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彦东

摘 要：基于公平准则的人类决策行为一直是经济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者们通常采用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等经济博弈范式来探讨人们公平决策行为，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公平决策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重点归纳和述评了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公平决策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一是提升实验的外部效度，使实验结果更具普遍性和意义性。二是应用先进的认知神经技术及数据建模方法，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

关键词：经济博弈;公平决策;权力;社会距离

一 引言

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国外也流传着“上帝从不埋怨人们的愚昧，人们却埋怨上帝的不公平”的谚语。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公平已然成为了人们评判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其對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公平决策的概念

公平决策概念则与公平息息相关。个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绝对经济理性所驱动，会受到诸如不公平感等主观体验的影响，表现出偏离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非理性”行为[1]。

（二）公平决策范式

有关公平决策研究常常使用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等经济博弈范式及其变式。其中最经典也是使用最为频繁的是UG范式。Güth提出的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包含提议者和回应者两名角色，双方被给予一定数目的金钱来进行分配。由提议者提出金钱分配方案，回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个方案，若回应者接受，则双方获得与分配方案对应的金钱数目，若回应者拒绝，则双方都无所得[2]。而在独裁者博弈中，回应者只能接受提议者提出的方案，这使提议者成为了独裁者[3]。

（三）公平决策的理论发展

早期研究者们主要用“理性人”经济假设来解释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表现[2]。该假设认为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现在主要用双系统理论模型来解释人们的决策行为[4]。双系统理论假设人们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依靠两种不同的思维系统，一是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二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随着脑成像技术和电生理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开始聚焦于公平决策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已有的研究揭示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等关键脑区在公平决策中扮演的重要功能[1]。有关公平偏好的电生理指标测量结果表明，在不同分配情景下，脑电、皮肤电、心电等电生理指标也会有所变化[5]。

近年来，大量关于公平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博弈中进行决策时，人们的公平决策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重点从个体内部因素、外部情境因素两个方面来述评人们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为研究者们继续研究公平决策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二 个体内部因素

（一） 权力感

孙倩等人在研究中发现，权力较高的个体对劣势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公平评级更低，对公平分配和优势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公平评级更高，且做出公平判断的反应时更短[6]。该研究结果说明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和决策行为会受到个体自身权力感的影响，权力感越高的个体对不公平事件抵触更大，具有更高的公平偏好。

对于回应者而言，无论是控制外显权力感还是启动内隐权力感，都会使权力更高的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提升。我国学者黎晓丹等人通过研究内隐权力感对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扩张姿势启动的内隐权力感会对公平决策行为造成影响[7]。与蜷缩姿势相比，扩张姿势更倾向于拒绝最后通牒游戏和免惩罚游戏中的不公平分配。

对于提议者而言，研究发现扩张姿势使个体更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利己不公平分配[7]。但在眼睛线索或他人在场条件下，高权力动机者会舍弃利益，表现出更高的公平性[8]。其背后机制可能使“声誉”在起作用[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高权力者在公平决策中有更多的利己偏向，但在“利益”和“名声”选择中，更愿意舍弃利益来换取好的名声。

（二）情绪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体验。情绪作为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对人类的行为决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于积极情绪而言，于泳红等人研究表明，正性效价情绪下被试更倾向于意图公平[10]。这表明在积极情绪的作用下，被试会表现的更慷慨，决策会更多的关注决策公平性而非利己。对于负性情绪而言，王芹等人研究发现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会引起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愤怒和厌恶情绪会使被试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显著增加[11]。

三 外部情景因素

3.2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亲近或疏远程度。目前关于社会距离如何影响公平决策行为尚未达到一致观点。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回应者角度。

部分学者认为与提议者社会距离较近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方案的拒绝率较低。张瀚月和赵玉芳[12]研究发现，在奖励和债务领域，个体对内群体成员不公平行为的接受程度比对外群体成员的接受程度更高。张振等人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不平等提议的反应时随社会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而平等提议的反应时不受社会距离的调节[13]。

另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当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是由团体内部成员而非外部成员提出时，回应者更有可能拒绝这些分配，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认同激活使得人们对群体内成员有较高的期待。

3.3 损失情景

吴燕和周晓林的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在损失情境下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高于在获益情境下[14]。有研究者指出损失情境加剧了不公平厌恶，因为损失情境下的分配方案诱发了更强的不公平感和负性情绪[15]。王红芳等人在研究中也发现，相对于收益情境，抑郁与非抑郁的个体均对损失情境中的不公平方案有更多的拒绝[16]。

4 研究展望

第一，提高经济博弈任务的外部效度。大部分实验的样本选择和实验方法局限导致研究生态效度普遍较低。目前大多数参与经济博弈任务的实验被试均来自于相似的文化和年龄群体，其中以大学生为样本的实验占大多数，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的人群，其结果的可推广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对于实验方法而言，大多数实验中的博弈双方是匿名、陌生的状态，较难推广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中。因此，未来研究者可以将焦点集中在如何提升实验场景的真实性以及从多样性群体中选择被试进行跨文化、跨阶层等差异研究，进一步提高公平决策研究的生态效度，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和意义性。

第二，應用先进的认知神经技术及数据建模方法。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揭示人们的公平决策的认知神经生理基础。现已有一些研究把计算模型与人类的公平感知及决策结合起来，未来可以将多种先进技术与计算模型相结合，深层次探索人们公平感知的认知神经机制与人们的行为模式。

参考文献：

[1]郭秀艳，郑丽，程雪梅，刘映杰，李林.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06）：903-911.

[2]W Güth， Schmittberger R， Schwarze B.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2， 3（4）： 367-388.

[3]Kahneman D， Knetsch J L， Thaler R H. CHAPTER EIGHT. 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Profit See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M]. 2004.

[4]邓雅丹， 郭蕾， 路红. 决策双系统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述评[J]. 心理研究， 2019， 12（2）：8.

[5]徐富明，史燕伟.公平偏好的电生理测量：来自脑电、皮肤电和心电的证据[J].心理科学，2020，43（01）：180-186.

[6]孙倩， 龙长权， 王修欣， 刘永芳. 公平或是利益？权力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J].心理学报， 2019， 51（08）：958-968.

[7]黎晓丹，丁道群，叶浩生.身体姿势启动的内隐权力感对公平决策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9，51（01）：106-116.

[8]王建峰，戴冰.“追名弃利”：权力动机与社会存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心理学报，2020，52（01）：55-65.

[9]Cameron Anderson and Gavin J. Kilduff. The Pursuit of Status in Social Group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18（5） ： 295-298.

[10]于泳红， 徐蕾， 汪云鹏. 情绪影响决策中公平性偏好的实验研究[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7， 5（11）： 644-653.

[11]王芹， 白学军， 郭龙健， 沈德立. 负性情绪抑制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2， 44（05）： 690-697.

[12]张瀚月， 赵玉芳. 社会距离对不公平行为回应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0（02）：140-145.

[13]张振，齐春辉，付淑英，王青春，熊建萍.社会距离和性别对公平关注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0，18（01）：100-106.

[14]吴燕，周晓林.公平加工的情境依赖性：来自ERP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2，44（06）：797-806.

[15]吴燕. 经济决策中损失厌恶对不公平厌恶的调节—从行为模式到神经机制[D].东南大学， 2010.

[16]王红芳， 陆兆甜， 刘雷， 张锋. 获益/损失情境中抑郁个体对不公平决策的反应模式[J]. 应用心理学， 2018， 24（04）： 24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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