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素媛

（广西大学档案馆 南宁 530001）

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国际性民族。据统计，居住在国外的瑶族人口有60多万，主要分布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8个国家和地区。对瑶族档案文化传播进行研究，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抢救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21年郑慧教授出版的专著《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研究》是《瑶学丛书》系列成果之一。该专著共分为9章，其中前言部分介绍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情况，梳理了瑶族档案资源、瑶族档案文化、瑶族档案文化外传播几个概念的内涵、外延、构成、特点及价值，构建了档案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第一章至第三章阐明了民族迁徙、国内瑶族档案、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瑶族档案既是瑶族档案文化的载体，也是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和路径等观点。第四章至第八章详细探讨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印刷型传播路径、传统视听型路径、网络型传播路径、户外新型传播路径、文化机构路径，助力瑶族档案文化有效传播。第九章则主要探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组合创新与选择，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全书以档案学为主要研究视角，结合民族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论述，角度新颖，民族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1 聚焦瑶族档案资源，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源保障

资源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该专著前言第二节详细介绍了瑶族档案资源的构成、保存现状、价值等情况，为相关部门进行瑶族文化研究及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

1.1 理清瑶族档案资源构成

该专著所述瑶族档案资源是指“由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开展而对瑶族人民或其居住区域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即档案产出或效益资源，主要是指瑶族档案信息资源”。[1]

作者根据记录符号和载体的不同，将瑶族档案资源划分成无文字实物档案资源、口碑档案资源、纸质档案资源以及石刻档案资源几大类（表1）。这些瑶族档案资源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历史性、分散性、丰富性等特点。其中瑶族档案资源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形成者、内容、载体及价值的丰富多样。

表1 瑶族档案资源分类

1.2 调研瑶族档案资源保存现状

该专著调研了包括纸质、布制、石刻在内的不同载体瑶族档案资源的保存现状。作者调查发现，在瑶族纸质档案的保存现状中，以瑶族经书为代表的私人文书档案处境最为危险，亟待拯救；而以《梅山图》为代表的瑶族布制档案破败不堪，受损严重，亟需拯救和修复。瑶族石刻档案主要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作者调研发现，广西瑶族地区部分石刻档案破损严重，比较明显的如：摩崖壁画、石刻的表面布满黑色或灰白色的印迹，使得镌刻的文字、图案模糊不清。结合瑶族石刻档案的保存情况，作者将影响瑶族石刻档案保存的因素划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图1）。作者认为对瑶族石刻档案危害最大的是气候因素，华南和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气候加速了石刻风化侵蚀的程度。

图1 影响瑶族石刻档案保存的因素

瑶族档案资源保存现状的研究为业内人士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也为有关部门进行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抢救提供了理论参考。

1.3 分析瑶族档案资源的价值

结合瑶族档案资源构成情况，该专著分析认为瑶族档案资源价值丰富，主要有文化人类学价值、民族学价值、档案学价值、法学与伦理学价值。其中文化人类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研究瑶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以及方块瑶文三个方面。民族学价值反映在进行瑶族档案资源研究，有利于开拓瑶族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推动瑶族研究进一步深化；使瑶族人民更好地认识自身，振奋民族精神；助力国家开展民族工作，巩固党和政府对瑶族地区的领导。就档案学价值而言，瑶族档案资源是我国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相应的研究能不断丰富瑶族档案资源，推动瑶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促进民族档案学的建立，不断完善和健全档案学学科体系。瑶族档案资源的经济学价值主要呈现在档案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农村经济学、民族经济学价值以及依托档案资源开发而成的旅游经济学价值。法学与伦理学价值主要表现在瑶族档案资源所记载的内容本身折射出来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伦理学现象和问题上。

瑶族档案资源价值的研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也为瑶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2 衍生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体系，为瑶族文化传播构建框架基础

