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海

一、评荀子革命论研究中的分歧

在荀子革命论研究中存在一个分歧。一些学者认为荀子赞成人民拥有推翻暴君的革命权利。当人民遭遇暴政时，他们有权利发动革命，反抗暴政，摆脱暴君的压迫。徐复观、金耀基、谭绍江等人持此种观点(1)详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291页；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谭绍江：《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1页。。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称为“荀子人民革命论”。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荀子并不主张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这些学者认为荀子把革命的权利仅仅赋予了像汤武那样的精英。他们才有资格推翻暴君。汤武出身贵族，又被儒家视为圣人。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称为“荀子精英革命论”。刘小枫、黄忠晶、晁福林等人主张这种观点(2)详见：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9-41页；黄忠晶：《简析荀子礼治思想的实质》，《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3期；晁福林：《从“民本”到“君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面对主张“荀子精英革命论”的学者的异议，主张“荀子人民革命论”的学者却没有任何回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1954年，当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在《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中提出荀子主张人民拥有打倒暴君的革命权利。徐复观认为荀子坚持了儒家的民本立场，主张立君为民，人民是天下的主人。这是荀子主张人民拥有革命权利的理论依据。他引用了荀子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另外一句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正论》)。徐复观认为这两句话说明在荀子的思想中，“天下不是私人可得而取或与，乃系决定于民心、民意，则人君的地位与人民对人君的服从，无形中是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种契约的关系”[1]291。徐复观顺理成章得出了如下结论：既然君主的地位取决于人民的同意，君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一旦君主施行暴政就等于违背了契约，人民自然就有权利发动革命，打倒暴君。徐复观还引用了荀子赞成汤武革命的话来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句话是“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荀子·臣道》)。后来主张“荀子人民革命论”的学者都基本上沿袭了徐复观的这一论证思路。他们在徐复观论证的基础上还作了一些补充。荀子所引用的“君舟民水说”成为论证“荀子人民革命论”的重要依据。荀子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君民关系好比舟水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耀基认为这说明荀子主张人民“有正当的合法的‘革命权’了”[2]90。

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在2000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指出荀子所赞成的汤武革命是圣人发动的革命而不是人民发动的革命。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荀子称汤武为圣人”[3]39。汤武出身高贵，在发动革命前便是诸侯，儒家又认为他们是德智超群的圣人。汤武绝对不是平凡的人民。从荀子支持汤武革命这个结论出发并不能推出荀子主张人民也可以发动革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刘小枫并没有直接批判“荀子人民革命论”。黄忠晶在2007年发表了《简析荀子礼治思想的实质》，他对徐复观的观点作了直接的批判。他认为荀子立君为民的观点“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天下的人，总不可能是为君王一个人而产生的。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为民的什么？是为了教化人民、管理人民、统治人民，而并非说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此意甚明。荀子从未说过人民是君王的父母，反过来的话倒多处可见：君王是人民的父母。在一家之中，是谁说了算？当然是父母而非子女。父母管教子女，也不需要订立什么契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父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君王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4]。在黄忠晶看来，徐复观误解了荀子立君为民的观点，在荀子的思想中根本没有关于君民关系的契约说。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代儒家总喜欢把理想的君民关系说成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君民之间订立过什么契约。契约说不成立，人民自然就没有权利去推翻暴君。徐复观把西方近代的契约说引入古代儒家的君民关系论的确不恰当。徐复观曾引用荀子赞成汤武革命的话来证明荀子赞成人民有权利打倒暴君。针对这一点，黄忠晶指出荀子赞成的汤武革命“跟人民取消契约、人民进行革命，应该是毫不相干的。当然，汤武也可能打着人民的旗号，说他们是讨伐民贼，但这和人民自身起来行使革命权毕竟不是一回事”[4]。黄忠晶的这一批判真的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徐复观忽视了汤武的身份是诸侯。主张“荀子人民革命论”的学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黄忠晶还认为荀子引用君舟民水说的目的是提醒君王要提防人民，因为人民有力量推翻君王的统治。荀子承认人民有力量把暴君推翻，但这并不“等于他赞成”人民有权利推翻暴君。利用荀子引用的“君舟民水说”来证明荀子赞成人民拥有革命权是错误的。在刘小枫、黄忠晶等人看来，荀子只赞成像汤武那样的精英才有权利发动革命，打倒暴君，一般的臣民没有资格发动革命。

