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庆 周琰

摘 要 为了探讨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采用幸福倾向量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亲社会行为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665名在校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 意义幸福倾向通过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影响幸福感;（2） 亲社会行为与基本心理需要在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并行中介作用。因此，意义幸福倾向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幸福感，还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亲社会行为的并行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幸福感。

关键词 意义幸福倾向;亲社会行为;基本心理需要;幸福感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2.004

1 引言

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曾说，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欧文， 1984）。幸福感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包括认知判断和情感反应（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作为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刘霞， 赵景欣， 申继亮， 2013），关注和研究个体主观幸福感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艳艳， 2015）。然而，现代人的幸福指数普遍较低，在2018年公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中国在世界排名86位，仅处于中等水平（王燕， 刘思洁， 陈矜之， 2020）。因此，如何提升幸福感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幸福倾向作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指个体获得幸福的不同方式（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包括快乐幸福倾向和意义幸福倾向（Huta & Waterman， 2014）。快乐幸福倾向强调追求即时快乐以提高幸福感;意义幸福倾向追求生活意义、强调个人发展，通过发挥自我价值以获得幸福。享乐适应预防模型认为，单纯追求快乐只能改善短时情绪，不会长久提升幸福感（Sheldon & Lyubomirsky， 2012）。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也认为意义幸福倾向能拓宽人们的思维并建构持久的个人资源，而快乐幸福倾向只是有助于短期情绪改善（Fredrickson， 2004）。以往研究考查了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预测，但结果存在不一致之处。有研究表明，追求意义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Chan， 2013），负向预测抑郁焦虑等消极指标（Maria， Elise， & Sarah， 2018），功能磁共振结果显示，与意义幸福倾向相关的腹侧纹状体激活的个体一年后抑郁程度减轻（Telzer， Fuligni， Lieberman， & Galvan， 2014）。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意义追求会导致压力、焦虑等消极体验（Baumeister， Vohs， Aaker， & Garbinsky， 2013）。同樣地，Steger等人（2008）也发现，追求意义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拟厘清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具体心理机制。

在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理论思辨和相关研究较多，中介机制探讨较少。目前，为数不多的文献显示意义幸福倾向通过亲社会行为影响幸福感（Yang， Li， Fu， & Kou， 2017）。亲社会行为是与社会期望一致，对他人、集体有益的行为及趋向（杨莹， 寇彧， 2015）。幸福的目标理论认为，幸福感受到个体追求目标方式的影响（Yang， Li， Fu， & Kou， 2017）。追求意义的个体更可能承担社会责任并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意义幸福倾向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Furrow， King， & White， 2004）。张庆鹏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能促进人际交往，而积极的人际关系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Diener et al.， 2010）。Kahana等人（2013）表明，亲社会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幸福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意义幸福倾向通过亲社会行为预测幸福感。

除了亲社会行为作为影响因素外，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也值得关注。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联需要是人类的三种基本需要（Ryan & Deci， 2000）。自主需要指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需要;能力需要指个体感到自己能够胜任特定的活动或任务;关联需要指个体感受到与重要他人相互关爱和支持。自我决定理论的意义幸福观认为追求意义能够促进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意义幸福倾向者强调个人成长和发展，因此可能体验到更大的能力，从而自主地帮助他人，感到与他人有关联（Ryan， Huta， & Deci， 2008）。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是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Ryan & Deci， 2000），Diener（2012）也指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幸福感的稳定预测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推论假设2：意义幸福倾向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预测幸福感。

综上，以往研究为厘清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对其心理机制的探讨尚有待深入。意义幸福倾向、自我决定理论受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刘靖东， 钟伯光， 姒刚彦，2013），已有研究结果大多基于西方被试得到，而且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意义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山东省某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65份，有效率为95%。其中男生252人，女生413人;大一98人，大二144人，大三94人，大四210人，研究生119人;农村358人，城市307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幸福倾向量表

采用石霞飞等（2015）修订的幸福倾向量表，包含快乐幸福倾向和意义幸福倾向分量表，研究选取意义幸福倾向分量表测量意义幸福倾向水平。意义幸福倾向分量表共6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意义幸福倾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快乐幸福倾向和意义幸福倾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68和0.76。

2.2.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

采用喻承甫等（2012）修订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包含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联需要三个维度，共21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4。

