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红语言近年来在网络上爆红，引起人们的争相模仿应用与讨论，逐渐形成了网络亚文化形态。网红语言的兴起与网络社会阶层变更、视听文化崛起、青年群体寻求身份认同与展现自我等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其带来的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会对亚文化风格意义进行消解，因此需要主流文化对其进行引导，建立行业自律与他律，积极参与公共价值，形成亚文化资本建构。

关键词：后亚文化;网红语言;亚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2-00-02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介的发展，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并迅速壮大。不仅使人们在运用媒介、传授信息的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而且深刻影响了亚文化的发生与演变机制，为网络亚文化提供了绝佳的传播环境。个性、分享、原创等特征加持下的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催生出了“药水哥”“giao哥”“郭老师”等一系列“网红”，他们所创下的金句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视线关注与情感共鸣，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中疯狂传播并引起人们的争相模仿。“网红语录”与“网红文化”的出现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期国人特别是部分青年的精神焦虑，如何认识与引导“网红文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后亚文化的文化观念

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依据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进行的，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传播媒介的改变，传统青年亚文化中的某些理论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网絡亚文化。“后亚文化”一词由钱伯斯在其著作《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中首次提出[1]，研究后亚文化的学者们在总结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的缺陷与时代局限性的基础上，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关键词，如场景、新部族、亚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推翻了伯明翰学派理论中的支配与被支配、抵抗与顺从、反对与收编等传统观念，削弱了阶级意识，更多关注的是青年亚文化的个性化、转瞬即逝和标新立异。

2 解码网红语言亚文化

解读亚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解读其风格，每一种亚文化都有属于自身的风格，这既是它区分“我群”与“他群”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维系群体认同最重要的特征。伯明翰学派研究的“光头党”“嬉皮士”“朋克文化”等都有自身独特的风格，且非常容易分辨。到了后亚文化时期，网络社交平台代替了人们现实中的交流，原先清晰的风格之分渐渐变得模糊了，但是不论技术发展或是时代变迁，“亚文化的风格始终是时代的隐喻，它需要借助已有意义系统与物品体系，通过对物品的选择性挪用和对意义的适当性篡改来实现”[2]。通过对网红流行语言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它们都是用无厘头，搞怪的语言再加上夸张的语气和动作结合而成并通过直播、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的。以一种看似严肃实际搞怪的态度来宣泄内心的种种压力和烦恼或是表达自身的不满。网红语言是在直播或短视频中发出的一些很有特色、让人匪夷所思又很想发笑的话，以这些荒诞滑稽的语言行为来表达内心的声音。

2.1 “抵抗”主流价值——“新部族”的仪式表演

“新部族”一词由米歇·马弗索利提出，它是指“个体通过独特的仪式及消费习惯来表达集体认同的方式”，即它们的形成“不是依据阶级、性别、宗教等传统的结构性因素，而是依据各种各样的、变动的、转瞬即逝的消费方式”[3]。在互联网场景与后现代语境的今天，群体认同的方式不再是依靠中心权力维持，而是通过外部的支持与认同存在。网红语言亚文化的广泛传播就是依靠其受众主动的参与与分享形成的。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仪式观”的观点，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在他看来，传播一词与“团体”“分享”“参与”及“拥有共同信仰”有关，它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共同体或团体的身份聚集到一起的神圣典礼[4]。在后亚文化时代，青年亚文化的活动场景由现实转入虚拟，各种网红语录掀起的模仿浪潮就是由“新部族”一起创造的仪式表演。

随着传播平台以及传播方式的改变，由文字、表情包传播的亚文化变为了视频传播。视频是需要真人出镜的，即使有各种各样的滤镜和特效，也不能阻挡受众的辨认，匿名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发表的视频作品已经不再是完全放飞自我的行为，而是趋于一种表演，各个平台更像一个个舞台。亚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的批判性、反抗性似乎成为了顺带属性，人们加入这场亚文化表演中更大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赶上演出、展现自我。这一现象也体现出了后亚文化时期的“抵抗”成为了一种被“弱化了的抵抗”，它消减了传统亚文化时代青年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强烈激进的对抗，反映的更多的是对于生活不满的抱怨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他们通过仪式表演的形式来实现抗争、引起关注。

2.2 自我认同——“场景”转换下的亚文化资本

“媒介场景”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提出的，在他看来，信息的流动弥合了信息场所与物质场所的界限，媒介和空间共同为人们构筑起了新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传播模式[5]。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广泛的参与性构筑了与现实环境截然不同的“场景”。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主要活动场所，“场景”的转化改变了现实环境原有的社会资本。亚文化资本以“酷样”为表现形式，是年轻人谋求社会权力、获得社会地位、认识自我价值的途径与标志，也是年轻人为了建立另一种结构而扰乱主导结构的一种手段，以及面对时代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矛盾的文化反映。在亚文化资本中，发挥作用的不是阶级、收入和职业，而是年龄、性别和种族[6]。人们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模仿网红语言发表作品，最大的动力便是在网络空间寻求自我价值认同，同时表达自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情绪发泄。

