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平

(广西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广西南宁 530022)

“集”作为文献学概念，主要含义有：将具有文章性质的作品汇聚起来编成的书籍；与“经”“史”“子”并列的四部类目之一。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1]“集”由一般单字变成文献学概念，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拟梳理“集”字演化为文献学概念的脉络，揭示其文化内涵不断增进的历程。

一、先秦时期：“集”字产生“灵智聚合”的含义

“集”字在五经中，有三类含义。一是本义，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本作“雧”，简为“集”，释为“群鸟在木上也”[2]。如《诗经·国风·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①参见：朱熹. 诗集传[M]. 王华宝，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二是延伸义，指人的会合。如《诗经·小雅·黍苗》：“我行既集，盖云归哉！”①参见：朱熹. 诗集传[M]. 王华宝，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三是象征义，指天命降止于某人。如《尚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②参见：蔡沈. 书集传[M]. 钱宗武，钱忠弼，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集”这一文献学概念的核心意旨，是将蕴涵着文采、灵感与思想的零散篇章汇聚为整体，这与“天命（类似于诸多智慧与灵感）汇聚在某人身上”这重意思，在本质上相似。就上述含义而言，象征义是“集”这一文献学概念的始源。

现存春秋时期著作中，“集”字含义稍见变化，《墨子·备穴》：“若集客穴，塞之以柴，涂，令无可烧版也。”[3]“集”可释为“物之聚积”。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集大成”，见于《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4]在五经中，“集”用来描述外在天命的降临。孟子将“集”内化为主观修养，用于描述孔子所达到的崇高道德境界，拓展了“集”的涵义。庄子对“集”字的理解，与孟子类似。《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集”字，也指心灵得以充实完善，对此晋郭象注曰：“虚其心，则至道集于怀也。”[5]孟子、庄子所谓的“集”，既非指人、事、物聚合的外在景观，也非指某人对于天命的秘密承受，而是指自我调节灵感、智慧的精神修养活动。

先秦时期，“集”字出现了一种重要含义，即个人可以通过主观修养使精神和智慧更为健全。这是“集”字义得以向文献学概念转型的关键环节，因为个人汇聚智慧和灵感以形成个性与人格，正为文学创作的肇因，是“文集”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二、两汉时期：“集”字用于描述书籍编撰过程

西汉时期，史家已用“集”描述大型书籍的编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吕不韦）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6]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7]这里的“集”是指汇编不同来源的文献材料。

至迟于西汉末年，将个人作品聚为书籍，已是国家图书事业的一部分。刘向、刘歆编订《七略》，就汇聚汉代赋家作品分别成书，立《诗赋略》予以著录。到东汉时，汇聚个人作品不再鲜见，如刘苍、班昭、冯衍的作品都曾汇聚成书[8]，但不用“集”字描述。个人作品汇聚成书，也不以“集”字命名。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文集》所言：“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集繁矣。”“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9]296详考《后汉书》《三国志》，情形确实如此。《蜀书·诸葛亮传》著录《诸葛亮集》，该集系陈寿在晋代所编，但不能证明三国时有“以集名书”的现象。章学诚又注：“《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9]296学界对此有争论[8]。《隋志》大量附录“梁若干卷”“梁有若干卷”，说明其编撰受梁代学者影响甚深，而“别集之名，盖东京所创”的说法，应该源自梁代，最有可能源自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篇》上：“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10]但萧绎所言，是两汉时期出现不少具有“文集”形态的著作，而非出现“以集命名”的著作。大概《隋志》编撰者误会了萧绎文意，而有“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的判断。

两汉时期，“集”字向文献学概念演化的大致情况为：一方面，“集”字已经用于描述大型文献载体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表达个人灵感与智慧的作品聚合为书籍，这虽无“集”之名，但已有“集”之实。

三、魏晋时期：雅集风尚促进“文集”概念形成

“集”字在汉末魏初，与文人关系密切。一方面，文人通过雅集显示风流。据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曹丕曾编有《邺中集诗》，“集”字用来描述文人聚会。另一方面，曹丕还用“集”指代文人作品的聚合与整理。《又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11]徐、陈、应、刘以诗歌文章著名，据此判断，曹丕所汇总的篇翰，以文学作品为主。上述两处“集”字，均可理解为“集合”。不过，《后汉书·孔融传》记述曹丕汇聚孔融作品，并未以“集”名之[12]。《魏书·曹植传》所载景初诏书，也不将曹植作品总称为“集”。可见，以“集”名书现象在三国时期尚未出现。

