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朦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学者已经较有意识地从女性的苦难叙事日常社会生活中去探询女性生存的空间及种种女性权益被直接或隐性挤压的情状。书写女性苦难也是目前学界对张翎研究达成的一种共识。张翎确实擅写女性与苦难，且在她的小说中还明显有叙写历史元素的痕迹。历史元素和张翎苦难叙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历史、苦难、女性形象这个稳固的三角关系中，女性受难者形象是否一成不变？如果发生变化，那么其是怎样变化的，变化的动因又是什么？《劳燕》①参见：张翎. 劳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下引该书原文不再一一注出。是张翎写的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于2017年度被入选新浪网“年度好书榜”，且颇获赞誉②参见：新浪读书编辑部. 2017年度新浪好书榜十大好书揭晓[EB/OL]. [2019-11-05]. 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8-01-05/doc-ifyqkarr7390652.shtml。，但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是一个转折性的作品，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能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

一、家国历史：苦难资源和言说背景

在张翎的小说中，家国历史几乎是块永恒的幕布。《劳燕》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原型是存在于浙江的一个真实村落。在创作访谈中，张翎曾说到：“我偶然看到了几本……退役人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个地名，叫玉壶，是我的家乡温州乡下的一个村镇，先归属瑞安，后归属文成。这个地方十分闭塞，连我这样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之所以被记录在书里，是因为它是当年……训练营的所在地。当我看到这个地名时，内心的确很震惊——我从没想到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七十多年前竟然有过……踪迹。当年那里宁静的乡村生活，……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震撼和改变？我的心里因此充满了好奇。”[1]此句话透射出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张翎对历史题材的倚赖，二是她对温州有意识的关注和书写。之后，张翎便在实地调研和采访的基础上，以浙江玉壶的第八训练营为原型，著写了《劳燕》的故事。

从《劳燕》的创作缘起便可以预想其是一个与历史紧密联系的小说，它讲述得是在惊骇的历史波涛之下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史。听到“劳燕”，让人不禁想到“劳燕分飞”。从词面意思来看，“‘劳’是伯劳鸟，‘燕’是燕子，其取自古乐府《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后世用‘劳燕分飞’比喻人别离（多用于夫妻）”[2]。《劳燕》的英文名为“A Single Swallow（一只孤独的燕子）”，从书名上就可判断出这仍不是一个爱情团圆的故事。《劳燕》通过三个男人死后的魂灵在浙江一个叫月湖的小村子重聚后，其共同追忆、叙述、勾勒出一个普通的江南女子姚归燕的苦难一生。姚归燕的人生以带着孩子阿美回四十一步村这个事件为中间线，分成前半生和后半生两个部分。虽然姚归燕出生在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但是她生活的四十一步村仍是一个三面环山、只有一条水路与外界相通的闭塞小村。也正因为相对闭塞，村子里的人们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姚归燕是家中独女，其家有茶园、家道殷实。姚归燕家里还住着多年前逃难过来的刘家三口，在一起种茶卖茶，生意做得火红，在远近有些名气。在这样的环境下，姚归燕本该无忧无虑的慢慢长大，但是一场空袭却改变了这一切。茶忙时节，家里横遭祸事，姚归燕家和刘家的爸爸都被炸死了，可日子却总还是要往前过，于是，十四岁的姚归燕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于一夜之间成为家里的主心骨。刚捱过了农忙，勉强撑过经济的难关，可一波刚平，一波又另起。在祭拜亡父的山坡上，姚归燕母女俩遭到侵害，只剩一口活气儿的姚归燕被路过的比利捡回、带到了月湖村疗伤，等到肉身恢复的姚归燕再被送回四十一步村时，而她的悲惨遭遇已经成为乡间餐桌上流传的公开秘密。已是孤儿的姚归燕不仅没有得到村里人的同情，反而遭到了村里人的侵犯。在村里人的教唆下，姚归燕甚至受到全村人的唾弃和打骂。这时，没有人支持、保护姚归燕，雪上加霜的是，她的青梅竹马且与她有婚约的刘兆虎，也因她的贞操问题而躲避她，逃离了四十一步村。失去一切精神支柱后、如同形同走肉般的姚归燕，再一次被比利带回到了月湖村重新生活，但流言还是传到了月湖村。受到驻地士兵欺负的姚归燕终于决定勇敢面对令自己耻辱的过去，她找到士兵的领导，在众人面前坦述了自己的遭遇，即她并没有犯错，只是个受害者，最后以士兵受到惩罚为终结。总体来说，姚归燕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公平的结果。后来士兵在战斗中战死，故姚归燕可以温柔的抱着他的头颅，将他的身体和砍下来的头缝在一起，为此，姚归燕对士兵这种圣洁的原谅才显得顺理成章。