综上所述，徐复观、金耀基等人的“荀子人民革命论”的确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刘小枫、黄忠晶等人的“荀子精英革命论”正确地指出荀子把打倒暴君的革命权利赋予了像汤武那样的精英，人民没有革命的权利。荀子的革命论是精英革命论而不是人民革命论。从荀子革命论研究中的分歧出发，我们不禁要思考如下问题：荀子为什么不赞成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荀子是不是主张人民只能一味地忍受暴君的折磨，静候救世主的解救？在荀子的思想中，人民到底有没有反抗暴君的正当权利？在刘小枫、黄忠晶等人的研究中，欠缺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论述。这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荀子反对赋予人民革命权利的原因

荀子反对赋予人民革命权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荀子之所以反对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首先与他对历史的认识密切相关。儒家学派向来重视历史经验，以史为鉴，荀子也不例外。从夏朝建立到荀子所处的战国，朝代更替发生了两次：商朝取代夏朝，西周取代商朝。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汤武革命。汤武都成功地完成了改朝换代的革命，不过，这两次革命都是由诸侯领导的，而不是人民发动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把汤武革命说成是至善与至恶的对决，汤武代表了光明正义的一面，是人民的父母；桀纣代表了黑暗邪恶的一面，是人民的仇敌。这是汤武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荀子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汤武不但在道义上占据优势，而且他们在发动革命前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诸侯。荀子认为这是汤武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荀子说：“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荀子·正论》)又说：“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荀子·儒效》)汤武都是拥有“百里之地”的诸侯，这使他们具备了发动革命、打倒暴君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没有“百里之地”作为平台，汤武就无法施展他们的才能，也就难以建立改朝换代的功业。汤武所具有的贵族身份使之与下层人民区别开来。在荀子的历史世界中，没有人民发动革命并成功建立新王朝的事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打下江山的天子是汉高祖刘邦，他是在荀子去世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史学家夏曾佑说：“盖秦以前诸侯并列，天子之暴，有诸侯起而救之，遂为商汤、周武之局；至秦之后，天下无诸侯，天子之暴，必由兆民起而自救之，遂为汉高、明太之局。此中国古今革命之大界也。”[5]231从汤武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荀子认为打倒暴君的革命只应由拥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圣人来发动。

荀子深知发动革命、打倒暴君意味着要使用暴力，而暴力往往意味着流血和损失。这就涉及革命的代价问题。荀子像孔子和孟子一样十分珍惜人的生命，他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发动革命的人一定要道德品质十分高尚，政治才华十分卓越，他们能够做到以最低的代价完成革命。这样的人就是儒家一直推崇的圣人。荀子说：“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马藋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荀子认为，像汤武那样的圣人征服天下的主要手段是以德服人，他们只把使用武力作为辅助手段。由于得到了远近人民的热烈拥护，因此他们在使用武力时基本上可以做到“兵不血刃”。荀子认为汤武在发动革命时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众叛亲离的暴君，并不伤及人民。他说：“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荀子·议兵》)又说：“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荀子·议兵》)在荀子看来，汤武是圣人，他们抱着救民于水火的高尚目的，凭借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以极低的代价完成了改朝换代的革命，诛杀了暴君，没有让人民蒙受生命财产的损失。荀子对汤武革命的描述显然是经过了加工的，其中有不少理想化的成分。汤武被描述成完美无缺的圣人，这与历史事实肯定有不符合的地方。在荀子看来，只有圣人能做到“兵不血刃”，一般的人民是没有这种非同寻常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智慧的。他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圣人才能担当推翻前朝、开创王业的重任。荀子认为人民道德水准低下，也无智慧可言。他说：“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荀子·儒效》)又说：“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荀子·非相》)人民是那样的自私自利，因此他们在使用暴力时根本无法做到珍惜他人的生命财产；人民又是那样的愚昧无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做到以最低的代价完成改朝换代这样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在荀子看来，既无道德修养又无学识才华的人民无法合理地使用暴力推翻暴政。人民发动革命只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不宜将革命权利赋予人民。