2.1 衍生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该专著在前言第四节中提出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是指“瑶族档案文化通过个人、群体、组织、大众等媒介或路径对瑶族档案文化形成者或形成地之外的个人、群体和地区进行扩散和传播”，[2]还明确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外延、构成、特点及价值等情况。作者认为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构成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途径四个要素组成。其中传播主体包括文化机构或单位，教育或科研机构，新闻与演艺机构，基层团体、组织及个人四大类。[3]传播内容包括瑶族档案实体文化和瑶族档案事业文化。传播对象可概括为国内社会机构、组织和个人，国外社会机构、组织和个人两大类。传播途径包括民族迁徙、国内外瑶族档案本身、报纸等印刷型途径、汉字等传统视听型途径、互联网等网络型路径、LED显示屏等户外新型路径、档案馆等文化教育机构路径。

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的主体、对象、内容、目的不同，其选择的路径也会有所不同。

该专著第九章第一节阐述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对象、内容、目的、效果与路径的联系及选择。从传播主体看，文化机构主要选择展览、讲座等途径；教育科研部门主要选择教学教育、学术研究等途径；盈利组织如网站，通常采用文字、新闻等途径；非营利性组织选择免费或费用较小的途径；个人选择微博、博客等途径。从传播对象看，档案工作者、档案利用者选择专业性路径，如瑶族档案信息和载体的传播以及瑶族档案事业的传播；档案文化爱好者、普通大众可选择路径多样又兼顾便利，如在公众场所进行瑶族档案文化图片展示、宣传；国内对象可选路径灵活多样；国外对象选择可信度和可据度较高的官方性途径，如档案馆、博物馆等。从传播内容看，对外传播体现正面积极瑶族形象的档案实体文化；政府、档案馆等文化部门应选择对外传播优秀的瑶族档案事业文化。从传播目的看，如解决工作和实际生活需要，可重点选择档案馆这个途径；科学研究选择档案馆、图书馆等途径；加速档案事业发展选择档案局（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是多种路径相结合。从传播效果看，通过档案馆传播的瑶族档案文化，可信度高，受众有限，影响范围较小，容易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博物馆传播的瑶族档案文化来源受限，受众广泛，影响范围大，但不容易让观众留下印象；图书馆传播的瑶族档案文化专业性不强，影响范围较大，但容易让观众混淆瑶族档案的概念。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组成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衍生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体系（表2）。[4]该体系的出现为充分挖掘和实现档案文化的价值，进一步促进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参考。

表2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2.2 明确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

该专著在前言第四节中明确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作者认为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涉及个人、民族、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就个人而言，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有利于提高传播者和受众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以及心理素质，促进人的素质的优化。就瑶族自身而言，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有助于加深瑶族人对本民族发展历程及历史文化的了解，正视本民族历史，对内搞好团结，对外反对分裂。就瑶族聚居地区而言，对外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有利于其他民族了解瑶族的发展历程、风俗习惯，促进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维护瑶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从地区档案教育和档案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不仅可以丰富民族学、档案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教学素材，还可以为地区档案事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丰富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馆藏档案资源。就国家而言，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促进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有利于巩固团结和谐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对外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有利于加深世界对瑶族的了解，强化海外瑶族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其爱国情结，提升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3 创新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基础理论

目前，档案学界对档案文化传播理论尚未有统一的界定。该专著前言第五节对档案文化传播理论基础做了创新性归纳解读，观点较为新颖。作者认为，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是一个融合了档案学、信息学、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概念。在进行概念解读和相关研究时，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中心，将以人为本理论贯穿始终，综合考虑档案价值理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理论、文化共享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基础理论，构建档案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图2）[5]。

图2 档案文化传播五大基础理论关系图

在档案文化传播理论体系中，档案价值理论位于最底层的核心，目的是实现档案文化的价值，即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过渡，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并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理论在第二层，串联起档案文化传播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文化共享理论在第三层，主要着眼于档案文化的共建，并通过传播实现档案文化共享，进而推动社会文化共享。大众传播理论放在最顶层，指导档案文化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手段、媒介和平台把档案文化向更长时间维度、更宽空间维度传播。结合档案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将档案文化视为一个动态发展范畴，从不同的维度对档案文化传播进行剖析，能够系统全面地揭示档案文化传播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为档案文化传播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不断构建和创新档案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促进档案文化不断向前发展。[6]

该理论体系的构建丰富了档案文化传播的理论基础，为档案文化及档案文化传播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促进档案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2.4 结合多学科理论，梳理瑶族档案文化传播媒介

