正气严厉打击毫不手软;在蝇营狗苟之辈面前，他满脸鄙夷“终席不与交一语”（岳麓书社，《郑板桥集》290页）。此时的硬，恰是他“心太软”的另一面，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临收笔再说一句，皇权专制时代，像郑板桥这样的知县，其出现只有偶然没有必然，太难得和稀有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范县、潍县的父老乡亲，那几年真幸运。

图：陆小弟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