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晋 波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史记》中“太史公”一语，凡150余见。[1]究其所指，要有三端：一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之尊称，是为“老太史公”；一是司马迁之自称，是为“小太史公”；一是司马氏私家史著之名称，是为《太史公书》。钱穆[2]20-31、朱希祖[3]67、阮芝生[4]诸先生于此述之甚详，当称的论。更可注意的是，阮芝生先生曾以“司马迁之心”为目，探赜子长的心灵世界，并谓其衷曲乃在“自乞宫刑，隐忍苟活，完成《史记》，以雪耻扬亲，并对自己、对父亲、对历史文化做出交代”[4]。此中所谓“司马迁之心”，或源出古已有之的“太史公之心”。南宋黄震在《孔子传》中，即以该词指称司马迁的尊孔崇圣之心。[5]1678-1679不过，若基于《史记》全书“太史公”一词的语义逻辑，则“太史公之心”蕴藉的不唯有“司马迁之心”，也应有“司马谈之心”。更毋庸置疑的是，从《太史公自序》可见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乃在发愤著史。那么，老太史公司马谈此一心向的生发脉络何在？小太史公司马迁的继述之志与其父是否有别？若有，又有何改易嬗迁？《太史公自序》之外的篇什是否亦可窥见“太史公之心”？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稍做索解，以探赜《史记》钻之弥深的奥蕴，并就教于方家。

一、“世典周史”“天官 不治民”之心迹两离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司马谈任太史令。《汉书·艺文志》“《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6]1719可见，太史令作为官职，秦已置之，西汉因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隶太常。《后汉书》志第二十五“太常”条下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