该著作第一章至第三章，结合民族学、传播学、档案学等多学科，详细论述了以民族迁徙、国内瑶族档案、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等为主的瑶族档案文化传播媒介，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视角独特，颇具新意和民族特色。

2.4.1 结合民族学理论研究档案文化传播

该专著第一章从民族学视阈出发，论述瑶族人在海内外的迁徙情况，并深入探讨在民族迁徙活动中，瑶族人如何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作者阐明了国内瑶族人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主要以族源档案资源、宗教档案资源、歌谣等为媒介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族源档案资源，顾名思义就是记载民族历史并流传于后世以教育子孙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较具代表性的有《评皇券牒》、“千家峒”古文献、瑶族族谱等。瑶族人以这些族源档案为媒介传播民族文化和历史。以瑶族谱牒为例，谱牒档案是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册籍，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宝贵资源。瑶族谱牒档案通过后世子孙一代代流传下来，既传承了家族史，也为后人研究瑶族人的家族史、民族史、地方史提供了重要的直接的史料支撑，从而扩大民族的影响力。

宗教档案资源因宗教关系而生，反映了瑶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积淀了瑶族人的民族思想，对研究瑶族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比较典型的瑶族宗教档案资源有瑶族经书、《梅山图》。以瑶族经书为例，作者根据瑶族支系的不同将瑶族经书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大体可概括为盘瑶经书、山子瑶经书、坳瑶经书、蓝靛瑶经书、茶山瑶经书、八排瑶经书等六大类（表3）[7]。这些经书的传世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瑶族档案文化。

表3 瑶族经书分类情况表

歌谣是瑶族文化的主要叙事范式，以歌谣为传播媒介，通过以歌代言、以歌传情，可以有效地传承瑶族历史，传播瑶族优秀文化，从而凝聚族群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作者根据歌谣内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生产歌、历史歌、祭祀歌、风俗歌、爱情歌、信歌、造物歌、谜歌几个大类。以祭祀歌为例，瑶族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以歌唱的形式和神灵对话，祈求神灵庇护。诸如《盘王大歌》等祭祀歌谣由瑶族人口口相传，流传后世，在其传播过程中不仅坚定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信念，也不断增强瑶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

此外，第一章第三节还论述了迁徙到海外的瑶族人为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以保有民族性的前提下的民族文化融合、成立海外瑶族社会组织、过盘王节等作为媒介传播瑶族档案文化。具体如：迁徙海外的瑶族人以民族文化融合为媒介传播瑶族档案文化，在语言上实行内外有别，既使用瑶族母语又学习当地语言；在服饰上节日时着民族盛装平时着便装；文化上既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又融入当地文化教育；在思维上既保持民族优良习惯又兼容西方现代思维。

2.4.2 结合传播学理论研究瑶族档案文化传播

档案是档案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该专著第二章结合传播学理论，认为瑶族口传文书档案、瑶族石刻档案、瑶族纸质文书契约档案既是瑶族档案文化的载体，又是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人的素质的优化，帮助瑶族对内搞好团结、对外反对分裂，维护瑶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推动瑶族地区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加快档案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步伐，增强海外瑶族人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情结的价值。

不同的瑶族档案文化传播媒介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不尽相同。第二章详细论述以瑶族档案为媒介的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情况。通过大量案例论述了《密洛陀》《盘王歌》、信歌、瑶族爱情婚姻歌谣等具有民族性、宗教性、文学性、艺术性、地域性和群众性的瑶族口传文书档案是如何进行文化传播，传播了哪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通过瑶族口传文书档案对外传播瑶族人的祖先神崇拜、哲学观和民族团结思想，瑶族人的图腾崇拜、习俗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传统，瑶族人异地交流、族内团结的情感需求以及婚恋观；通过瑶族石刻档案对外传播民族抗争的意志、民族团结的意愿、瑶族习惯法、瑶族宗教信仰；通过瑶族纸质文书契约档案对外传播政府安置瑶民的政策、瑶区农业发展历史、瑶区自我管理的沿袭做法、注重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

