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郎

1

在我们那，大人管最小的孩子叫老小，所以，我管小姨叫老姨，管他就叫老姨夫。

在结婚之前，老姨对我这个叫法很不满，说给叫老了。她让我叫她小姨，我一叫老姨，她就偷偷地掐我脖颈子，揪得咯噔咯噔响，两三下，就那一片的青紫，说是给我去去火。

我姥爷和我姥姥是后到一起的，俩人一共四个孩子，都是女孩。我大姨和我妈是姥爷带过来的，1940年，热河老家闹饥荒，姥爷一家往草绿的地方走，捡着啥是啥，吃老天爷的。我第一个姥姥是饿死在道上的，姥爷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装着四岁的我妈，一只手牵着七岁的我大姨，一只手拄着一根柏树做的棍子，从河北走到了黑龙江。

我第二个姥姥，是姥爷在黑龙江认识的，她一家三口从山东菏泽出来，走到黑龙江的时候，就剩下她和我三姨了。老姨就是四姨，是我姥爷和第二个姥姥生的，比我三姨小十二岁，差了一轮。

在东北，老小受宠，加上和三个姐姐年岁差得太多，姐姐们都把她当女儿。在我们那儿，我老姨是一个名人，都知道纺织厂印染车间有一个大姑娘，能处对象，处过的对象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可处一个黄一个，二十好几了还没结婚。人长得俊，高鼻梁，大眼睛，腰是腰，条是条。附近的钢厂、化工厂一帮坏小子，有时候会在道上截她，吹口哨，塞纸条啥的。严重的时候，三个姐姐轮流护送着上下班。

关于我老姨结婚之前的事儿，属于说出开头就知道结尾那种，特没意思。处的十几个对象里，有厂长的儿子，车间主任的儿子，电厂的技术员，厂办学校的老师，都是别人主动追的她，也都是别人主动甩的她。只有她们厂的技术员是她主动的，可刚好没几天，技术员就收到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富拉尔基。走之前，让我老姨等他，说一毕业就回来结婚。头一年，俩人一星期一封信。第二年，就两个多星期一封信了，说是学习太忙。我老姨去学校找过他，发现确实是忙，除了课程，还忙学生会的事。

我老姨晕车，坐火车都晕，这次从富拉尔基坐到哈尔滨，苦胆都快吐出来了。这次见面之后，两人还靠书信来往，保持一个月一封的样子。最近老姨再写信、寄钱都被退回来了，信封上盖了查无此人的蓝戳。算起来，那人也该毕业了。

我老姨夫姓房，家在富拉尔基的东郊，是菜农户口。老姨说他长得像豆杵子，不仅仅是脱了鞋跟我老姨一边高，应该也就是一米六五，还长了一双我老姨讨厌的小眼睛。但没办法，在和我老姨夫结婚之前，我老姨这岁数，加上处了十几个对象的记录，给了上门提亲的人无限的勇气和信心，都敢把劳改释放的、死了媳妇的拿出来，摊开在桌上，扒拉又扒拉，捡了又捡，我老姨夫是这里边条件最好的。

结婚之前，我姥爷就不大喜欢这个老姑爷，除了听说他前几年总和人打仗以外，也烦他没事就唱歌，男愁唱，女愁哭，运势都给压住了。我妈也不喜欢，说一个男的太能说，命薄。家里就我三姨喜欢他，说我老姨夫脑袋好使，转得快，没准将来就能出息。

虽说我得叫他老姨夫，可我俩只差了十岁，他结婚那年，我十三，他二十三，我老姨比他大三岁，二十六了。他们俩是秋天结的婚，结在了我姥姥家。

结婚那天，学校的实验田收向日葵，规定不许请假。我放学回到姥姥家的时候，亲友都已经散了。我看见老姨穿了一身的红，眼睛也红红的，和我妈她们坐在用作新房的里屋，在偷偷地说话。

我老姨夫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老高，用发胶定了型，上面还沾了亮片。拎着笤帚，站在外屋一地的瓜子皮和糖纸中间，好像刚要清扫。看见我进来，龇牙笑了下，领我到厨房，掀开锅盖，原来偷偷地给我留了四喜丸子。

我和我妈说过这事，我妈说他“还挺有眼力见”。

结婚后，头半年还没看出啥，早上，俩人一起出门，老姨夫往左走，就侍奉郊区那片菜地，老姨往右走，去纺织厂上班。晚上，老姨下班，老姨夫已经做好了饭。吃完饭，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了。半年后，蔬菜熟了一季，等新菜长出来的间隙，菜地没啥活了，老姨夫待在家里的时候就多了，我在姥姥家遇到老姨的时候也多了。

我老姨夫左脸上有一道疤，平时看不大出来，喝了酒或者一冷一热，那块疤就会漂浮上来，像一个毛毛虫，腿脚昂扬，气势汹汹。我老姨说，有一次下班回家，一推门，看见他坐在那喝茶，捧着一个玻璃杯，一半是茶叶，一半是水。抬头看她，怔怔地不说话，觉得一股寒气，兜头浇了下来。

我老姨夫不笑的时候，像一个土匪，笑的时候，像一个弥勒佛，所以，好像他一个人长了两副面孔。我老姨有点害怕他，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一睁眼，阴森森的，心里就一激灵。她说我老姨夫太怪了，不抽烟，但兜里总是揣着两盒烟，一盒好的，是良友，一盒次的，是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先掏出烟，放在桌上，再脱衣服，好像烟也是他的一件衣服。

我姥爷说过我老姨，结婚還不到半年，就总往家跑，也不怕人家笑话。

和原来比，那几年，富拉尔基不算太平。说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可距离齐齐哈尔市中心将近四十公里，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城镇。最开始的时候，富拉尔基只有一家军工企业，生产军用物资，有点保密单位的意思。黑化、电厂、钢厂，是后来才有的事儿，大烟囱越来越多了，人口也跟着稠密了起来。富拉尔基纺织厂是周总理提议建立的，纺织厂多是女工，解决了重工企业男工的婚配问题。每家厂子都有自己的食堂、商店、医院、幼儿园，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能在一个院子里完成。

前几年，大伙工资上下也差不到哪去，人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富拉尔基治安好，厂子的保卫科，一天天除了抽烟、喝茶，就是打盹、扯老婆舌，闲出屁来。最近两三年，保卫科成了厂里最忙的了。富拉尔基有的厂子效益不好，已经开不出工资了。有的厂子还开工资，可也只能开一半。有的厂子开始陆续下岗，家属区里也开始丢东西了，刚开始丢的也就是门口的秋白菜，窗户下边的大葱啥的，后来就有丢自行车的，入室盗窃这种事也出现了。

就连我家的气氛也跟着变得凝重，晚上吃饭的时候，爸妈聊天。我爸说，“早晚的事儿，她那样的，指定跑不了。”

我问，“咋了，谁跑不了了？”

我妈瞪了我一眼，“吃你的饭，不好好学习，你也得下岗，到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我爸说，“你得好好和你那老妹子唠唠，结婚了，就收收心吧，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工人有啥不好的？还不想当工人。再整天琢磨那些歪门邪道，连工人她都当不成了。”

我妈说，“这下有了，也不能打啊，扑奔来的，毕竟一条命。”

我爸接着说，“以前处了那么多的对象，不都跟她黄了吗，谁看不出她那点小主意啊。他老姨夫虽说是个菜农，咋也比那些不务正业的强点，结婚了，还总往娘家跑，也不怪你老妹夫半宿半夜地出去瞎转悠，让人家说三道四的。有了孩子，也算好事，就都消停点，好好过日子吧。”