文人雅集在魏、晋时期蔚为风尚。晋代纸张广泛使用，文人集会便能很方便地将诗作聚为一书[13]，出现了《华林园集诗（程咸有序）》《金谷集诗（石崇有序）》《兰亭集诗（王羲之有序）》《三月三日兰亭诗（孙绰有序）》《七月七日玄圃园诗（潘尼有序）》《皇太子请宴集诗（陆机有序）》等，其中《金谷集诗》《兰亭集诗》风流远播，名传后世。此时，“集”字已见于书名，但都是“集会”的意思。

最早将个人著述标为“集”名的，应该是陈寿。《蜀书·诸葛亮传》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14]927《诸葛亮传》又载，陈寿曾著录《诸葛亮集目录》[14]929，“集”不仅在“编集”的意义上使用，而且还可理解作名词。检阅其二十四篇目录，该集颇类子书，所收多非文章。

晋代另一个以“集”名书的例证，是《文章流别集》，其最早将专门收录文学作品的书籍命名为“集”。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文集》云：“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9]296章学诚没有注意到陈寿所撰《诸葛亮集》可能在前，其所论似不够全面，但他认为文集之名出现于晋代，是可取的。

西晋早期以“集”名书，只是偶然现象。《魏书》卷二十一载：“（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14]599同卷又载：“玚、桢……咸著文赋数十篇。”[14]601均只言篇，而不言“集”。陈寿熟悉朝廷藏书，当时如果中书机构有《陈思王集》《王粲集》，陈寿当录入简称。可见，当时以“集”名书的现象尚不常见。

曹魏至西晋时期，“集”字向文献学概念演化的情况为：一是文人雅集成为风尚，“集”字以此多见于书名，“集”字与文人关系密切；二是个人作品聚合为书籍的行为，用“集”字进行描述；三是以“集”名书现象产生，虽不普遍，但已在“文集”意义上使用。

四、东晋至宋齐：别集编纂兴起推动“以集名书”定型

以“集”名书何时为普遍现象呢？《隋志·簿录篇》著录“《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三卷”[15]991，根据《隋志》著录凡例，结合前后条目，可以推知《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出现的时间。《隋志·簿录篇》条目排列顺序，大致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综合性目录在前，专门性目录在后；另一方面，综合性目录或专门性目录之内，按照目录编撰时间先后排列。《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之前是“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之后是“《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王俭撰”[15]991。可以判断，《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大致编撰于刘宋时期。

据《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中，从东晋末到刘宋朝，新编纂了大量文集，为此编撰目录成为必要。这说明 “以集名书”在刘宋时期成为惯例，而《隋志·总集》和沈约《宋书》①《隋志》著录的总集，有一些明确署为南朝刘宋时期所编纂，故可援据。《隋志》著录的别集，其中绝大多数标曰“梁有”，无法判断编纂于何时。沈约在齐代曾校阅旧朝四部图书，故其所撰《宋书》曰某“文集传世”云云，当视为编纂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别集。也印证了这一点。《隋志》著录的刘宋时期总集类著作有《集林》、《赋集》（3种）、《百赋音》、《秦帝刻石文》、《诗集》、《补谢灵运诗集》、《诗集》（2种）、《诗集》、《杂诗》、《诗集钞》、《杂言诗钞》、《诗英》、《妇人训诫集》、《七集》[15]1082-1086。《宋书》记载蔡兴宗[16]1585、范泰[16]1585、王韶之[16]1623、荀伯子[16]1626、王微[16]1629、郑鲜之[16]1672、袁淑[16]1698、颜竣[16]1840、沈怀远[16]1966、沈怀文[16]2105有文集行于世，并有《谢艾集》[16]2416《林子集》[16]2459。南朝刘宋历时最长，期间重视图书典藏与整理，谢灵运编纂《元嘉八年四部目录》《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可证。以“集”名书定型于刘宋时期，受到这一文化氛围影响。