2.2.3 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

采用寇彧等人（2007）修订的亲社会行为量表，包括公开、匿名、利他、顺从、情绪和紧急六个维度，共2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亲社会行为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

2.2.4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参考已有研究（Jiang， Song， Ke， Wang， & Liu， 2016），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评估主观幸福感。首先对所有变量得分进行标准化，然后根据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计算幸福感水平。采用熊承清（2009）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积极-消极情感量表（陈文锋， 张建新， 2004）共14个项目，包括积极和消极项目，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相应的情绪感受越强。本研究中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6、0.83。

2.3 数据处理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采用Mplus 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得到的19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只能解释16.38%的变异，远远小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结果

意义幸福倾向、亲社会行为、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下（见表1）。结果发现意义幸福倾向、亲社会行为、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两两之间呈正相关。

3.2 并行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将意义幸福倾向作为自变量，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幸福感作为因变量，性别、年龄、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并行中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拟合指数为χ2/df=2.42， RMSEA=0.05， TLI=0.96， CFI=0.97， SRMR=0.04，模型拟合良好（图1）。

为了更好地把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与快乐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影響作用进行对比，进一步做了快乐幸福倾向模型图（图2）。图2中保留了所有的路径系数，以便更清晰地与图1进行比较，其中实线部分代表路径系数显著，虚线部分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但快乐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意义幸福倾向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作用显著，但快乐幸福倾向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从意义幸福倾向到幸福感的总中介效应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并行中介效应显著。同时，亲社会行为在意义幸福倾向和幸福感之间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该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4，效果量为6%;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意义幸福倾向和幸福感之间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45，效果量为69%。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65，模型引入亲社会行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之后，标准化路径系数变为0.16（见表2）。

4 讨论

本研究考查了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机制，加深了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首先，研究揭示了意义幸福倾向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但快乐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其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两个中介变量，丰富了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作用途径。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预测，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Chan， 2013; Maria， Elise， & Sarah， 2018; Telzer， Fuligni， Lieberman， & Galvan， 2014），意义幸福倾向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与Steger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Steger等人的研究中，追求意义对幸福感的影响受到了其他变量的抑制而显示出折扣效应，追求意义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依赖于意义体验等变量（朱海腾， 姚小雪， 2015）。不断追寻有目标生活的过程，体现了个体为理想努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获得的充实感和意义感有助于个体幸福感水平的提升，研究结果支持享乐适应预防模型和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相比之下，快乐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即不能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提升幸福感。这证实了意义幸福倾向比快乐幸福倾向更有效地预测幸福感（Henderson & Knight， 2012）。快乐幸福倾向强调及时行乐以改善个体的短时情绪;而意义幸福倾向强调发挥自我价值、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长久提升幸福感。对于正处在成年早期阶段的大学生来说，追求享乐和追求意义在个体身上并存，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追求享乐的快乐幸福倾向和追求意义的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故而还是应引导青年人追求自主、卓越、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引导他们追求生活的意义，通过发挥自我价值以获得幸福（Huta， Waterman， 2014）。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意义幸福倾向既对幸福感有直接预测作用，还通过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间接预测幸福感。首先，亲社会行为在意义幸福倾向和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意义幸福倾向者具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关注他人利益的特点（Vella-Brodrick， Park， & Peterson， 2009），因此更可能参与亲社会行为。此外，亲社会行为可以帮助个体提高自我价值感（Grant & Gino， 2010），增强自我认同，发展社交技能（Caprara et al.， 2014），这又与更高的幸福感相关（Tian， Du， & Huebner， 2014）。其次，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意义幸福倾向和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自我决定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大学生群体的适用性，追求意义能更好地促进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意义幸福倾向者内部动机占主导，更多体验到行为是自主决定的，与他人的关系更密切，自己的能力感更高，进而幸福感水平更高。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研究方法方面，该研究属于横断研究，难以进行因果推论。所以，未来可以采用交叉滞后或实验设计等方法，进一步验证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预测的有效性。另外，本研究样本仅来自于山东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被试，来源相对单一，对意义幸福倾向与亲社会行为、基本心理需要和幸福感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结果不能直接推论到其他年龄群体及情境，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不同地区儿童、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的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促进幸福倾向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5 结论

（1）意义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意义幸福倾向水平越高，幸福感越高。

（2）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在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为并行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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