和我爸预料的差不多，我老姨显怀的时候，接到了下岗通知。我不知道老姨和老姨夫啥反应，反正我妈在家是哭了好几场。我妈是我们厂办小学的语文老师，平时说话也挺讲究，就是称呼我老姨夫的时候不讲究，“你老姨没工作了，你老姨夫那个穷命鬼，就种那点菜，咋养活他们娘俩啊。”“孩子还没生，当妈的饭碗子就没了。”我爸坐在一边一颗接一颗地抽烟，也不说话。

最近这一年，富拉尔基出现了刨锛的。说是从沈阳那边过来的一伙人，专门挑背静地方下手。富拉尔基真的有几个人在下班路上，被人在后脑勺上来一刨锛，抢了财物。有的被刨得满脑袋血，住了好久的医院。这还算好的，有更倒霉的，让人刨成了植物人，躺在床上，生不知，死不知，就那么昏迷着。还有人说在沈阳，有当场给锛死的。

富拉尔基人心惶惶，我们每天放学，老师都叮嘱，“放学就回家，别乱跑。”

派出所、保卫科彻底忙起来了，重点排查外来人员、下岗职工和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排查来排查去，还排查到了我老姨夫头上。因为有人看见他好几回，半夜不睡觉，在外边转悠，形迹非常可疑。两个警察问了老半天，在本子上一一记下，还叫我老姨夫按了手印。据说，我老姨夫那天说话挺冲，说：“怀疑我，就抓我得了呗，费这事儿干啥。”

我姥爷心疼老丫头，一方面是下岗，没了工作，一方面是心疼我老姨大着肚子，还住在人家的冷山房里。原来就在家里总叨咕，“老小这命啊”。这次老姨夫被派出所找上门，更刺激了他，遂拿出当年闯关东的那股狠劲儿，命令我老姨夫，把租的偏厦子退了，搬回来住，“能省点是点，一年房钱，能给孩子买多少槽子糕”。

话虽是这么说，老姨夫在我姥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眼色，别的不说，我姥爷整天阴沉着，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就够他受的了。再加上，我妈一回去也耷拉着个脸，一色用下巴和他说话，见面了，抬抬下巴，走了，再抬抬下巴。

要我说，我妈对我老姨夫他媳妇是真好，我都怀疑她才是我老姨的妈。自从我老姨搬回来，住进结婚前的那个里间之后，我妈就更频繁地回娘家，每次都带点麦乳精、桃罐头啥的，不许我吃，说是给我老姨补身体的。有时候，带我回去，也是为了回来时，好有个人壮胆。

每次我去，老姨夫就和我没话找话地说话，在这个家里，他也就能在我这找到点存在感。他把我当大人，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不像我爸我妈，跟我都是清一色地用祈使句。

回去的路上，我妈总问我，“他和你说啥了？”我简单说还不行，必须一字一句地复述，搞得我再去我姥家，跟考试似的。就有一次，我和我妈说看见我老姨夫右手破了，好像是练武练的，我妈问，“为啥？”我说，“我们学校有人打沙袋子，手就那样。”那天，我妈没逼我复述，像有什么急事似的，紧着走，害得我走几步，就得小跑几步。

我老姨夫眼睛里有活儿，每次去我姥家，他都在干活，像修理关不严的门，粘自行车轮胎，给院子铺上砖地。我老姨夫有个毛病，一边干活儿，一边哼歌，他一哼歌，屋里就摔盆子摔碗的。

自从我老姨夫开始收鸡，家里气氛才有所缓和。我老姨吃上烧鸡的时候多了，我也经常跟着能混到一个鸡腿、两个翅膀啥的。再去姥姥家，碰见老姨夫的时候就相应地少了，每次都说是“下屯收鸡去了”。有几次碰巧，老姨夫在院子里收拾鸡，我就蹲在一旁看。他是帮富拉尔基的两个烧鸡店收鸡，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两个大筐，附近十里八乡地转悠，专收老母鸡。

每次回来，得杀了，褪毛，掏出内脏，用菜刀背把鸡腿敲折，塞进肚子，脖子弯回来，靠在背上。我老姨夫干活手脚利索，不糊弄人，收拾得干净，两个烧鸡店都愿意收他的鸡，收了，直接可以放进炉子里烤。我妈说他“赚中间的差价”。

收拾鸡的时候，臭味熏天，我得捏着鼻子和他说话。他倒不在乎，一边烧开水，给鸡褪毛，一边哼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他的手好像天生没有知觉，水还开着，就伸手进去褪毛，手也快，三下五除二就褪好了。褪下的鸡毛，摘下的内脏，随手装在一个尼龙丝袋子里。干完活儿，地上除了水渍，啥都没有。

我老姨说老姨夫，干活儿虎了吧唧的。他检查电路，食指直接伸進插座里，听见他嘴里嘶了一声，我就知道有电。要是没动静，就知道是这个插座坏了，就得帮着找螺丝刀子，拧螺丝了。

我老姨夫手巧，我看见他腰里挂了一串钥匙，除了钥匙、指甲钳这些东西，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用点滴管子编的金鱼，两只鱼眼睛鼓鼓的，红色， 尾巴弯曲，好像是一摆一摆地在游泳。

我和他说想要一把《水浒传》里提到的那种戒刀。没几天，再去我姥家，就藏在了他放自行车的地方，用报纸包着。戒刀也就半米长短，一整根松木做的，应该是用锛子一点一点抠出大致的形状，用细刨子挨个棱面刨，最后用砂纸打。刀头宽，刀背厚，刀刃薄，刀柄处还系了红布。一挥动，有破风之声。

2

我爸也下岗了，和我老姨也就隔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爸特生气，一个劲儿地叨咕“我一个市先进工作者和一帮二流子一样了”。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爸说，厂长答应他，效益好转一点，就请他回来坐镇，机修车间可少不了他这种大拿。可现在他也和我老姨一样，端着一个搪瓷盆子，上面有红色的印字“建厂35年”，里面装着几副劳保手套，一个喝茶的搪瓷缸子，两套工作服，几把钥匙，一个市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下岗了，自谋了。”那时候，他们管自谋生路，都叫自谋。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酒，以前每天晚上吃饭，他也喝酒，不多，二两半的口杯，也就一杯。那天晚上我爸喝了两杯，还想喝，被我妈抢了酒杯，说：“吃饭。”

我妈替他想过，买个摩托拉脚，厂门口卖个盒饭或者是开小卖店等不下十来个事，可我爸觉得自己是一级工，市先进工作者，名字还上过报纸，“不能和那些盲流子一样”。

他和我老姨夫去收鸡也是被我妈骂去的，赌气囊塞的，推着原来上下班骑的那辆二八大杠，叮啷桄榔地往外走。以前，每次有我老姨夫在的场合，我爸都穿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工作服右胸口那印了蓝色的“富钢”字样，好像是他的铠甲。下岗后，他再也不穿那件工作服了，也一次都没回我姥家，更没见过我老姨夫。这次去收鸡，跟杀了他一样。

他和我老姨夫下屯收鸡，也是站在院墙外边，不进去，也不帮忙，全耍我老姨夫一个人，我老姨夫就等于来回多个陪聊的。我爸和我妈说，“你那老妹夫，挺狂。”我老姨夫和他在道上唠嗑，说想整一台摩托车，雅马哈的，说到时候就弄一根绳儿，一头拴在摩托车上，一头拴在我爸的自行车上，上坡的时候，省劲儿。他说还想整一副皮护膝，棉手闷子，棉帽子，针织的大围脖，就露出一双眼睛。他说刚入秋，可小风挺硬，往骨头缝里钻。

