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彦乔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泉州 362000）

明代出使琉球册封使在福建期间的社会活动，据明代三种《使琉球录》的记载主要为建造封舟、招募人员、祭祀海神、送行赠诗及与地方官员之互动等，已有学者对使臣在福州行迹[1]及使臣眼中的福州社会[2]的相关研究。而关于册封使撰写碑铭活动，在福州摩崖石刻亦有留存，如鼓山的《方涯关于陈侃、高澄等人游鼓山的题记》、郭汝霖五言绝句诗刻《灵泉》、乌山的樊献科关于郭汝霖的题记[3]。关于文献中的记载，《使琉球录》中记载了萧崇业的《重修广石庙碑记》[4]，《使琉球录》[5]与《殊域周咨录》[6]所记载的郭汝霖撰写的《重建广石庙碑》，《使琉球录》中郭汝霖的《广石庙碑记》[4]。除《使琉球录》中所记载的萧崇业、郭汝霖撰写碑铭的活动外，方宝川教授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琉关系史料述略—明清文献之二》一文中介绍了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一书[7]，该书除了记录了颇多作者在福州等候季风及出使期间的活动与交游情况外，书中亦记载了作者所撰写的《福建万安桥碑铭》[5]。

2019年8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海交馆”）征集到一方《建安逸民元山杨公墓志铭》，墓志铭撰写者为明万历三十四年册封琉球的副使王士桢，墓志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之前撰写于福州，为黑页岩材质，长59cm、宽59cm、厚4cm，共34行，961字，现录文如下：

建安逸民元山杨公墓志铭/

赐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钦赐一品服色，奉/敕册封琉球国王王士桢[1]顿首拜撰。/

余与捧令，/上命使琉球，徃/封国王。道自闽，知上建有元山君，踰年，君忽就木。余尚抵留三山，君嗣君伯仲，唯窀穸故，手状来，余介孙心，/阳哭请余铭。余方内热，饮水不克，佐使命而陨，越是惧况余也。椎谓妄尘后何耶，余稔孙君曰：不然，先生/文驰?内，阐幽芳固，盛德事请，毋让余不获。按状：君讳成立，字志学，元山别号，盖汉関西伯起苗裔也。自/阡亿公入仕闽，家浦城，嗣后分处建阳、崇安，至万大公始迁瓯宁之丰乐，复自丰乐迁居建安。历文德公，/生伯逊，伯逊生达卿，达卿生伯成，当元季并隐不仕。暨/皇明啓运，伯成生荣，以乡觧登庚辰进士，官至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太学士，/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公前三代悉/赠公官，公以文章德业辅佐四/庙，称名宰执。公生子六，又次曰锡，锡生仕仪，仕仪生旦，旦以进士官至吏部大冡宰，锡仪俱以太宰公贵，/赠吏部尚书。太宰公生言，叨仕籍，言生议，国子生，君即其出也。君生性醇恪，佩先训，八龄遭父丧，伏尸哭泣/，尽哀吊者异。君孝不凡，事母倪氏，聚百顺，昕夕寝膳，躬亲之。稍长，倪母挈事，属君事，棼猬集。君幼，素未更/练，乃调停，辄当可诸老成不及也。初尝肄制举业，颇志当时，巳不就，始辗然曰：“彼区区不吾畀焉用耶，吾/有吾好，日对松竹琴书，目怡娱范。”躬御物动如矩，矱兼错趾即师保，世胄厚贬抑，亦兼骄态。君生?勺酒/，不甘高怀逸兴，饮人卒尽人欢，与人饮，又未尝辄先请去，力持风节。好礼让，尤笃于孝享母，论亲者近者/，保守蒸尝，定祭法，令血食于不替。如五代祖/赠尚书公祠宇倾坏，君亟忧之，谓何可当吾世坠厥典。倡义紏族捐资修葺，不惮劳躬，自徃督拓祠宇，易墓/碑倾坏者以新，邑大夫胡君闻赏曰：“固孝子顺孙为耶！”君尝念先猷，思保亢计，故居恒谕嗣君曰：“吾家祖/宗世德，作求丝纶奕叶/，帝命烱光屡矣，吾独愧不能荷，析薪忝厥祖意者俟！”后之人以是闲若嗣，以义使兼邪。授博士业，令治春秋/业，日进，君鞭策益兼，巳时面坐，属文时剪烛助读。嗟乎！人爱子，谁似君者，以知君为人，培世泽，欲基兼坏，/贻孙谋，世代本支，生平积心，兼非是耳，徼福宁穷极哉。君生嘉靖十八年巳亥年三月念六日午时，卒于今/万历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未时，享年六十七寿。娶室李氏，生女一，适邑庠生谢炤。继室留氏生男二，伯/惟慎，郡庠生，娶孙氏孙君洪源之女，源泗水尉，余泗水人也，是与余稔；仲惟廉，郡庠生，娶黄氏太学生黄/君从淳之姊。又女二，一适邑庠陈生谕；一适郡庠李生向阳。兹卜是年乙巳十二月十四日吉时，慎等扶/君柩，塟于三门虎历山之原，坐甲向庚兼寅申，按次之，谨为之铭，/铭曰：弘壁天球，伊谁之袭。维兰与蕙，维兹溉之。德云不口，穮衮丰年。彼苍何靳，有后绳前。不孝男惟慎泣血稽?百拜书丹。/

