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敏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 625万。根据年龄结构，20～29岁网民群体最多，占网民整体的21.5%[1]。新冠疫情发生后，各级各类政务服务系统、社交媒体运用网络传递信息，以数据为支撑、新技术为手段，做防疫宣传，引导网络舆情，通过网络渠道疏导人们迫切想要了解疫情发展的心理交通。后疫情时代，更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提升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在保证网络主体发挥主体性作用的情况下，规训网络主体，倡导网络生态平衡，建构科学、有序、绿色的网络生态。

1 网络媒介的使用造成人们的“自我截除”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关系、文化、技术三种力量在网络空间共同起着作用，影响着网民获取和传播信息。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电子时代就提出新媒体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媒介”一词，麦克卢汉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然而他揭示了媒介的独特作用：“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2]移动网络技术延伸了我们的耳、目、脚、脑、心和整个中枢神经，但同时也从人体自身截除掉这些感官的功能[3]。从这一观点出发，媒介造成人的“自我截除”，是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对人们运用所有感官主动探索事情真相能力的削弱，借此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圈层化，影响着人们对事件本身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