也就去了三四回，我爸就死活不去了，和我妈说，“你那老妹夫，歪心眼太多，早晚得出事。”

第一天，我老姨夫和卖鸡的人家打赌，说他上手一抄，就知道斤两，要是上下差出去二两，收购价格就翻一倍，要是在二两以内，就便宜一半。

我爸说他，“收鸡收多了，手上有准头，每回都是他赢。”“我也看出来了，他也不是谁家都这么干，净找老实人家，激人家和他噶东。”

第二天，俩人收完一个屯子的鸡往外走，到屯头的时候，我老姨夫一把就薅住了一只在一边溜达的鸡，塞进筐里，继续走，就像啥都没发生一样。我爸说他“杀鸡杀多了，身上有杀气，鸡看见他，都不敢动”。

第三天，也是快收完，要走了，他和我爸说，“二姐夫等我会儿，我方便下。”原来，他跑到屯子里总耍钱的一家，和人押三张去了。我爸问清楚了，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攥着三四十块钱，看见我爸说，“再等会儿。”押三张，就是对面一个人，抽了扑克牌里的两张黑桃、一张红桃，翻扣在一个桌上，三张牌来回倒换，停下后，根据记忆挂钱，挂中红桃的赢。

我老姨夫先前应该是输了，说要验牌，拿过三张牌挨个看了一遍，还回去。此后次次中，五六把之后，就说太晚了，不玩了，得回家了。对方几个人不让走，说：“你以为我没看见啊，你验牌的时候，是不是在红桃的后面，刻了一指甲？”

我爸说收鸡“不是人干的活儿”，“起早贪黑，坑蒙拐骗的”。

入秋的时候，我老姨肚子就大得看不见自己的脚了，我妈找厂医院大夫给看了，说不是双胞胎，可仍然让人担心。我老姨怀孕反应大，没事就吐，吃不下啥，不能睁眼睛，一睁眼，就迷糊，天旋地转，得成天躺着，跟晕车似的。我姥姥说，这孩子磨人。

我老姨夫走那天，谁都不知道，就和我老姨说了一嘴，可我老姨迷迷糊糊的，也没听大清楚，好像说是“出去挣钱，生孩子的时候回来”。我妈帮着检查了一下，我老姨夫带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件旧军大衣也拿走了，我妈说，“这是打算在外边长干啊。”

我爸倒是开始理解了，“老婆下岗，他还是一个菜农，住在老丈人家，要工作没工作，要房没房，眼瞅着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咋活啊。该咋是咋，还挺有刚。”

那个时候，是1989年，明年我就该考初中了。我妈是老师，在她看来，这场中考不仅仅是我的考试，也是她的考试。她说我要考不上重点，要么她就地打死我，要么她吃点药，不活了。

我那时候不争气，偏科严重，数学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克星，什么分数除法，什么应用题，我们两两相望，互相绝望。别看我妈教语文，偏偏数学也好，看我那样就愈发氣不打一处来，拎着那把老姨夫给做的戒刀，寸步不离地看着我，以至于她去姥姥家的时候都少了。

我爸那时候比我更不省心，下岗之后，这个不愿意干，那个干不了的，越待脾气越大。我妈成了家里最忙的人，和我爸打完仗，转身再打我，挂在嘴边的都是“老的老的不省心，小的小的不省心”这类的话。

其实，1989年的时候，不光是我妈，整个富拉尔基的人脾气都挺暴。在我们上学的路上，路边经常有靠在摩托车上等着拉脚的人，因为抢生意，刚刚还一起聊天的两个人，转眼就能骨碌到一起，巴掌、脚丫子冒烟咕咚地招呼。搭车的人，安静地站在一边，等他们打完了，跟着打胜的一方走。

我家一左一右，住的都是我爸的工友，还有几个是一个车间的，经常聚在门口，主要内容就是骂人。骂厂长，“贪污受贿，好好的厂子，给整黄了”;骂这狗逼的世界，“人都变坏了”。我早晨上学走的时候，他们在骂人。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骂人。下岗后，骂人，成了他们的工作。

我老姨生产的前几天，我爸终于又开始工作了，他和两个徒弟一起承包了一个录像厅，就在原来厂子的东侧门，两间平房，门和窗户都用棉门帘子挡着，屋里唯一的光源来自于墙角的一台29寸电视，电视机旁边是三台VCD机，24小时循环放映。我爸和他那两个徒弟在门口轮流卖票，也是三班倒。两块钱一张，五块钱不清场。放的片子也讲究，按照演员放，今天是周润发专场，明天是李连杰专场，后天是成龙专场，大后天是刘德华专场。

我听到小弟弟出生的消息就是在我爸的录像厅里，当时正放的是刘德华主演的《大冒险家》。关之琳在给一个黑社会头子按摩，那个人转头问，“我很脏吗？”随后，关之琳面无表情地骑在他的背上按。

我老姨家的弟弟出生时是五斤八两，一身的红紫，一声不吭，医生倒拎着两脚，啪啪地拍打后背，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老姨也哭，骂那个穷命鬼“死哪去了”。我姥爷在外边骂，“瘪犊子玩意，让狼给掏了？媳妇生孩子都不回来。”我姥姥和我那几个姨跟着一起屋里屋外地哭。

我是在我老姨出月子后，才看见我那个小弟弟的。小耗子一样，闭着眼睛，净知道哭。我老姨奶水不好，一对乳房干瘪着，被他含在嘴里，裹几口，就吐出来，发出猫一样的哭声。

我爸他们的录像厅，也是在这时候被查封的。警察接到电话，说他们一到半夜就放黄色录像，都是《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洞房艳史》啥的。那天下了冬天的第二场雪，是小雪，薄薄的一层，小米粒一样撒在第一场雪后结的冰上，一走一打滑。天儿嘎嘎冷，但太阳很好，阳光细长，质地明媚，隔着蒙在窗户上的塑料布，泼洒了那么多让人害臊的温柔。

派出所的电话打到了我姥家，正好是我妈接的，她放下电话，就去穿大衣，围巾胡乱地缠在脖子上，准备去派出所。一拉开门，发出一声尖叫。

门口站着一个人，穿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军大衣，腰上系着一个围脖，长的一头，垂在胯骨那，手里拎着一个写有天津字样的绿色提包，头发长，胡子乱，遮挡了大半的脸，一身的怪味，能呛得人一个跟头。

家里人，包括姥姥、姥爷、我妈都跟被孙悟空的定身法给定住了似的，看着我老姨夫驾着一股汗酸味进屋，趴在里屋门口，看一眼我老姨和他刚刚满月的儿子。转头跟我姥爷姥姥说，“爸、妈，我回来了……”话没说完，牛一样地，发出呜呜的哭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我老姨夫站在外屋地上，一边掉眼泪，一边脱掉军大衣，撕开衬里，连棉花带钱，一把一把地往外掏。掏完这边，再撕开另一边的衬里，再往外掏。掏完军大衣里的，还有棉袄里的，最后一把钱，是从衬裤里掏出来的，他在衬裤里缝了一个兜。

