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力

说实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认真捧着一本杂志读小说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我老了，超过六十岁之后，我以“年轻须读万卷书，年老该走万里路”为借口，不再热衷读书，却喜欢出门旅游，去那些早年在书中看到的远方实地走走。其二是觉得自己作为“老作家”，读的小说够多了，如今真要继续读书，也不必再看小说，有那时间，不如看宗教、历史、哲学等书。其三，如今的阅读也不一定要“捧着一本书”，看手机也可以……

但是，刘庆邦大师最近在《清明》2021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非常名》我认真看了，并且感想颇多，禁不住一看再看，最后终于爆发出把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的冲动。

之所以能拜读《非常名》，也是因为两个碰巧：第一，因为疫情期间，无法旅行，闷在家里难受，不得不习惯性地看看书；第二，因为我是安徽人，虽然来深圳三十年了，但从未忘记故乡，故乡也没有完全把我忘记，《清明》每月寄杂志给我，我也就不能一个字不看，要看，当然得看头条，就是《非常名》。这一看，不得了，看了就放不下来——放不下手，也放不下心。

《非常名》的第一句话就深深抓住了我：

“朱家运特别想出名，连做梦都想。”

这不是说我吗？如今我老了，因此也就挑剔和自私了，评价一个小说“好”还是“不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第一标准就是看能不能引起我的共鸣，能引起共鸣的就认为“好”。刘庆邦说“朱家运特别想出名”，我感觉就是在说我，因为我老了之后，陡然发觉弗洛伊德把人的任何行为都打上“性”的标签是极其错误的，至少对某些人，比如像我和朱家运这类人，在更多的时候，支配或驱动我们行为的是“名”，而不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