萧齐历时短且内乱频繁，文集编纂不兴。从《隋志》《南齐书》著录情况看，萧齐时期编纂总集、别集的数量远不及刘宋，但别集编纂有其特点。《南齐书》编撰于梁代，所载传主文集，有些确定编于萧齐时期。《南齐书·张融传》：“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17]730张融卒于497年，可以确定，《玉海》系由张融自编于齐代。《南齐书·袁彖传》：“身自负土，怀其父集，未尝离身。”[17]833袁彖以南齐人入史，袁父之集当编行于齐代。张融斟酌集名，意味着文集已成为个性与人格的展示。袁彖珍视父集，说明文集已成为作者生命精神的表征。可见，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参见：曹丕《典论·论文》，引自：霍松林.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著述思想，在南齐时期已是“集”字的文化内涵。

《南齐书》所载之外，尚知鲍照文集系虞炎遵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命编纂。《鲍照集》主要收录文学性作品，是现存最早具有明显文学特征的别集。从文献学角度看，这表明“集”字的文学性内涵加强，其启发后人编纂文集应尽量排除掉非文学作品。

东晋至刘宋、萧齐，“集”字向文献学概念演化的情况为：以“集”名书现象定型，成为书籍编纂惯例；个人作品集被视为生命意义的载体；“集”与“文”关系更趋密切。

五、萧梁时期：文集大量编纂为集部形成奠定基础

萧梁皇朝重视编纂书籍，以太子萧统在东宫主持大型文集编纂工作最见成效。据《梁书》卷八、《隋志》，萧统编纂过《古今典誥》、《文言》、《正序》（10卷）、《古今诗苑英华》（19卷）、《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等。这些选集编纂，应以调查大量别集和总集为基础。

《〈隋志〉序》载：“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15]907萧统东宫保藏的大量别集和总集，小部分可能得自萧齐秘阁，但更多部分应是东宫学士自编、重编或整理的。《隋志》将大量别集和总集著录为“梁若干卷”“梁有若干卷”，说明其书或在梁代初编，或在梁代重编，或在梁代被整理，这标志着“集”类书籍尤其是别集编纂在萧梁时期大成。

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萧统喜欢编书，“借书治本”“一见自书”“降贵纡尊，躬刋手掇”，且编书水平很高：“高明斯辩”“巳亥无违”“长正鱼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认为梁武帝曾在东宫设府置学士[18]。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认为，梁武帝立萧统为太子后，在他身边安排了许多文人如沈约、谢览、王泰、张充、陆倕、到洽、明山宾、殷钧、陆襄、张率、刘孝绰、王筠、张缅、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到溉、许懋、到沆等，其中尤多文学之士[19]。梁朝藏书有四个地方，东宫即其一。从魏、晋到南朝，秘阁设秘书丞、秘书监、校书郎等，表明藏书之所即编书之处。曹道衡、傅刚认为，梁武帝把文学方面的任务交给萧统去做，应是让萧统带领东宫文学之士从事编集活动②参见：曹道衡.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4。傅刚. 《昭明文选》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天监十四年（515）萧统加元服，东宫成规模的文学活动自此形成，但东宫文学在创作上，并未像之前“永明诗人”或之后“宫体诗人”，形成鲜明特征。《〈昭明文选〉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对原因则语焉不详。实际上，《梁书·萧统传》明确记载：“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20]167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引述这则材料时没有注意到，商榷如何编纂文集（讨论篇籍）是萧统东宫的主要事业，而文学创作（文章著述）则属于业余活动。

萧统现存两篇集序为《〈文选〉序》《〈陶潜集〉序》。《序》明言《陶潜集》是萧统亲自编纂，但应有东宫学士协助搜集资料。据《〈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系萧统亲自操觚，但也有东宫学士参与。萧统对《文选》满意，精心为之撰序。这两篇集序，一为总集而作，一为别集而作。萧绎做湘东王时，曾向萧统求其文集及《诗苑英华》。萧绎之请，也是一为别集，一为总集。萧统东宫事业存在总集编纂与别集编纂两翼，由此可知。

据《梁书·王筠传》，萧统对王筠、刘孝绰青眼相加[20]485。萧统早年授命刘孝绰组织编纂《诗苑英华》《文章英华》，为《文选》编纂作了铺垫。在东宫总集编纂活动中，刘孝绰是萧统所倚重的领衔者。王筠及其家族重视个人文集编纂，《梁书·王筠传》记载其《与诸儿书论家世集》言“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又载“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20]486-487。这暗示王筠是东宫领导诸学士编纂别集的最佳人选。萧统将自己文集编纂任务交给刘孝绰，在史书中被刻意渲染，因为这是反常之举，按照常理，这项工作应交给擅编别集的王筠负责。