地上的钱，散落在白色的棉花中间，像是海浪中间起伏的船，像是他们结婚时一地的糖纸。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空气里，颗粒飞舞，我屏住了呼吸，怕被呛着。我姥姥在飞舞的灰尘中间，扎撒着双手，原地倒腾着双脚，嘴里说“哎呀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时候，有人专门下屯去农村收粮食，再卖给粮库，赚差价。

我老姨夫就给收粮食的扛麻袋。两个人跟一台车，收的时候，负责装，卖的时候，负责卸。一天下来，能给50块钱的工钱。要是顺利的话，再起个早贪个黑，一天能干几趟。老板要是赚到钱了，心情好，一天下来，能再给点。别看我老姨夫个子小，但有的是力气，又不惜力，找他干活的老板挺多。

用我爸的话说，我老姨夫这个人鬼道，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了收粮食的门道。一天晚上，他就着蜡烛，清点了一下，手里有五百多块现钱。第二天，根据收鸡的经验，他找到一个偏一点的，收粮食老板去得少的屯子，把五百块钱都塞给了屯长。要求就一个，我来的时候，和村民说一声，交粮了，就行了。

当天，他就用一堆欠条，换了一大车粮食拉走。粮食卖到粮库，收到现钱，揣在兜里，又连夜赶到另一个屯子，找到屯长，再塞给他五百块钱，第二天，又拉走一大车粮食。一星期后，回到第一个屯子，还了钱，清了欠条。村民一看，都相信了，他顺手又拉走了一车粮食。

这么倒腾半个多月后，粮食收完了，他又和人进了山里，如法炮制，只不过这回倒腾的不是粮食，是榛子、木耳这些山货。

我老姨夫是我们那的第一个万元户。

他在富拉尔基成立了一个粮食晾晒点，除了秋天照样下屯收粮食，平时也收红小豆、芸豆之类的。在晾晒点晒干后，按个头大小装袋，标注成一等品、二等品，价格也因此高低不同，再往外卖。

他还在重型机械厂门口，租了一个门市房，专门卖从小兴安岭那收来的山货，其实门面就是一个摆设，富拉尔基才多少人，一年能买多少山货，这个山货店主要是往南方发货。山货除了榛子、松仁、木耳、黄蘑、猴头菇，还有人参、黑蚂蚁、穿山龙这些药材，偶尔也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啥的。

富拉尔基没有人不知道我老姨夫，都知道老房家跟个地主老财似的雇了好几个人，男的女的都有，有站柜台这种不用太出力气的，也有晾晒这种卖力气的。还有人拐弯抹角找到我妈，看能不能介绍到我老姨夫那去，好干点啥。

富拉尔基人都看我老姨家眼红，说是不知道挣了多少钱。只有我妈看着他俩闹心，说钱没挣多少，一天天整得跟个盲流子似的，天不亮就裹了一件军大衣出门，走之前，得往鞋里絮两双鞋垫，要不，一天下来，腿冻得跟不是自己的似的，晚上不知道几点能进家门，进屋倒床上，就能睡着。

不过我妈也说，自从我老姨夫回来后，我老姨就像变了一个人，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男人是已经结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不但能干了，也能吃苦了。活儿那么累，中午就和工人一起吃一碗煮挂面条对付，我老姨夫心疼媳妇，偶尔买一只烧鸡回来，算是改善改善伙食了。

我那个小弟弟，只能跟着我妈，手里拎着我老姨夫给我做的那把戒刀，鼻涕拖得老长，走几步就卡倒，动不动鼻子就碰了个酸枣，成天哭哭咧咧的。我妈说他俩“这日子过的，人没人样，家没家样”。

有人敬我老姨夫三分，也有人看我老姨夫就烦。市场管理员找机会就收拾他，占地方了，卫生没做好了，跟训三孙子似的。每当这时候，我老姨夫就拿出右脸，堆出满脸的笑，掏烟，给点上，顺手再把烟装到人家兜里。他也经常和其他老板发生争执，因为货款、价格、质量，随便什么原因，这时候，他就亮出带疤的左脸，抡起铁锹，照脑袋就劈，追着打。对雇用的人，他是左右脸轮着用，有时候凶神恶煞，有时候掏心掏肺。

他和我老姨都带头干活，别人一点懒都偷不到，找我妈介绍活儿的人，没干几天就后悔。累不说，老板娘还贼抠，一个月下来，也挣不到啥钱。

我爸也看我老姨夫家闹心。自从上次录像厅那事之后，他已经在家呆了半年多了，没事就喝茶水，一罐子茉莉花茶，一月就喝光。我妈上班走时，他在喝茶水。我放学回家，他在喝茶水。端着茶杯，噘起嘴，左右晃动脑袋，吹去水杯上面的茶叶沫子，喝一口，烫着了似的，砸吧几下。

我妈和他商量，不行就去我老姨夫那干，不能总这么待着。我爸跟踩着了尾巴似的，蹦起来多高，“磕碜谁呢？就他老姨夫？看着笑呵呵的，啥事都干得出来，给他一个刨锛，他都敢去劫道？我跟着他干？”我媽上去两杵子，把我爸怼到墙角。

其实我爸也不是啥都不干，他每星期都去买一张彩票，装在中山装的左上兜里，开奖的第一时间，趿拉着鞋，跑到买彩票的点儿，去看中奖没有。他和我说，他有预感，肯定能中500万，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大奖到来之前，我爸最大的积蓄就是那些废彩票，有两大叠，用夹子夹着，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抽屉里。他还和我唠叨过几次，要不也开一个彩票点，“瞅那玩意，挺挣钱，买的人不少”。

彩票点没开成，他和两个徒弟倒是开了一个驴肉蒸饺馆，他那份钱是我妈朝学校借的。其实，我妈她们子弟小学开工资也不正常了，经常一压就两三个月，我妈脾气倔，说话直，领导也不得意，所以这钱是朝谁借的，傻子都明白。我妈跟我爸说是朝学校预支的工资，我爸说，“事业单位就是好。”

我爸那两个徒弟特别显眼，一个高，一个矮。高个的脸白，矮个子脸黑。脸白的少言寡语，一脚踢不出一个闷屁，脸黑的话多，可有点磕巴。话少的，跟我爸三年多，话多的跟我爸七八年了。跟我爸年头少的，不大喝酒，年头多的，总喝大酒。

爸让我叫他们叔，我从来没叫过，看他俩在我爸面前点头哈腰那劲儿就烦。他俩比我爸早下岗几个月，和纺织厂我老姨那批下岗时间脚前脚后。

高个住我家左边，从我家往外数，第四个门就是他家。他媳妇挺胖，也是纺织厂的，说话大嗓门，笑起来，震得窗玻璃直颤。矮个住我家右边，从我家往里数，是第二个门。没媳妇，就他一个人。他是内蒙古人，也有人叫他小内蒙。小内蒙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人拌嘴，被他爸打出来的。时间长了，早就不记得为啥和他爸打架了，可也一直不回家。

他们开的驴肉蒸饺馆，就在原来的录像厅旁边，两间半的平房，八张桌子，墙上贴了几张大美女的挂历，整天笑呵呵地看着他们。我去吃过两次，感觉不大好。他们开录像厅的时候，就不愿意扫地，地上一层的瓜子皮、花生壳，踩在上面，沙沙作响，跟踩在雪地上似的。开驴肉蒸饺馆，也不咋扫地，地上总有油污，一不注意就滑一个趔趄。出来时，经常沾了一脚的蒜皮子。

来吃饭的，都是附近厂子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可论起来，拐弯抹角地都听说过。三个人又都讲究，动不动就给抹个零。也有欠账的，胡乱记在一张纸上，时间一长，那张纸都找不着了。

