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皓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挑战，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则是推进乡村善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学界对于乡村振兴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特征、实践路径以及现实表现三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部分回溯，并进行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化+网格化

一、乡村振兴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背景、动态及价值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实践成效不仅影响着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达成，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起着关键影响。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则是推进乡村善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因此，对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合理嵌入乡村治理，并在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展开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研究动态

学界对于“三治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治融合”的内涵特征、实践路径以及现实表现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三治融合”内涵特征的研究，张文显等认为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的治理领域，而“三治融合”的效用空间更多体现在分属于社会治理的基层治理之中[1]。姜晓萍、王文彬等认为“三治”是内容，“融合”是方法，只有深挖“三治”的具体内容才能对实践进行总体把控有序推进各项治理工作，为此提出“三治融合”的元问题并梳理出乡村自治的元问题为主体自觉，乡村法治的核心要义为现代规则约束，乡村德治的本源要求为乡村文化的感召。第二是关于“三治融合”实践路径的研究，左停等认为“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其在实践推进过程中需以自治为基础，乡村治理主体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中根据治理规则自我管理，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以法治为原则，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依靠法治作为保障，一方面村民自治与德治不能逾越法律，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需要依法履行职能;以德治为特色，德治在中国治理中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可以发挥其“软治理”的功效，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调动地方文化精英以保证乡村治理的灵活性[2]。第三是关于“三治融合”现实表现的研究，张新文等认为制度层面的设计在乡政村治中并未发挥完全功效，在法律框架之内的村民自治逻辑实际上体现的是政府治理的行动逻辑，乡村治理呈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与乡村管理单一化的窘境。于建嵘等认为村民自治是“三治融合”的基础，也是基层群众行使民主权利、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但实践中的自治主体不明、村民权利意识薄弱以及自治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使得自治流于形式[3]。

（三）研究价值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与归纳，学界对于“三治融合”的研究侧重于对乡村治理视域下的“三治”研究，对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之下的“三治融合”研究不足，尤其是对其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展开研究匮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之际对“三治融合”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展开进行研究，有利于理顺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拓宽“三治融合”的实践空间、探索法治中国建设下“三治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路径。

二、乡村振兴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

（一）黨建引领促乡村振兴得到新提升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乡村振兴中，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讲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组织等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在乡村振兴视角下研究基层治理创新等相关问题，能够立足大局推动中心工作取得新成效。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有效夯实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在基层党建工作方面，进一步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在发挥党管人才工作方面，进一步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牢牢把稳基层治理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得到更进一步贯彻

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大局，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更是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等，持续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开拓多元纠纷化解渠道，针对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

（三）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化+网格化”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也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不断创新。网格化管理即是针对一定区域内的人、物、事等，按照一定的分布原则，通过一个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具有精细、集约、高效等一系列突出优势。但不可避免，网格化管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纵向利用的过度、横向协调的不足。而网络化管理则巧妙平衡了网格化的部分不足，它是在多中心治理、协商民主、社会资本等理论基础上构建形成的。

（三、乡村振兴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不足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应当讲蕴含理论是丰富的，其创新也无疑是一项重大课题。但当前学者针对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旧不足。个案研究多、凝练总结较为片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指导性往往不强。同时，针对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地理差异等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研究更是不足。

（二）未来展望

1.从研究方法看，仍需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基层治理研究可谓包罗万象，研究者需于“万象”之中，提炼总结相关核心要素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以此推动问题表象总结更具逻辑性、问题分析层次更具深入行、理论创新更具研讨性。同时，需结合专家咨询、专家访谈、实地调研、文献调研、数据分析等多重方法，加强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更好开拓研究者的视野。再次，需探索通过一些中间要素做好“新”“老”概念的衔接串联工作。

2.从研究对象看，仍需加强对基本概念与热点概念的结合研究。做到冷热兼顾，相互启发。比如，基层治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三治融合”也并非新鲜事物、乡村振兴则算得上是近期的一个热点重点问题，如何更好做到在分析基础概念的同时，兼顾对热点重点概念的理论创新、思路启迪，这是从研究方法上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法治体系也并非热词，如何在研究基层治理中的“三治融合”时，有效有力阐述出“三治融合”的提出背景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表现、法治体系与“三治融合”的逻辑关联。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需要继续发展与完善，在此大背景下点出乡村治理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继而引出“三治融合”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展开的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从研究视野看，注重从人类社会治理经验中汲取有益营养。注重借鉴中西方社会治理经验中的有益尝试，做到中西结合、学用相通。不可否认，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在西方理论架构至上，但“西学”也需“东渐”，直至结合中国实际实现中国化。

4.从研究对策看，仍需关注对策的适用性。就理论研究来讲，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推动理论创新，为后来者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治理实务者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就当前研究现状来看，两者均有进展，但与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时不我待的要求相比，仍旧可以加快进展。

参考文献：

[1]张文显，徐勇，何显明，姜晓萍，景跃进，郁建兴.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J].治理研究，2018，34（06）：5-16.

[2]左停，李卓.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J].云南社会科学，2019（03）：49-54+186.

[3]于建嵘.村民自治：价值和困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J].学习与探索，2010（0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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