2.4.3 结合档案学理论探讨国外瑶族档案文化传播

该专著第三章主要结合档案学理论论述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文献对瑶族档案文化传播的情况。作者认为，瑶族档案文献是瑶族悠久历史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随着瑶族人迁徙走出国门在海外传播。瑶族档案文献在家族内部传承和海外学者收集研究的过程中，不仅维系了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感，更向世界传播了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该专著详细介绍了欧美等国收藏的瑶族档案资源情况（表4）[8]，为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

表4 欧美等国收藏的瑶族档案资源情况表

作者在梳理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资源情况的基础上，阐明了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文献正在通过新闻媒体、档案馆等文化部门、研究机构、学者以及海外瑶族人家族等媒介传播瑶族档案文化。其中文化部门主要通过提供瑶族档案文献查阅服务、瑶族档案文献展览与陈列服务，编纂和出版发布瑶族档案文献等方式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9]

该专著关于瑶族档案文化传播媒介部分的研究视角独特，内容丰富翔实，涉及瑶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民族性格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价值及历史研究价值。特别是涉及流失海外的瑶族档案文献的研究，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丰富了瑶学研究成果。

3 创新瑶族档案文化传播路径，为弘扬瑶族优秀文化提供渠道支持

进入研究视野的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种类繁多。该专著第四章至第八章重点介绍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大体可划分为印刷型、传统视听型、网络型、户外新型、文化机构几种，拓展了档案文化传播新思路。该专著关于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的研究特点鲜明，能有效助力弘扬和传播瑶族优秀传统文化。

3.1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表现出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特点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结合该专著的内容，可发现传统型路径包括印刷型路径和传统视听型路径，新型传播路径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包括网络型路径和户外新型路径。

第五章论述的传统视听型路径包含语言、汉字、广播以及电视等，为历史传而来。以文字传播为例，瑶族先民用汉字记载本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历程，并产生大量瑶族经典文书，如《过山榜》《千家峒流水记》《民歌唱本》《师公唱词》《盘王歌》等。这些文书一代代传承下来，不仅在瑶族内部传播了瑶族档案文化，也为外族人了解瑶族提供了便利途径，促进了瑶族档案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第六章论述的网络型路径包括互联网、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网络以及自媒体等路径，这些属于信息时代的新型传播媒介。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具有发散式网状及交互式传播相结合、传播效率高等特点，瑶族档案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的政府部门及档案馆等机构先后开设网站、论坛，向社会公众推介瑶族档案文化信息，促进瑶族档案文化传播。

3.2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显示出官方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特征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的官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机构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型传播路径上；个体性则主要体现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路径上。

文化教育机构和广播电视作为官方门户和政府喉舌，在向公众介绍档案知识、档案法规、档案作用等内容方面可信度高，官方色彩明显，在传播档案文化方面能引领时代潮流。第八章论述的文化教育机构包括公共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等学校和孔子学院，这些机构都在各自的程度上为档案文化传播做贡献。以博物馆为例，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机构，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具有群众基础广泛、传播形式多元等优势。“广东瑶族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瑶族档案文物最多的瑶族历史文化专业博物馆。该博物馆弘扬、保护、传承瑶族历史文化精神，打造世界瑶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家园以及瑶族文化中心，是官方对外宣传瑶族档案文化的平台和窗口”。[10]

第六章第三节提出自媒体作为“草根媒体”，其理念是平等对话、信息共享，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具有传播主体平民化、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自媒体的门槛低、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快，能够表达更具个性化、平民化的语言和看法，可以让受众方便、快速地获得多样化的瑶族档案文化，并对其传播效果进行反馈。

3.3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呈现出静态化与动态化相结合的特色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的静态化主要表现在印刷型路径上。瑶族档案本身及报纸、期刊、非定期档案文献出版物等传统印刷型路径，属于静态化的传播路径。广播、电视等传统视听型路径、民族迁徙则属于动态化的传播路径。

第四章介绍了不同印刷型路径在瑶族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优劣和应用，不仅列举了诸如《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档案》等11种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期刊，而且列举了诸如《瑶族石牌制》《瑶人文书》《广东瑶族历史资料》等专门研究和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著作。通过阐述这些期刊、著作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应用，既论证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静态化路径，又为业内人士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工具查考。