小饭店做的都是熟人生意，要是对人总是这么友好还行，用我妈的话说，“他们几个经常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还当是上班时候的同事呢，现在进来吃饭的，就是顾客，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小内蒙可不这样认为，那小子脾气暴，说话冲，一言不合，就瞪眼睛。

顾客嘛，一喝酒，就吹牛皮，小内蒙也觉得很正常，他自己喝酒吹牛皮那时候，也邪乎着呢。他的问题是好瞎掺和，“哎，你俩说的那个大老赵，是三车间的吧，一脸络腮胡子，平时总愿意喝两口。”“他咋地了，你们也是三车间的？”“看你俩岁数不大，哪年进厂的？”

其中一人已经干了一口杯白酒，酒意翻涌，斜着眼睛，就回了一句，“抠抠抠，都抠出大粪来了，瞎鸡巴抠啥？”小内蒙瞪了眼睛，梗着脖子，“你个小逼崽子，抠你咋地，信不信大粪给你打出来。”往往这时候，都是高个出来打圆场，“一个厂子的，都少说两句，别伤着，以后还得处呢。”

我老姨夫买了一辆桑塔纳，黑色的，锃亮，能照见人影。在富拉尔基，除了几个厂的厂长、书记，没谁家能自己买辆小汽车的。富拉尔基的人都说，老姨夫家老有钱了，是房百万。小内蒙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加上一个小轿子，你老姨夫这是进入共产主义了。”

可富拉尔基也有人说，别看他老房家红红火火的，其实欠了一屁股债，具体多少不知道，反正说出来能吓死人。为此，我妈还找我老姨问，回来就唉声叹气的，和我爸说，“问了，是欠人家钱，有20多万，可咋整啊，倾家荡产也还不上啊。”我爸说，“他老姨夫咋说，他不是能人吗？”我妈说，“他倒是不着急，嬉皮笑脸的，心咋这么大。他说，我家欠人家20多万，别人还欠我家30多万呢。”我妈说，“这日子让他俩过的啊。”

我看老姨夫还那样，没啥变化，看不出多有钱，也看不出多没钱。吃香瓜的时候，还是不洗，在裤子上蹭蹭就吃。还是经常能听见他哼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不同的是挂在腰间的钥匙，多了一个黑色的汽车钥匙，和那个点滴管编的金鱼挨在一起，一走道，跟着晃荡。

4

1992年，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寒假，那年冬天贼冷，在外面走一会，就得小跑进商店里，暖和暖和，再走。谢一芸说我矫性了，刚从富拉尔基走几天啊。我俩是初三时候在一起的，她又瘦又高，长得挺好看，细皮嫩肉的，就是不爱学习，脾气大，好急眼，和人抡过酒瓶子。在我们那，这样的女的挺多的，对对象好，跟对儿子似的，可急眼了，也伸手去撕吧，去拧。

我俩上学的时候，学习都不咋地，我还勉强考了一个高中，到齐齐哈尔上学去了。她没考上，她妈提前办退休，她接了班，在一副食站柜台，穿上白大褂，戴着口罩，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可和我在一起，就整天破马张飞的，和我说，想趁着寒假，让我和她一起去趟绥芬河。那边老毛子多，可以倒腾点啥，老毛子整武器厉害，轻工业不行，一包大大泡泡糖，就能换他们一件呢子大衣，呢子质量好，大衣扔在那，能自己站着。

她还想让我和她去广州，进点货，卖服装，现在脑子活的，都自己干点啥，上个死班，挣那点死工资，将来可咋整。她说，她考察过了，富拉尔基人都去沈阳进货，其实，沈阳往外批的服装，也是从广州拿的货。她说咱不零售，也批发，走货快，薄利多销。她说她看衣服的眼光还挺准的，她看上的版式，没多长时间，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就都流行起来了。

我爸他们的驴肉蒸饺馆已经转让了，三个人都不是做买卖的料，成本控制不住，一算账就傻眼。再说，小内蒙成酒魔了，还和顾客打过两次仗，保卫科都来了，影响挺不好，来吃蒸饺的越来越少。我妈说，没想到他们能干这么多年，不错了，这些年，算下来，没赔没挣，就当玩了。我妈说，做买卖这事儿，需要天赋，他们都没你老姨夫那本事，你老姨两口子都爱钱，看見一分钱，不挣到手里，就睡不着觉。

也就是我上了半年学的时间，富拉尔基就变得有点认不出了，原来几千人的大厂子，基本都下岗了，就留了几个人，轮流值班，保卫那些写有标语的大烟囱和厂房里正在生锈的机床。

街头巷尾，做小买卖的多了，卖服装的，开面馆的，倒腾调料的，散落在原来厂区的四周。就连家属区里，也有人骑着倒骑驴卖糖葫芦。我和谢一芸各拎着一根糖葫芦，在家属区乱窜。谢一芸说，“富拉尔基太冷了，你得考到南方去，到时候我也一起过去。那边热乎，冬天就穿一个背心。”我说她，“你可消停点儿吧，还待不下你了。”

那天是1月26号，还有10天过年。富钢家属区已经有了过年的意思。很多人家的窗户外边都摆出了盖帘，盖帘上是新蒸的豆包、馒头，在外边冻得梆硬，有的还冒着热气，正在冻得梆硬。男人从外面回来，自行车后座上驮了500响的大地红，一米来长的彩珠筒。再过几天，就应该有小孩子拆了，放小鞭，一个个地四处扔，特烦人。

那天，我回家晚，和谢一芸看了两场录像，啥名忘了，她也应该没记住，就记得电视上穿了古代衣服的人飞来飞去的，一掌拍下去，威力跟原子弹爆炸似的，天崩地裂。我俩躲在录像厅最后面，她的头趴在我脖子上，蛇一样缠住我，我俩一直在那捅捅咕咕的。刚进来时，满屋的臭脚丫子味、烟味和一股说不清楚什么味道的味道，统统消失了，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谢一芸沁人心脾的体香。

家里没人，站在门口想了下，我妈应该又去我老姨那了。这次看见我那个小弟弟，白白胖胖的，再也看不出小耗子的样了，像个大肥猫。我老姨说，多亏了我妈的照顾。

我决定去找我爸要钥匙。自从驴肉蒸饺转手之后，他和那两个徒弟盯上了厂子的澡堂子。承包给个人之后，澡堂子多了一个休息的大敞间，我爸带了茶，有时候也带包点心，像上班那样，天天去泡澡。说是去泡澡，也下不了几回水，大部分时间躺在休息间的木床上，和人聊天、喝茶。累了，就眯一会儿，醒了，就出去泡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天、喝茶。

我是在半道上，碰见我爸的那个高个徒弟的，他看见我，明显一愣，问我，“你没过去？”我一邊走一边回，“过哪去？”他又问了一句，“你没去看看你老姨？”

我老姨是中午死的，死在富拉尔基和齐齐哈尔之间的一个斜坡上，她家那辆黑色的桑塔纳翻到了路边的壕沟里。

司机胳膊折了，是先爬出来的，把老姨夫拽出来，发现他脚心不再朝下而是朝外了。司机说，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老姨夫，将朝到另一个方向的脚，一把给掰了回来，看着心都哆嗦。