一、墓志铭所载杨元山家族概况

此方墓志铭是明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于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在福州等候赴琉球期间为建安人杨元山所撰，处在其赴琉球等待造封舟期间。墓志铭交代了杨元山（1536-1605）之子请求王士桢撰写墓志铭的情况，介绍了杨元山家族迁徙史，杨元山生平事迹，主要为年幼丧父、事母至孝、做事老练、性格豁达等，以及在家修建五世祖祠宇和杨元山家庭情况。据墓志铭记载，杨元山家族世系如下：阡亿→万大→文德公→伯逊→达卿→伯成→荣→锡→仕仪→旦→言→议→元山

杨元山家族为明代建宁府建安县原祐乡房村上里之东杨杨氏（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房道镇漈村），杨元山之前的家族成员比较著名的为建造万木林的杨达卿及杨达卿之孙杨荣（1371—1440），其为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内阁首辅，历仕四朝。

（一）杨达卿

杨达卿生活于元末，关于其事迹比较知名的是创建了万木林。万木林又名大富山，位于今武夷山东南侧，建瓯、建阳、顺昌县交界处，福建南平市建瓯市房道镇境内，周围与上庠、漈村、南科，七道村毗邻[8]。杨达卿创建万木林的经过，为元末建安发生饥饿，杨达卿想用其粮食赈灾，但是又不想留名，就以在其山种一株树，给灾民一斗粟的以工代赈的形式来赈灾，久之成山林，且告诫子孙不得砍伐，除了儒释道寺庙的修建，贫者无屋者，死无以葬者等可以砍伐此树林的树木。关于万木林及杨荣、杨达卿的记载较早的是刊于正统七年（1442）的杨士奇的《东里文集》卷四《万木图序》。杨士奇，江西泰和人。1421年至1444年担任大学士，与杨荣、杨溥均在十五世纪上半叶担任大学士一职，三人共称“三杨[9]。《万木图序》对于杨达卿的记载较早且最详细[10]。

关于杨达卿的记载较早的是明弘治己酉二年（1489）黄仲昭所修的《八闽通志》，不过记载较简单，且将杨达卿误记为杨福兴[11]。对于杨达卿及万木林记载较详细的当属明嘉靖二十年（1541）《建宁府志》，记载了万木林的详细过程及胡广为其孙杨荣所作《万木山记》[12]。其后关于万木林及杨达卿之记载出于何乔远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闽书》中，记载较《建宁府志》简略[13]。清代地方志亦记载关于杨达卿事迹，记载与明代略有不同，但赈灾的基本事迹还是类似，清雍正《福建通志》有记载[14]。

（二）杨荣

杨荣（1371-1440）为杨达卿之孙，为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仕成、仁、英、宣四朝，建文二年进士，初授翰林编修，累进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关于杨荣的记载非常多，其详细传记可参考《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之“杨荣传”，[9]《明史》有其传记，关于其家族状况记载：“杨荣(曾孙旦)，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荣。建文二年进士。……家富，曾孙晔为建宁指挥，以赀败。……晔从弟旦，字晋叔，弘治中进士。历官太常卿。”[15]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亦有对其本人及其家族的简单记载：“字勉仁，生时名道应，祖达卿闻啼声，曰：‘雄哉！是子必荣显吾家。’更名子荣。永乐初，命去‘子’字，单名荣。宣德朝，被赐银图书五颗，曰‘方直刚正’，曰‘忠孝流芳’，曰‘关西后裔’，曰‘建安杨荣’，曰‘杨氏勉仁’。”[16]

