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文

毫无疑问，余华这个名字已成为一个热门的文化符号。1994年，随着同名小说《活着》被改编成电影，他的影响力正式“出圈”，成为大众所熟知的“国民作家”。

近期，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甫一面市，立即引来欢声一片。预售第一天,《文城》便成为当当网新书销量榜第一，评论也是一片赞扬之声。有评论家称，《文城》证明了余华依然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作品“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当然，在一片叫好中也夹杂着批评之声，批评方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较虚化的评价，也许适合于一切历史题材类的小说创作。

作为读完《文城》深感失望的一名读者，我发现，拥有最大“流量”的作家余华，创造力已节节败退，丧失了与现实共情的能力。“现实”在他笔下已虚化成一堆模糊的人物，一些江南风俗技艺的“百度式”描写，以及一个到处是逻辑漏洞的旧时代故事。

与《活着》相比，《文城》虽然也是“底层叙事”，却是抽离了内核的叙事。相比《活着》打动读者的那种对待困厄的坚忍，《文城》更像为“义”和“信”编造了一个故事。

书中被人诟病的漏洞随处可见。

比如小说前半部分，男主人公林祥福相亲，原本他钟意刘家小姐，但媒婆的一个眼色让他放弃了。媒婆的理由是不知她是否聋哑，因为她给林祥福装烟时，媒婆几次逗弄，她都未开口——为人做媒，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十里八庄的未婚男女，在媒婆心里全有本明账啊！更何况是给林祥福这个条件优渥的本地富户介绍对象，她无疑得把女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