等他俩拽出我老姨的时候，发现我老姨脖子折了。司机说，我老姨夫一个劲儿地扶我老姨的脖子，扶正了，就歪到一边，扶正了，就歪到一边。

我老姨夫用脑袋顶着我老姨的头，脸贴脸支撑着，用另一手扶正，保持正常的样子。

他脚折了，走不了道，就用牙叼着我老姨的衣服，往路边爬，嘴里发出牛一样呜呜的哭声。

那天下的是小清雪，雪不大，风倒是挺硬，我老姨夫没爬几步，鞋就掉了，袜子上血和雪混在一起，看不出原色了。他像一只大猫叼着一只小猫那样，一拱一拱地爬，挪动几步，就得松开嘴，倒一口气儿，再叼，再爬，地上一道杂乱的血迹。

我老姨夫疯魔了一样，一边爬，一边口齿不清地叨咕，“救护车……救护车呢”，“我有钱，给我找救护车……救救我媳妇”。声音低哑，含混，如箭矢般，穿过风雪，撞得雪沫子乱飞。那年是东北三十多年都没遇到过的冷冬，那天是寒冬里最冷的一天，天地素白，北风呜咽，人在风里，彻骨的孤寒。

我到姥姥家的时候，人散得差不多了。姥姥和姥爷被我大姨接她家去了，我妈和我三姨哭昏过去几次，现在，平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房顶，眼泪顺着脸，仍断续地淌。我爸坐在靠边站旁的凳子上，也是满脸的眼泪，小内蒙在后面扶着他。

我老姨夫被送进了医院，几个人看着他，说是也一会一会地昏死，醒了，就拿头往墙上撞，我二姨夫根本拉不住。俩人脸上都有血，干了的，发黑，新鲜的，发红，发烫，顺着脸往下淌。

后来，我问过我爸，你哭啥。他说苏联解体了，能不哭吗。

其实，做生意后，我老姨家自己盖了房子，可仍然住在我姥姥家的里屋。他们的两层小楼，我去过，装修得特别漂亮。地上都铺了木地板，可房子不能住，虽说是有自己的锅炉，一个冬天烧好几车煤，可还是冷，冬天根本住不了人。找人查看过几次，终于有明白人告诉说，铺地板的时候，没做处理，下面是空堂的，风都从下边走，形成了穿堂风，跟站在大道上没啥区别。

出殡那天，我弟弟还小，我老姨夫给摔的哭丧盆，意思是丈夫当成了儿子。摔的时候，跪在那，眼泪顺着脸不断线地淌，啪啦啪啦地往地上掉。他牙齿松动，说话有点漏风，仍反复说一句话“是我没有用，到了到了，也没给你一个家”。

富拉尔基的人差不多都去了，没一个人说话，都抹眼泪。

开学走之前，谢一芸和我掰了。她和一副食一个男的，跑绥芬河去了。身上一层又一层套了好多衬衣衬裤，说过了海关，脱了，装袋，可以换回一辆坦克。走之前，问我去不去。我说，我连车都不会开，开啥坦克啊。她说，坦克好，下雪天不打滑、不翻车。我说，滚犊子。分开的时候，她踹了我一脚，劲儿挺大，生疼生疼的。

我去了一趟我老姨夫那，他躺在二楼的床上，瘦得跟个刀螂似的，脸都瘪了，说话有气无力。我妈和我大姨、三姨也一起去的，帮着收拾我老姨的东西，看看什么烧了，什么留下。

衣柜在二楼，是那时候流行的三开门。打开之后，她们三个都回头看了我老姨夫一眼，我看了看衣柜，也看了一眼我老姨夫。我老姨夫傻呆呆地躺着，眼望着天花板，一只手，怕晒着似的，搁在额头上。

大衣柜里满满登登，长的短的皮衣，黑的红的呢子大衣，还有触手生温的貂皮大衣。摸在手里又软又热乎的围脖，各种颜色，十几条，挂在一边。另一个衣柜里，有皮鞋、皮靴子，棕色的，黑色的，长筒的，短筒的，堆在一起，分不清谁和谁是一双。

一楼厨房的冰箱里，也塞得满满的，一开门，哗啦一下掉出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只烧鸡。除了鸡鸭鱼肉，还有半条大马哈鱼，哈尔滨的红肠、小肚，两盒富拉尔基不常见的三文鱼……

我妈她们三个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又掉了眼泪。我老姨平时吃的啥、穿的啥，早晨喝一口粥，中午经常就对付一顿挂面，和工人一起风里雪里的。谁能想到，她把好东西都藏在自己家里了。现在人没了，这些东西再好，又有啥用。

好东西太多了，我大姨说，就找两样，象征性地烧烧得了。最后找出一件半新不旧的短呢子大衣，一条黑裤子，一件浅绿色的毛衣，一双二棉鞋。我三姨去找塑料袋，我妈叠衣服，随手各个兜掏掏。

在呢子大衣的右手兜里，掏出一个存折，打开，上面写着存入3000元。在黑裤子的右手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8个100的，3张10块的。那双二棉鞋里，在左脚鞋壳里掏出5个100的，卷成一个卷儿，右脚里，没有。

屋里一共五个人，在短暂的震惊过后，纷纷行动起来，所有的衣物都抱出来，扔到床上，一件一件翻，一个兜一个兜掏。半天时间过去，找到现金共计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元，存折七个，最小的存了500块钱，多的一张是三万的。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三姨摸到一条线裤的裤腰有硬东西，拿剪子裁开，又发现了一个存折，里面有800块钱，只有存款记录，没有取款记录。新一轮查找后，现金又多出七千多，存折多了三个。

我妈三个人齐齐盯着我老姨夫，我老姨夫盯着眼前乱七八糟的家和床上纵横堆叠的钱，我盯着他们。

我老姨夫说，这些年他自己也不知道挣了多少钱，不知道家里存了多少钱。有钱就交给我老姨，说“给你和孩子”。也就是说，到最后，谁都不知道还有多少钱没有找到。我妈说大伙都成神经病了，在我老姨夫家，犄角旮旯，四处翻了三天。在惊喜和惊诧的起落之间，愤怒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我妈想起，我爸干驴肉蒸饺时，她找我老姨借钱，我老姨说没钱，也得出去张罗。第二天拿过来2000块钱，跟我妈说是出去借的，还收了兩分钱的利息。我老姨夫也从开始时的哀痛里挣扎出来，流着眼泪，对我妈说，“都说男人是山，女人是水，可再硬的山，也顶不住水这么整。”“二姐，我这么顾家，也没交下你老妹子，换不来一边大的。”

我妈说，“你老姨谁都不相信，不信银行，不信亲戚，连你老姨夫都不信，她就相信钱。可她不是有钱的命，钱多了，她压不住。”

5

在我上大学第一年，我爸和我妈离的婚。

1994年的时候，好像富拉尔基至少一半的人都在离婚。刚下岗那几年，人心惶惶的，都在忙着扎堆抱怨，没听说谁离婚这事儿。过了几年，基本都下岗了，又一次实现了人人平等，两口子都想法挣钱活着，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心思。最近几年，做买卖的做买卖，打工的打工，有人挣着钱了，有人没挣着，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沟壑，心理也跟着越来越不平衡，离婚的一下子就多了。

人也奇怪，好像没有办法再做建设的时候，就先去破坏。

在这股席卷富拉尔基的离婚大潮里，有像我爸妈这样岁数大的，也有像谢一芸这种刚结婚没两年的。谢一芸和那人去了一趟海参崴，从绥芬河过的境，待了五六天，坦克没带回来，一人穿回来一件呢子大衣。回来不久，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不久，两人就离婚了。结婚是男的提出来的，离婚是谢一芸提出来的。好在没要孩子，办得也快。办完手续，谢一芸就离开了富拉尔基，连一副食的工作都不要了，据说是去深圳了。