“公前三代悉赠公官”是因为杨荣历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所以其曾祖杨伯逊、祖杨达卿、父杨伯成因杨荣分别封赠官职，其子锡、孙仕仪因其曾孙旦封赠官职，民国《建瓯县志》：“杨伯逊，以曾孙荣贵，赠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达卿，以孙荣贵，赠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见孝义；杨伯成，字上美，性端慤，孝友，兄伯祥，卒，抚其遗孤，若已出，举茂才，再举孝廉，皆不就，以子荣贵，赠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见孝义；杨仕倧，以子亘贵，赠顺天府治中，见进士；杨锡，字允嘉，荣第三子，仪貌魁梧，为人严重，通诸经大义，燕居未常，去冠服，训诸子，以盈满为戒，自奉俭约，值沙尤寇起，官兵劫五人邀赏，锡毅然为辩脱。以孙旦贵，赠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杨仕仪，字廷威，性警敏，幼作韵语，辄为长老所惊异，年二十二卒，后以遗腹子旦贵，累赠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17]

二、墓志铭撰写者王士桢

关于墓志铭撰写者王士桢，字衷一，号旭阳，明代山东兖州府泗水县人。万历十九年（1591）以诗经领乡荐，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同正使夏子阳册封琉球国王尚宁。对于其事迹记载最详细的当是其与夏子阳所撰《使琉球录》[18]，关于其记载最早的文献当为《明实录》：“戊寅命册封琉球兵科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桢作速渡海竣事。”[19]“遣给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桢，待海寇宁息，渡海行礼，継而瞻祖以忧去，乃改命子阳同士桢于三十一年三月赍册入闽矣。”[19]

明代其他文献记载王士桢的主要有《明史钞略》：“戌寅，命册封琉球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桢作渡海竣事。”[20]《国榷》：“兵科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桢往。丙午冬还。”[21]关于王士桢个人的履历及科举史料的记载主要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履历》中，这段记载较少被其他学者所引用：“王士祯，曾祖宇，祖倸，父建极。旭阳，诗四房，戊辰十月初四日生，泗水人。辛卯二十六名，会二百十五名，三甲百十四名。工部政，戊戌授行人，己亥丁忧，辛丑补原职，己酉卒。”[22]

关于泗水县地方志对于王士桢的记载主要为明清《泗水县县志》。明《泗水县县志》的记载：“王士桢，万历戊戌进士，任行人，敕封琉球国王，赐一品服色。”[23]清光绪《泗水县志》关于王士桢的记载最为详细：“王士桢，字衷一，号旭阳。年十四号奇童，入邑庠，次岁旋食廪饩。万历辛卯（万历十九年，1591），以诗经领乡荐，戊戌（万历二十六年，1598）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寻丁内艰，服阕，补原官。时琉球国世子尚宁，遣使赍表请封，内阁拟差皆退缩巧避，惟公同给事中夏子阳闻命毅然自任，一时缙绅皆壮之，遂奉敕至闽中造浮海大艘。先是廷臣因渡海之难，请遣习海试武臣一员，偕请封陪臣同往。至是福建按臣方元彦以海上警报频仍，会巡抚疏请，仍遣夏子阳与公。则以属国言不可爽，使臣义当有终，乞坚成命章入俱未报。时廷议多两歧，帝卒从前命。三十三年七月渡海，在洪涛巨浪中出没月余，始登彼岸。其国王拜封后设宴飨谢以金，公与子阳阿堵之，弗顾也。事竣返，值飓风大作，波浪掀翻，舟倾仄几裂，不举火者四日。幸海风若効灵，得稳渡回国，复命。上劳之，超授光禄寺少卿，然卒以海上宿惊成疾，旋告归，未几卒。”[24]