与传统网络亚文化相较，网红语言亚文化需要自身“登台表演”，其中性别、声音、长相、年龄成为其特有的资本，而表情包亚文化、丧文化等则完全依靠想象力和文字功底。人们虽然身处同种亚文化，但往往是各自为战。网红语录亚文化则依靠相同的风格与形式建立起了更为亲密的关系，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情绪、发泄压抑，或许他们没有像韩佩泉那样被人歧视或辱骂，但是网络空间中传统的社会资本被打破，无关阶级、无关职业、无关地位，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与自我追求。

3 网红语言亚文化的价值反思

3.1 消费主义思潮下的唯金钱论

纵观这些引领潮流的“网络红人”们，虽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特色赢得了关注，博得了眼球，但他们学历普遍偏低，折射的价值观也是唯金钱论。主播“带篮子”，毕业于大专院校，他在直播中所谓的成功不过是获得了更多的金钱与更高的社会地位。传统意见领袖影响可以影响信息与意见的走向，而网红们在掌握网络话语权后还可以将其转化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例如，直播带货（推销商品）可以直接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厂家会找到有庞大粉丝和有影响力的网红，洽谈合作推销产品。其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网红们制作的视频中添加“软广告”，可以作为视频中使用的道具，一般会在其视频评论区设有购买链接;第二种则是在直播中专门对商品进行推销，将话术和自身直播风格相结合，吸引受众下单购买，在有人购买后，还会念出其名字，以视关注。受众下单购买商品时，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而是消费后获得关注的虚拟价值与附加价值。网红们在直播间营造出的追求娱乐和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消费思潮下的消费文化不谋而合。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炫耀式消费下逃避现实，追求虚拟的身份认同，最终会陷入消费困境，对其价值观与思想带来消极影响。

3.2 媒介素养缺失下的低俗化

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公众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公众的媒介素养却没能随之提高。网红语录虽然传播的宽度与广度不同凡响，但更新迭代的速度却极快，犹如昙花一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论是主播还是其话语，大都没有思想与深度，虽然有些话语契合了社会矛盾，引发了受众心灵共鸣，但更多的语句粗鄙低俗、措辞浅显缺乏逻辑，最终的命运也逃不过被主流价值文化“收编”。第二，主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淡薄。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业态，还处于初始发展时期，目前还没有成文的行业纪律规定，且在直播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其所说所讲往往不会经过缜密的分析与思考，许多网红也正是因为在直播过程中口无遮拦被封禁。其三，内容缺乏持续创新。主播因某个事件迅速走红后，内容与形式难以推陈出新，同质化的表现形式难免会引起受众的视觉疲劳。网络内部交流趋于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而直播间中网红与粉丝建立的弱连带关系需要新的内容不断刺激才能得以维系。

4 嵌入主流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不仅工业化与城市化所生产的物质商品是以普通民众为中心，信息化与娱乐化所生产的精神符号也是以普通民众为中心。大众文化的崛起逐渐取代了精英文化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目前网红语录亚文化的发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仍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压力下“仪式”抵抗与情绪发泄的良好工具，是文化政治与微观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伯明翰学派对传统亚文化的研究逃不过“臣服”“收编”等字眼，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与互联网的发展，网红语言亚文化式的网络亚文化层出不穷，“场景”的转换和“新部族”的重构等特点要求研究者转换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来看待问题。如果继续用伯明翰时期的研究视角看待与解决网红语录亚文化无异于管中窥豹和隔靴搔痒。互联网生产方式使传统的被动接受者成为了主动的生产式受众，形成了开放多义的媒介文本，模糊了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界限，亚文化资本的价值愈发凸显[7]。而且在网红语录亚文化中，不只有叛逆与戏谑等消极思想，也有诸多理念表现出与主流价值观相似的特点。例如“李会长”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为人仗义、疾恶如仇、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韩美娟虽有先天性唇腭裂，但其在直播中表现出的自信以及对相依为命的奶奶的孝顺等品质都值得点赞。他们的行为语言建构了网紅语言亚文化特有的亚文化资本，在受众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网红语录亚文化经过优化与改进，不断探索发展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之后，完全可以作为优秀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合力，引导社会健康发展。

5 结语

网红语言亚文化是网络媒体技术对公民话语权赋权的代表，是网络社会阶层变更以及视听文化、大众文化兴起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展现自我、呵壁问天的情感需求;同时，网红语言亚文化也是对现实环境与秩序的一种抵抗与批判，强调了当代青年群体对现实境遇的不满。它风格多变、抵抗弱化、表达方式与表达渠道多样，其“新部族”所建构的新“场景”又具有典型的后亚文化特征。人们在参与其中寻求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其中消极、低俗、暴力等错误的价值观，应谨防其中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与消费主义对网红语录亚文化的意义消解。在媒体发展与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要与时俱进地看待网红语录亚文化，摒弃传统“收编”“禁止”等应对方式，注重主流价值观引导与形成行业规范纪律，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建设，开展有价值的公共讨论，与主流价值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钱伯斯.大都市图绘：通往现代的可能性[J].文化研究，1987（1）：1-21.

[2] 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4.

[3][法]米歇尔·马弗索利.亚文化、场景或部落：以上皆非[J].青年研究杂志，2005（8）：21-40.

[4] 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J].国际新闻界，2008（8）：44-49.

[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4.

[6] 闫翠娟.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青年文化研究范式的嬗变与转换[J].云南社会科学，2019（4）：81.

[7] 秦兰珺.论青年亚文化与互联网生产方式的互动[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4）：85.

作者简介：杨艺明（1996—），男，山西长治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网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