我爸那个高个徒弟也离婚了，离婚原因是搞破鞋，但男的说女的搞破鞋，和她们厂一个跑销售的。女的说男的搞破鞋，和一个开仓买的，“自己家都顾不上，成天给人家扛大活去。”小内蒙一听高个磨叽这些，就笑，“乱糟的，一个人多清净，想喝点喝点，想睡会儿睡会儿。”

我爸妈离婚没那么大动静，两个人带了户口本、结婚证之类的证件，从一个屋出来，锁了门，骑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出发。不到半小时，就办完了手续，切断了二十年的婚姻关系。回来时，仍旧是各自骑了自行车，只不过是兜里多了一张离婚证，又回到出发前的那个屋子里。我妈把离婚证锁在原来装结婚证的抽屉里，出门上班。我爸把离婚证塞到枕头底下，也出门，专门拣人多的地方转。

他得让人知道，他出来了。

在前一段时间，我爸和他那俩徒弟都被派出所抓了，副所长陈大脑袋亲自审问。刚开始跟唠嗑似的，问下岗后一天天都干啥，去哪喝酒，在哪抽烟，还扔过来一颗希尔顿，对着抽。后来，就没耐心了，板起脸，直接问，上个月25号晚上你干啥去了？大上个月14号呢？你和小内蒙都在一起干啥？

我爸刚被派出所整走，厂保卫科就领着俩警察来到家里，屋里屋外仔细地搜了一遍，末了，把我爸装着扳子、钳子、锤子的工具箱给拿走了。据说，警察还去了钢厂，找厂办了解我爸在厂子时的表现。

我爸在派出所的拘留室里待了三天，可看着好像待了三年，出来的时候瘦了一圈，眼睛都大了一号。高个和我爸是同一天出来的，小内蒙是第二天出来的。他和我爸说，警察说，那俩人都撂了，你也撂了得了，要是认罪态度好，还能少判你几年。

高个骂他，“就怨你，喝个尿骚酒，嘴里就没把门的，胡咧咧。”小内蒙一喝就大，一大就吹牛逼，这两年干啥啥不行，吹牛的本事倒是渐长。有两次我都听见了，他和人说富拉尔基出的那几个大事，都是他干的，给他一个刨锛，他就能解放全天下劳苦大众。还说，早晚把厂长也干了，那个犊子，指定没少贪污，厂子黄了，他倒是一个人吃香的喝辣的，一个大哥大，就好几万。

离婚后，我爸在他住了二十多年的家里，又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去深圳了，说是去干大买卖。此后的几年，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就是简单地问问我咋样了，我有时候也问他干啥呢，每次回答都不一样，刚开始说是干土方，后来说是开龙门吊，还有一次说是干外贸，从美国往中国空运海鲜。我妈说他，“听他吹牛吧，给一个小印刷厂当工人呢。”

在全富拉尔基都离婚的时候，我老姨夫结婚了。

老姨夫婚礼办得挺大，都没在富拉尔基办，地点选在齐齐哈尔的龙江饭店。应该摆了有一百多桌，客人也是四面八方来的，有从虎林过来的合作伙伴，也有从哈尔滨过来的大老板，我老姨夫给富拉尔基的人专门安排了大客车，一趟一趟来回接送。

婚礼办得隆重，每桌都有两瓶色酒，啤酒管够，白酒是西凤。菜都挺硬，八凉八热，压桌菜有肘子，有一尺来长的大虾。那天，我老姨夫穿一套蓝西服，扎着红底白点的领带，头发做了型，撒了亮片。新娘穿了一套白色的婚纱，拖着地，露着肩膀，别说富拉尔基了，就连齐齐哈尔人也没见过这个。

在我们那，二婚都是下午开席，我老姨夫和那个女的都是二婚，但他们早上八点就开始了，一直喝到了晚上。最后一桌散席的时候，路灯都亮了。我妈听说了，咬牙切齿地说，“谁都白费啊，这是不认你老姨的意思了。”

关于我老姨夫的这个新娘子，在当时的富拉尔基，说法挺多。有人说她是小姐，和挺多男的关系都不一般。有人说她是大学生，他爸好像是下边县城一个当官的。有人說她结过婚，离婚的，还有两个孩子。也有人说她爸是做买卖的，贼有钱，他爸和我老姨夫合伙做生意。

关于他俩是怎么认识的，也有很多说法，流传最多的是，她是我老姨夫从几个男的手里抢来的，那几个人还不服气，被我老姨夫带一伙儿人给收拾了。最后，几个人跪地上一排，我老姨夫挨个脑袋擂一酒瓶子，在纷飞的玻璃碴子中间，我老姨夫用手点指，“别让我在富拉尔基再见到你们”。

也有人说的是，那女的原来有一个对象，是我老姨夫硬撬过来，“用钱砸的”，“给了有好几十万”。

等到暑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和我说，她打听清楚了，那个女的姓邱，比我老姨夫小六岁。龙江县下边一个屯子的，人长得不寒碜，但比我老姨差多了。结过婚，有一个女孩，比我那个弟弟小四岁。

我老姨死后那段时间，我老姨夫不能自己在家待着，总得拽着人，陪他出去溜达，连我爸都被他拽出去过，可时间长了，谁都有点自己的事儿，也真的都听够了他颠来倒去地说的那些事儿，就都躲着。

我老姨夫找不着人说话，就去歌厅，要一个小包间，放出原唱，坐着听歌，一听就能听一天。我这个邱姨就是在黑化东门的七月雨歌厅上班的。

那时候她负责几个小包间，总看见我老姨夫一个人来，一待就是一天，不吃不喝不唱。有一回看他一天没吃饭，就回到住处，煮了一碗挂面，端过来，还卧了两个鸡蛋。

以后，我老姨夫就总去七月雨，总要那个包间。

具体怎么到一起的，我妈还是倾向七月雨老板徐虎子的说法。徐虎子他妈和我妈是一个学校的，我妈教语文，他妈教数学。据徐虎子说，小邱到他这应聘的时候，还没离婚，但他一看她那个男的，就知道不咋地，鬼头鬼脑，点头哈腰的。来就是要钱，要点钱就出去喝酒，离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酒气。

终于离婚后，她把刚三岁的小姑娘留在娘家，爹妈给照顾，瞅着利索多了。小邱干活挺卖力的，还有眼力见，不笑不说话，客人都喜欢她。但徐虎子听说，她那个前夫一直骚扰她，找她借钱啥的，不给就打。小邱也不让份儿，还手，两人经常打在一起。小邱胳膊、脸上也不时有伤。

徐虎子说，关于我老姨夫和小邱的事儿，他听那个男的和人白话过，可也就是说了一回，有好信儿的，还想再打听打听，可再也找不着人了，说是回老家了。可徐虎子怀疑，是不是被我老姨夫给干了。

将各种线索拼凑起来，事情大概是这样。

有一天晚上，我老姨夫也不知道啥时候就进了小邱家，她租的是一室的房子，离上班的七月雨歌厅也就几步道。谁也不知道我老姨夫是咋进去的，也不知道是啥时候进去的。那天晚上，小邱的前夫又去骚扰她，喝了酒，好像还打了她几巴掌。