荀子极为同情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对暴君也极为痛恨，但是荀子认为暴君统治下的人民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群体。这与荀子坚信的儒家德治思想是分不开的。荀子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按照这种德治理念，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贤君治理下出良民，暴君统治下出刁民。荀子对此坚信不疑，他说：“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荀子·强国》)君主背弃仁义，统治残暴，那么其统治下的人民就会放弃仁义，成为道德败坏的“奸人”。既然暴君统治下的人民是“奸人”，那么“奸人”即便起来造反成功，使用暴力打倒了暴君，其结果也是以暴易暴。取得政权的“奸人”道德败坏，他们只会像被他们打倒的暴君那样继续残害人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荀子认为，推翻暴君的目的是解救人民，用仁政代替暴政，而人民发动革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荀子十分怜悯被暴政压迫的人民但是又认为这些人民已经被暴君带上了邪路，成为“奸人”。这样的人民有能力打倒暴君但无法建立一个施行仁政的新政权，因此荀子不赞成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利。

综上所述，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荀子认为打倒暴君的重任只能由像汤武那样的圣人来担当，而不能把革命的权利赋予人民。

三、荀子所认可的人民反抗暴君的权利

荀子固然反对赋予人民利用暴力反抗暴君的革命权利，但是他认为人民可以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反抗暴君。荀子并不主张人民默默地忍受暴君的统治，消极地等待像汤武那样的圣人来解救他们。荀子赞同人民利用移民等方式反抗暴政，疏远暴君。

荀子认为一旦人民遭遇暴政，他们完全有权利移民到其他国家，以躲避暴政。荀子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荀子·致士》)荀子认为，如果君主能够做到公平执政、推崇礼义，将国家变成人间乐园，那么他国的人民和士人就会慕名而来，成为其臣民；如果君主统治暴虐，将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那么本国的人民和士人自然就会背井离乡，移居到他国。荀子认为，利用移民反抗暴政是人民自然的权利。荀子的这种思想和夏商周以来中国的政治实情分不开。在那一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一直保持着多国并立的局面，无论是人民还是士人都可以跨国流动。争取移民也是那时统治者的政策。作为赵国人的荀子为了寻找明君到过齐国、楚国、秦国等国。因此，荀子赞成人民拥有移民的权利就在情理之中了。人民利用移民这种手段一方面可以逃离暴政，另一方面又孤立了暴君。

荀子认为，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完全拥有权利解除对暴君的服从。在贤君指挥的正义之师到来时，他们可以归顺贤君。人民归顺来自他国的贤君不属于叛国投敌，而是合乎情理的举动。荀子说：“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荀子·议兵》)荀子这里说的“我”是指能够以德服人的贤君。荀子认为，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对他国的贤君仰慕已久，渴望贤君带领军队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贤君的百姓。因此，一旦贤君带领的军队打了过来，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就会打开城门，清扫道路，欢迎其入城。人民有权利抛弃暴君，迎接贤君。先秦儒家向来主张忠君但反对无条件忠君，人民只应忠于善待他们的贤君，而无义务忠于祸害他们的暴君。

荀子认为人民拥有言论权，他们有权利谴责暴君，歌颂贤君。荀子说：“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讠雚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强国》)暴君没有任何的爱民之心和利民之举，反而经常扰乱、祸害人民。人民发出怨言和谴责后，暴君又派人逮捕他们，并用酷刑残害他们，失去了民心。荀子认为一旦君主对发出怨言的人民都要严加惩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要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可见，荀子认为当人民遭遇暴政的摧残时，他们有权利发言，表达心中的不满。荀子认为只有暴君才会钳制民口，贤君会倾听民声。对于暴君，人民会抱怨、谴责；对于贤君，人民则会“歌讴而乐之”(《荀子·儒效》)。荀子主张人民拥有言论权，并不主张人民默默无声地忍受暴政。

综上所述，荀子一方面认为革命的权利仅仅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反对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可以利用移民等非暴力手段反抗暴政。荀子将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限定在了非暴力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