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昕

（四川大学，成都 610207）

2020年开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许多行业借助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积极采取了特殊情况下的调整与应对措施。同大多数行业一样，科技对司法的影响亦是巨大而深远的。截至2017 年底，法院信息化建设已升级至3.0 版，实现了审判管理、诉讼服务乃至法庭审判全方位的电子化。[1]其中，远程庭审作为法院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在通讯科技的协助下成功实现了将司法活动转移出特定物理空间，拉伸司法产品生成场域的目的。通过网络诉讼服务平台，当事人可以在线完成预立案、案件进度查询、证据交换等诉讼环节。利用远程通讯和实时通信软件，远程作证、远程提讯甚至远程庭审都已经不再是技术难题。随着个别创新性探索的成功以及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深化，远程庭审逐渐从个别地区的“时髦”做法演变为地方法院争先探索和推进的审判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事“网上办”、开庭“不见面”的诉讼模式已变得不再陌生，却也还远未成为此前法院工作的常态。实践中，受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公、检、法机关对远程庭审的态度以及各地基础设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远程庭审与传统庭审的关系往往呈现出“辅助性模式”和“并列性模式” 两种不同的模式。[2]从总体上看，传统线下诉讼方式仍是主流，实践中远程庭审也多以“辅助性模式”的样态出现。

相对于实践探索的如火如荼，相关理论研究则显得较为不足。研究内容大多侧重于宏观价值与原则的探讨，少有从微观视角加以切入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对远程庭审实践面貌的把握，因而也无法为远程庭审的进一步推进提供规则性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