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晔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基于历史沉淀的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可资运用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多元价值认同的社会现实中，传统治理资源仍具有生命力。因此，推动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之一。

费孝通曾经在《乡土中国》中对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有过经典的论述，其中“差序格局”“礼制秩序”“血缘地缘关系”等概念深入人心[1](P22-50)。然而，随着现代因素向农村的渗透，传统乡村社会正发生历史性变迁，传统价值、地方信仰逐渐解体，其对于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贺雪峰认为，人口流动、市场经济使村庄变得越来越开放，但也消解了“熟人社会”的社会联结，伴随着邻里关系陌生化、家庭结构原子化、生活取向外倾化，村民对于乡土社会归属感越来越弱，传统伦理价值、共同体意识等在不断冲击中逐渐式微[2](P21)。面对这种转型，乡村治理任重道远，尤其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转化乡村治理在乡村建设当中的效能至关重要。关于“乡村治理”，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徐勇教授，在他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下，乡村治理研究取得众多成果。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现代化治理手段向乡村治理的移植和嵌入，对于传统治理资源、传统治理方式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分析以及如何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运用研究相对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