快天亮的时候，那个男的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地，就觉得屋里有人，一拉灯，看见我老姨夫坐在一边，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吓得一股湿热，沥沥啦啦地，顺着腿淌到地上。小邱也醒了，一声划破黎明的尖叫，刚跳出喉咙，就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老姨夫阴沉着脸，脸上的疤痕鲜艳狰狞，在脸颊上抽搐般蠕动，但语气平缓，说话和气，告诉那人，“把钥匙放在桌上，以后别来了。”那小子手忙脚乱地找到裤子，蹬上，可不死心，手里攥着钥匙，小声嘀咕“配一把钥匙，挺贵的”。我老姨夫从随身的手包里，掏出一沓钞票，都是100的，还带着银行的扎钞纸，应该有一万，像怕吓着谁似的，轻轻放在桌上，说“配钥匙的钱，我出”。

那小子一看见这么多钱，眼睛都圆了，咽了口吐沫，没说话。僵持了一分多钟，我老姨夫又掏出一沓，摞在第一沓的上面，仔细地码齐。那人眼睛转了转，嘟囔着说，“钥匙和钥匙链是一体，拆不下来，要留都得给你留下。”我老姨夫啥话没说，又掏出一沓，又码放在一起。

那人眼睛转了几圈，还想要说什么，不等他张嘴，我老姨夫从怀里掏出一个刨锛，放在那沓钱边上。刨锛把是榉木的，小臂长短，手柄处缠了布带，应该使用时间长了，被汗水拿得发黑。刨锛头也不再是生铁的全黑色，方的那头，发白了。

我妈说，我老姨夫再婚后，还住在原来的两层小楼里，地板拆了，重新铺的，走道再也没有空响了，终于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收拾地板的时候，顺手把屋里的家具也换了，窗帘、门帘也都是新的。去过的人都说，家具一看就都是好木料打的，收拾得也干净，屋里暖暖呼呼，我老姨夫整天笑呵呵的。女方带来的那个小姑娘和我老姨夫的孩子也和睦，不打架。

刚开始，我老姨家的弟弟，还经常到我家来，他愿意吃我妈擀的面条，炸的鸡蛋酱。我妈炸鸡蛋酱愿意往里放点糖，我那弟弟喜欢吃甜的。他和小时候比，不爱说话了，眼睛里有活儿了，知道跟在我妈后面帮着打扫一下屋子，我看他们更像娘俩。

我妈总问他家里的事，知道邱姨挺好，不打不骂，对他和小妹妹一样。我老姨夫不像原来那么忙了，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前多多了，总在家唱歌。

我妈也听说，他对第二个媳妇好，原来的买卖处理了一些，晒粮点挑了，就留下山货店，可也不大去。

6

我妈是和我大姨、三姨一起去的富拉尔基公安局，我算了一下时间，那时候应该快立冬了。我能想象，三个气势汹汹的女人，跟门卫说“报案”时，富拉尔基狂风大作，落叶和塑料袋漫天飞舞的样子。

门卫问，“啥案？”回答，“谋杀案”，吓得门卫操起电话就汇报。

三人称1992年1月26日，发生在富拉尔基和齐齐哈尔公路上的那场车祸，是谋杀，嫌疑人就是我老姨夫。证据就是，第一，为什么三人都在车里，偏偏就我老姨死了，他们两个都是轻伤。第二，我老姨夫再婚后的表现，暴露他根本就是蓄谋已久。三人要求公安局立即逮捕犯罪嫌疑人房如山，为我老姨报仇申冤。

报案之后，三个人就像值班一样，每天八点，准时出现在公安局門口，带着一个小马扎，坐在离门卫室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不影响人家工作。每天下班时间一到，就去门卫室，要求给局长打电话，问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抓人。三人一替一天，不吵不闹，风雨无阻。

一个多星期之后，公安局的人把她们一起叫进去，拿着一堆检验报告，告诉她们，那次事件是一次交通意外。之所以只有我老姨死亡，是因为上车后不久，因为晕车，我老姨夫告诉她，那就趴一会儿。我老姨把头抵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闭着眼睛，抵抗眩晕。车辆发生翻转时，第一时间，颈部折断。

我妈说，这恰恰证明了房如山这小子蓄谋已久，利用了我老姨晕车的特点，完成了谋杀。我三姨说，我们问过了，谋杀得判死刑，现在证据确凿，他必须以命抵命。我大姨说，现在就去抓他，他肯定跟那个小妖精在家呢，俩人一起抓，没准就是同谋，早就商量好的。

我妈她们三姐妹向我老姨最后一次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举报她的丈夫杀了她，“不管怎么样，先恶心他几年再说。”

三人的举报行动，以被各自单位领导领回去而告终。和她们前后脚，我老姨夫也离开了公安局。看见的人说，他又瘦了一圈，背有点佝偻，头发被风揉搓得散乱，像狂风暴雨后的鸡窝。

7

再见到我老姨家的弟弟，是我在北京工作的第十年，也是我妈病退，到我这生活的第五年。那时候，我弟也毕业了，他学的是外贸，在深圳的一家贸易公司，把义乌生产的毛绒玩具、充气玩具，装船，运到美国去。

下班的时候，我领他回到东四环的家，事先没告诉我妈，最近一年，她有点老年痴呆，不大认得人了。可一进屋，我妈就认出来了，拉着手哭，我弟也抱着我妈肩膀掉眼泪。

我弟告诉我妈，他爸现在一个人了，三年前，邱姨和我老姨夫离婚了。我弟说，是因为穷。他们结婚的时候，外边都叫我老姨夫房百万，其实钱都给我老姨收着，我老姨把钱藏在了可以藏的任何地方，她死后，家就成了一个宝藏，我老姨夫就成了寻宝人。后来，我老姨夫在厨房的墙缝里，找到一块用布包的金子。在锅炉壁炉里，找到一个饭盒，里面装了三个金戒指和一个金项链。还在一个毛线团里发现了一个存折，他也同时想起，上午还把几挂毛线给了收破烂的，就满富拉尔基找收破烂的，最后没有找到。

我弟说，“我爸和邱姨在一起后，就像变了一个人，生意也不上心了，总在家呆着，说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靠山，得多陪家人。

“没几年，山货店就干不下去了，我爸也不往南方跑，净指着零售，房租和人员开支都不够，干赔钱，就陆续都兑出去了。

“我爸还挺高兴，算算，那时候手里有将近四十万，我爸说，存银行，吃利息，一辈子也够了。

“我和邱姨带来的妹妹上学需要钱，生活需要钱，加上钱越来越不值钱，家里坐吃山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就把房子卖了，他们租了个两室一厅。

“后来我毕业了，前几年赚得也少，帮不上家里什么忙，妹妹上学的钱也不大够用，他俩就总打架，邱姨骂我爸，没能耐，老婆孩子都养不起，死了得了。

……

“现在他一个人在富拉尔基，我接他到我那，他也不来。

“我给他买了一辆三个轮的摩托，他自己挑的样子，可喜欢了，没事就骑出去转悠，车上插了红旗，富拉尔基的人不认识他，也都认识他那辆摩托。”

他坐在我对面，说话慢，可不停，一句接一句地说。我看着他，不得不再次感叹人类基因强大，从左半边脸看，更像我老姨，从右半边脸看，更像我老姨夫。

我妈坐在摇椅上，她老寒腿，腿上搭了一个毛毯。我弟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们中间，我三岁的儿子和他的妈妈在另一个房间。

一时间，我所在的北京，像我出生的富拉尔基那样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在水天一色之间，我问，“他还那么愿意唱歌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提问，躲在时间里，就像无数的山川，沉默如答案。

（责任编辑：张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