据上所述，萧统的东宫文学事业，包括总集编纂、别集编纂两种内容。在萧梁时期，大型编集活动使“集”字的文献学意义继续提升：首先，编集活动由太子亲自领导和主持，是萧梁文化事业的典型标志；其次，以《文选》《陶渊明集》为代表的大量总集和别集被编纂，更多作家、作品的价值被发掘；最后，众多文学之士聚在一起，致力于文集编纂事业，诗文创作反而退到次要地位，这是文化风气大转移。可以说，萧梁时期编纂的文集量多质高，为“集”字成为文献学四部名称之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隋代：“集”字成为意义完整的文献学概念

“集”在《隋志》中成为“四部”正式名称之一。“四部”确立的过程，如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等已作介绍，在此不赘，但以下问题仍需辨析。

目录学史上的四部格局，是晋代李充奠基的。若据《文选》卷四十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所谓“五经”“史记”“诸子”等名目①《校雠广义：目录编》之第四章《目录学的分类沿革》引此则材料，认为此说可从。参见：程千帆，徐有富. 校雠广义：目录编[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将《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的甲部名为经部、乙部名为史部、丙部名为子部，与李充本意出入不大，但若将丁部名为“集部”，则与李充本意不合。

“集”成为四部名称的必要条件，是总集与别集大量编纂，需要概括为单独类目。据上文，第一次大量编纂总集与别集的现象，出现在东晋义熙以后，主要在刘宋时期。《元帝四部书目》撰于东晋之初，李充对“集部”概念不可能有需求。不过，刘宋时期目录的编撰者，对总集与别集类书籍没有简明地把握，如王俭《七志》“三曰《文翰志》：纪诗赋”[15]906，就没有用“集”总结诗赋类书籍。在刘宋时期，总集、别集编纂的数量质量有待提高，目录学家对“集”类书籍特点的认识有待深化，这使得“集”字成为文献学概念的时间，仍需往后推延。

“集”成为目录学专有名词，应归功于梁代阮孝绪。刘宋王俭《七志》立《文翰志》，阮孝绪《七录》优化为《文集录》，并作解释：“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21]阮孝绪居住在京城建康，《七录》撰于梁普通年间。据《〈昭明文选〉研究》，《文选》大致编纂于普通三年到六年。阮孝绪《七录》成书时间，与《文选》基本一致。萧统东宫编纂总集与别集，对于阮孝绪别出心裁设立《文集录》，以及在《文集录》内设立“总集”“别集”“杂文”，无疑有重要影响。至此，“集”的文献学内涵变为丰满，一则梁代收藏、编纂大量文人别集和质量上乘的总集，再则“集”作为类目通过阮孝绪《七录》确定下来。“集”字正式进入目录学的时间，可以确定是在梁代。阮孝绪死后由门徒私谥为“文贞处士”[20]742，《七录》属私撰性质。私撰性质以及梁朝偏居江南的地域局限，决定了《七录》无法使“集”成为定于一尊的目录学专有名词。

《隋志》将文集区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种类型，“集”的文献学地位得以确立。按照传统说法，《隋志》在文献学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基础上设立集部：“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申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15]1091“集”在初唐成为四部目名之一，为后世因循，“集”字的文献学意义至此大成。

实际上，“集”部的设置并非承袭《汉书·艺文志》，而是对《七录·文集录》的升华。《隋书》是魏征、令狐德棻奉朝廷之命官修，其时皇朝处于南北一统状态，《隋志》将丁部名“集”，意味着皇朝确立了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即文章与经、史、子等类典籍著述一样，可以成为“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文化事业。“集”字是通过官方修史方式，被正式确认为目录学重要概念的，在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这种晋升方式才可谓名正言顺。

《隋志》丁部名集，“集”字成为意义完整的文献学概念。所谓意义完整，包括如下含义：一、“集”指编纂书籍的活动；二、“集”指文集，包括楚辞、别集与总集；三、“集”成为皇朝藏书目录中一大类目的总称。至此，文学类作品成为皇朝的重要典籍，这对进士考试科目设置、对于唐代文学活动的昌盛，必然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