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颢仪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因政治局势不稳定且战局日益紧张，北平高校大规模南迁，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个人或家庭因素留在了北平，比如清华大学的俞平伯、刘文典、刘子高，北京师范大学的钱玄同、北京大学的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等。这批知识分子大部分承担了保护校产的责任，也有一部分并未一直留在北平，比如刘文典等人后来就南下去了昆明。

周作人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北平。留守北平需面对诸多道德操守层面的问题，如何面对这种问题？周作人的答案并不新鲜。

20世纪20年代末，《雨丝》杂志被当局禁刊，这件事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的很多言论与作品都发表在《雨丝》杂志上。当时，周作人不仅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于是便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躲避到一个日本朋友的家中，产生了“闭户读书”的思想，“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1］。”

如今留守北平面临着如同20年代末相似的境遇，周作人的选择便也与20年代末雷同，选择了“不说话”。

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说话”？“说话”的内涵又是什么？

若将“说话”定义为公开发表文章或者言论，未免有失偏颇，因1937年之后，周作人的文章曾多次公开发表，如《俞理初的诙谐》（1937年9月发表于《中国文艺》）、《谈关公》（1938年8月4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关于范爱农》（1938年9月发表于《宇宙风》）等，便谈不上是“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