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从古至今，中医一直在我国医疗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的学习、传承离不开教育。近年来有关中医教育的研究不乏少数。纵观这些研究，涉及近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西医论争、中医药的社团与期刊、中医人物等，但对1927—1937年的中医教育，予以专文探讨的则不多[1-4]。该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先是梳理该时期中医面临的危机，然后进一步探讨该时期中医界为挽救中医所采取的应变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1 近代中医发展面临的危机

近代，在战乱、社会灾害的影响下，加之教会医院免费行医治疗的引诱，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医的冲击。赵洪钧在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一书中写到“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 处医疗场所，1889年有61 所[5]。”到1936年，我国仍存在教会医院260 所[6]。又因中医治疗疗程长、见效慢，部分百姓冲破对西医的偏见接受西医的治疗。西方传教士在其日志中记录“在我等各样事业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人颇肯信之。”西医不断冲击着近代中医的发展。

此外，中医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中医无法解决近代社会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医体系中没有细菌、微生物的说法。近代中国城市卫生状况以及灾害后极易引发疾病，郑观应曾言“余见外国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内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