第二章第二节中提到的中国瑶人在迁徙过程中随身携带了家先单、族谱家谱、《评皇券牒》、过山榜等族源文书，经书和神像画等宗教文书以及信歌来实现瑶族档案文化传播。这种情况属于瑶族档案文化动态传播。第五章第三、四节详细论述了广播、电视等路径动态化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优劣及应用。以广播传播为例，广播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过程中具有传播范围广、灵活、快捷、时效性强等特点，运用广播媒介可动态传播瑶族歌谣和村规民约、播报农业档案信息、播送瑶语节目，传承和推广瑶族档案文化。

该专著认为，瑶族档案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动静结合，既要直接采用传统载体档案进行静态传播，也要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进行动态传播。

3.4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表露出内化与外化相结合的特性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的内化是指有些传播路径就是档案文化自身，比如瑶族档案；外化则主要体现在LED显示屏和公交电视等户外新型传播路径上。

第二章中提到的瑶族口传文书档案、瑶族石刻档案、瑶族纸质文书契约档案皆属于瑶族档案。这些档案既是瑶族档案文化的载体，也是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之一。比较典型的如《评皇券牒》、“千家峒”古文献、瑶族族谱等族源文书档案，其具有内容记录家族源流、外形轻便精简等特点，成为向海内外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最本真途径。

第七章详细论述了不同户外新型传播路径的优劣及应用。以户外固定LED屏为例，户外固定LED屏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具有内容丰富、视觉冲击力强、运用范围广等优势，利用户外固定LED屏可以发布瑶族档案本体和档案管理信息、传递瑶族档案知识、提高人们对瑶族档案及瑶族档案文化的关注度，从而促进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户外固定LED屏传播是利用外部媒介作用于瑶族档案文化传播，它只是瑶族档案文化的搬运工，并不能自己产生瑶族档案文化。

3.5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显现出单列式与组合创新相结合的特质

该专著认为诸多传播路径既可以独立起作用，也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组合，可以更好地传播瑶族档案文化。

第四章至第八章详细介绍了诸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十几种单列式路径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的优劣，并阐明这些路径如何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

第九章第二节中提出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考虑纵向传播与横向传播相结合，静态传播与动态传播相结合，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目的。作者推荐了档案馆和博物馆合作、档案馆与影视媒体合作、档案报与电视媒体合作、网站与各媒体合作等几种组合式传播路径，建议利用各个传播路径的优势，扬长补短，宣传瑶族档案文化，扩大瑶族档案文化传播范围，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

3.6 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显露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特效

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方面，注重采用线上线下路径相结合，有利于加强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效率和效果。

相对而言，档案馆、图书馆、高等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在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的过程中更注重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路径。如，该书第八章提到档案馆主要采用提供档案查阅服务、档案展览和陈列服务、档案编纂、举办学术研讨会、举行有关档案文化的专题征文活动等形式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第六章网络型路径中提到档案机构通过开设网站传播瑶族档案文化。由此可见，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的线上线下合力联动，有助于瑶族档案文化的广泛传播。

4 展望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走向，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该专著第九章第三节主要论述了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的未来走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作者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尚未有官方开办瑶族档案信息网站，因此在瑶族档案文化对外传播中，应把网络传播作为现在和未来优先、重点使用的路径，突出瑶族档案网站的特色和功能，宣传具有瑶族民俗文化特色的瑶族档案文化，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效果。

此外，作者还提出瑶族地区各级档案部门可在开办档案网站的基础上，开通瑶族档案官方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优势，扩大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效果；可与大型门户网站、手机网站、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合作，传播瑶族档案文化；可设计研发并推出瑶族档案文化游戏，提高社会不同群体对瑶族档案文化的关注度；可利用国家重大战略，打造瑶族档案文化精品，推动瑶族档案文化“走出去”等具有建设性的举措，为瑶族地区各部门进行瑶族档案文化传播提供了参考。[11]

5 结语

该著作以扎实的理论功底，融合多学科理论，构建了档案文化传播基础理论，探讨了瑶族档案文化传播的媒介及路径，分析了瑶族档案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拓展了档案学、民族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维度与场域，具有较强的学术独创性和现实价值，是民族学、档案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无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