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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外显性与隐蔽象征: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
——以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

2021-03-07张卓张斌

新闻与传播评论(辑刊) 2021年2期
关键词:纪录片文化

张 卓 张 斌

当今时代已进入了一个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雕塑、建筑、广告、设计、动漫、游戏、多媒体等正在互为激荡汇流。[1]在黑格尔(G.W.F.Hegel)的美学视域中,视觉属于认识性感官,“透过视觉人们可以自由地把握世界及其规律,不像嗅觉、味觉或触觉那样局限和片面”[2]。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从知觉心理学角度出发,得出视觉是“选择性思维”[3]这一观点。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则尝试从“视觉”和“视觉性”的差异中去厘清概念,“视觉暗指所见景象为物理运作,视觉性暗指其为社会事实”[4]。这些论点充分肯定了“视觉”所具有的积极效力,以及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深厚潜力。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著名论断,认为“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5],这一论断奠定了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深刻影响后续的视觉研究取向。

作为与“视觉”相近的概念,“视觉性”理论的演进遵循着清晰的艺术史脉络。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视觉性“对于仅仅观察事件而不形成视觉性的普通人来说,它是不可见的”[6]。吴琼在米尔佐夫视觉性事物“不可见性”的基础上,提出视觉性是“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7]。相比之下,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的“纯视觉性”(pure visibility)理念显得更为激进,他认为“艺术之所以能够与趣味、美学相分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的可视性”,“观看意味着一切”[8],这一观念被认为开创了视觉理论之先河。阿道夫·希尔德布兰德(Adolf Hildebrand)的视觉性理论聚焦艺术作品的形式,认为“艺术家必须尽力解决的完全是视觉表现形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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