三、余与捧令

墓志铭中“奉敕册封琉球国王”“余与捧令，上命使琉球，徃封国王。”所奉之敕与所捧之令为册封琉球国王之诏敕，关于诏书的拟定过程及诏书样式，《万历起居录》有记载：“（万历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癸卯，大学士沈一贯、沈鲤、朱赓题：‘先准礼部手本，题奉钦依，请撰写袭封琉球国王尚宁诏敕。已经进呈、用宝讫，专候正副使赍领间，绩准礼部手本，开称原差正使、兵科给事洪瞻祖丁忧，今复差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前去。所有诏书该用龙笺，欲照例于内府司礼监关用。未敢擅便，谨题请旨。计开。描金云龙边襕涌祥云背大黄笺纸一张。”奉圣旨：“是。‘该衙门知道。’”[25]此诏书残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诏书为黄色，纸质较厚硬，正面绘有金色龙云花边图案，背面绘有金色朵云图案。经修复后，现纵长125厘米，宽90厘米[26]。关于诏书的记载，《使琉球录》[17]《历代宝案》[27]《中山世谱》[28]等文献皆有收入，结合朱淑媛先生所整理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残存诏书文字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恭承天命，诞受多方，爰暨海隅，罔不率俾；声教所讫，庆赉惟同。尔琉球国僻处东南，世修职贡。自我皇祖称为礼义之邦，国王尚永祗袭王封，恪遵侯度；倏焉薨逝，良恻朕心！其世子宁，贤足长人，才能驭众；间关请命，恭顺有加。念其国统攸归、人心胥属，宜膺宠渥，固我藩篱。特遣正使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祯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国中官僚、耆旧尚其殚忠辅导、协力匡襄，坚事上之小心，巩承先之大业；永绥海国、共享陞平，惟尔君臣亦世世永孚于休。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万历三十一年（钤“皇帝之宝”印）三月初三日。

四、一品服色

墓志铭中“赐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钦赐一品服色，奉敕册封琉球国王王士桢顿首拜撰。”关于王士桢与夏子出使琉球所赐一品服色，《使琉球录》中亦有记载：“癸卯二月，余等始领诏敕及颁赐仪物以行；蒙各赐大红一品服一袭，阳以麒麟、祯以白泽；带以玉，则自备云。”[17]“钦奉皇上遣臣子阳、臣士桢为正副使，各赐臣一品服一袭，赍奉诏敕二道及颁赐冠服等件，前往琉球封世子尚宁为中山王，仍谕祭前中山王尚永。”[17]

“钦赐一品服色”是因为册封使代表的是皇帝的威严和朝廷的形象，所以使臣的衣冠服饰内容就显得格外重要。明代历朝皇帝也深明此意，所派出的册封使臣虽品级不高，但大多都会以超出本人实际品级的“织金大红”“玉带麒麟”等高级标识装饰为礼服，以彰显朝廷对被册封国的高度重视。[29]关于墓志铭“一品服色”及《使琉球录》“赐大红一品服”中的大红一品服，按《明史》载其服色一品应是斗牛，《明史》：“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时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异事也。”[14]不过除了《使琉球录》外，其他史料亦有记载正使为麒麟，副使为白泽，“麒麟”“白泽”为明代常服前的“补子”，明代常服主要体现等级特征的内容是补子。所谓“补子”就是一块30～40厘米见方的织物，上面按需求织绣有不同的动物形象，缀于文武官员的团领衫上，以此达到区分官员等级的作用。[30]《三才图绘》亦载“麒麟补”“白泽补”为公侯、相、驸马服色。[31]《皇明象胥录》：“宣德间，改用给事中、行人。给事赐衣麒麟、行人赐衣白泽，并假玉带。”[32]而麒麟、白泽又属于公、侯级别才可以用的，《明史》：“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14]《弇山堂别集》亦载麒麟为公服：“嘉靖中，内阁严、徐、李皆赐服麒麟。麒麟，公侯服也。而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左都督陆炳等，以玄坛供事，特赐服仙鹤。仙鹤，文臣一品服也。成化以后，文臣赐麟不为异，而公、侯、伯武臣赐鹤则异矣。六公出入朝行，殆不可复辨。”[33]因此这个品级与服色稍微显得混乱点。《明史·舆服三》载有赐服与品级不符的来由：“历朝赐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麒麟本公、侯服，而内阁服之，则嘉靖中严嵩、徐阶皆受赐也。仙鹤，文臣一品服也，嘉靖中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服之，皆以玄坛供事。而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词，亦赐仙鹤。寻谕供事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乃上用服色也；又赐徐阶教子升天蟒。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武清侯李伟以太后父，亦受赐。”[14]

