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先

昌耀谢世已经二十一年了，以昌耀命名的诗歌奖也已经颁发了三届。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孔子、屈原、苏轼等一样，昌耀生前历经磨难，死后却倍享哀荣，不仅被称为“英雄”“诗人中的诗人”，而且被批评家誉为“当代诗歌史上的传奇”“旷野中的儒家”“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堪称“新诗百年以来最具草根性的诗人”，甚至认为他“高过了包括很多朦胧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这些评价足以告慰昌耀生前的劳苦，但其中有些说法却值得探讨和商榷。

是的，笔者承认昌耀的诗歌是命运铁砧上锻造出来的火花，是“岁月有意孕育成的琴键”。他的诗歌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命运、将个人情感提升为人类情感的细腻与宏阔，的确令当代诗坛惊艳，有其不可替代的诗学意义。他的成功的确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我们没有必要“神化”这位“社会的怪物、孤独的浪子、单恋的情人”。说他是“当今中国诗人中只用自己的语言道破天象的诗人”，“在政治和诗歌艺术上，从不屈从于任何制度、个人和体制的人”（李东海语），确有些过誉。作为诗人，他已经“圣化”了自己，如大漠居士、朝圣香客、托钵苦行僧等。他说“我是滋润的河床/我是干枯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我的令名如雷贯耳”；他说“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将囚徒的命运改写为圣徒的天命”（耿占春语），是昌耀的一大创举，这是命运使然，也是信仰使然。但考察昌耀的一生，最后拯救他的，还是爱情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