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去年，忽然接到向继东先生的电话，向我组一部文学回忆录书稿。也许是怕我不知就里，列举了已经应约出书者的名单，一长串当今文坛如雷贯耳的名字，把我吓住了。出版个人全集、开设纪念馆、建立研究室、撰写回忆录，只能属于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哪里是我这种人可以奢望的。

我与向继东先生素昧平生，之前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关于用稿的电邮。当时他正在编辑一本杂文选，打算收进我的一篇千字文。邮箱是刊发那篇千字文的报纸责编告诉他的。他这回约写回忆录，自然让我得到几分虚荣。好在我还不至于被虚荣冲昏了头，知道他对我只有一种隐约的印象，并不了解长期以来我写作的窘迫尴尬，赶紧如实相告，对回忆录约稿敬谢不敏，终被理解。但多年来我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浅薄的“口水文章”，毕竟敝帚自珍，私心很想结集出版，斗胆提出，竟意外得到了他的鼎力支持。他是那样热情而执着，收到我粗疏收拢的稿子，他即过目，多次电话，对书名、内容乃至目录的编排提出了极为具体的意见。这让我惊喜不已，感激自不待言。遂成此书。

因为稿件的来往，我与继东兄渐渐熟悉，原来我差点又犯一次有眼不识金镶玉的错。

因为长期闭目塞听，竟不知继东兄乃是文坛宿将，所著颇丰，见识甚高。交流中，其文学观多为我所服膺，堪为良师益友。书名《独处》，出自他审阅拙稿后一再坚持的提议：独处是一种人生姿态，可以是一种清高，也可以是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