在夏子阳、王士桢之前于嘉靖十三年（1534）出使琉球的陈侃、高澄亦有被赐一品服的记载：“六月，各赐一品服一袭，侃以麒麟、澄以白泽，俱大红织金罗为表、绢为里；绿罗褡青罗褶子，里亦用绢。使外国必加服者，欲其称国王位宾主也。带以玉，则旧制。”[34]万历七年出使琉球谢杰也被赐一品服，“谢杰，字汉甫，行人，使琉球，赐一品服”。[35]“而副则大行谢君杰焉。如故事，各赐一品服。”[4]对于《使琉球录》中的“大红织金罗”，在明代“罗”种类更加丰富，织造技艺更加成熟。在《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罗类织物有素罗、妆花罗、织金罗、云罗等多种。对于罗类织物使用，《明史·舆服志》中有明确规定，一是用作皇室服饰织造；二是用于文武官员的朝服、祭服。洪武三年则规定社会地位低下的庶人、农民及商贾业人员禁用罗织物，这就使的罗织物与其他丝绸织物一样成为明代等级制度的象征物。[36]除了《天水冰山录》记载了“大红织金罗飞鱼补罗”[37]外，明代亦有很多文献有记载，如葛缙《谢赐银暨大红金鱼衣表》：“兵部侍郎臣葛缙谨奏，为恭谢天恩事。嘉靖41年3月初6日，伏蒙圣恩特赐臣银20两，大红织金罗飞鱼衣一袭。”[38]除了墓志铭中记载“赐一品服”外，其还要自带玉，《弇山堂别集》：“玉带为一品常系服色，大臣品未及而特赐者许系。今人不知，往往以为玉带非赐不得系，误也。其未至一品而赐玉者。”[33]

总之，作为正七品的给事中及行人司行人，其所赐的大红一品服，明显是为了对册封国显示中央王朝的威严为高配的，因此能获得一件一品赐服对他们来说是莫大荣耀，所以一旦获得赐服，也有行人会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出使朝鲜的司宪玉带八轿，因此而丧命，夏子阳亦有此被诟病的行为：“行人司宪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进士。使高丽，旧例有蟒衣，玉带之赐，此到彼国将命时，与国王相见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马拜客，人皆窃笑。一出城，即用八轿，驰骤人辽，设中军官，作威重如抚台。辽抚为韩耀，忮人也。来拜稍迟，不纳，大相忤。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先期咨访贤否得失，韩衔之。嘱随行者，凡一言动、一礼物，皆密籍以报。使事毕，未人京，而韩疏至，被逮以死，其二亲亦死。辱命杀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阳以给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带八轿，余以书讽止之。至闽，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黾勉了事而归，升太常少卿，未几殁。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怜也。”[39]虽然获得一品赐服对于册封使在心理上是极大的荣誉，不过出使琉球回来后赐服是要被缴还的：“今使高丽者，例以翰林或给事为正，行人为副，不复借官，但赐一品服以往，复命缴还，最为得体。其后使琉球国亦然。使朝鲜者类拜命即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为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留。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闽中腰玉被麟，用八人肩举，多设中军旗鼓等官，其尊与抚臣无异，识者以为非体。”[40]

明代赐服虽不属于国家的正式服饰制度范围，但赐服现象却又广泛存在于明代的政治生活之中。它来自于国家官服形式，但又游离于服饰制度以外；既飘忽虚拟，又华贵具体。可谓是不入服饰制度，又高于服饰制度的制度。[30]此方墓志铭中王士桢“钦赐一品服色”的记载体现了明朝对于与琉球之间册封关系的重视，也是这种赐服制度的真实写照。

明万历册封琉球副使王士桢为杨元山所撰写的这方墓志铭，概述了杨元山的一生事迹，对于研究南平建瓯东杨杨氏的家族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是其在册封琉球期间于福州所撰写，虽然墓志铭内容关涉琉球的史料并不多，但作为出土文献也提供一些了与史书所载文献相互印证的史料。对于明代琉球册封使在册封前后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往研究在建造封舟、招募人员、祭祀海神、送行赠诗及与地方官员之互动等，以此方墓志铭为引子，也可以对于册封使撰写碑铭这种社会活动加以一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