以此事件为分水岭，迈过悲惨过去的姚归燕开始跟着比利学简单的医术，用于将来谋生。于是，姚归燕的生命之芽便重新焕发生机，但是生活给她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她爱上了驻地军的军官机械师伊恩，并怀了他的孩子，可此时战争已经胜利，本就对这份感情犹豫的伊恩在混乱的时局中因没有等到姚归燕的回信而独自回国生活，并且在回国筹备资金的途中死于感染，再也没有回到姚归燕身边。故事里的姚归燕历尽艰辛，生下了伊恩的孩子，在乱世中独自抚养孩子，继续生活。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历史节段调控在一个既辽阔又狭窄的阈值中。说它辽阔是因为它事关时代与家国、战争与和平，勾连着一系列的战斗大事件。说它狭窄是因为这些宏大的字眼都只是作家言说故事的一个背景、一块幕布，作者试图用个人的感知和经历来唤醒和涂刷集体固有认知经验未曾照顾到的一些重要细节。而这一切不论是残忍的、还是温情的，都服务于塑造一个饱经苦难的女孩子形象，所以历史在张翎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完成一种壮观的宏大叙事，而是为生活于其间的小儿女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和苦难的契机。

张翎说：“我愿意写有历史根基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里，没有都市白领，没有跟我同时期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太近了，没有能力去写。写当代题材，我也会追溯到历史背景中去。如果离开根却写叶子，我会心存疑虑，会有恐惧感，认为那可能根本站不住脚[3]。”更关键的是，历史才是提供丰富苦难资源的永动泵。那些光是听到名字都让人觉得天塌地陷、心惊肉跳的灾祸是要回到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去的。作者认定的安全感其实形成了一种固化趋向，需要在极致的环境下，她笔下的女性生命力才可能得以充分展现，所以这些摇天动地的历史场域并不是张翎凝聚笔力的真正目的所在，陈瑞琳曾评价张翎“最擅长在婉约的‘风月’中隐现历史的滚滚‘风云’”[4]，但实际上，张翎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只是在女性身上轧过的“车轮”。历史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从那些女性身上的车辙印记和瘢痕中来想象、描画、感受历史的另一种面貌，而在这个认回的过程中，由于承载历史车辙的主体是阴性、柔软、姿态万千的，所以在阳性、冷硬、官方的历史书写和历史事件的固化认知之外，张翎的小说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下里却波涛汹涌的女性声音。她小说中书写的历史不是在提供一种统摄性的真相，而是在提供一种打着鲜明私人印记的软性感受。随着张翎笔下历史书写的拓宽和成熟，其笔下的女性活动范围和空间也进一步拓宽了，进而宏大的家国历史变迁也被打上带有强烈个人主观色彩的叙事想象烙印。

二、套嵌“凝视”：男性符号功能的转变

在张翎的小说中，与女性命运相纠葛的、也难以绕开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男性。女性的情感跌宕追随着男性，而男性的命运起伏则直接依附着历史的脉动，这也印证了历史与女性之间存在的隐性关联。在《劳燕》之前的作品中，张翎很少直接书写男性，因为男性通常是难以靠近、冷酷寡情、不能依靠的苦难制造者形象。张翎曾在《阵痛》的创作手记中自言：“书写《阵痛》时最大的难题是男人——这是一个让我忐忑不安缺乏自信的领域。他们给我的最初灵感是模糊而缺乏形状的，我想把他们写成一团团颜色不清边缘模糊的浮云，环绕着女人的身体穿行，却极少能穿入女人的灵魂。”[5]433作者的性别身份影响到她对男性心理的判断和把握，所以张翎笔下的主人公一直是女性视角，而男人只是被观察的对象。张翎小说文本多从女性的心理出发，透过女性的眼睛去观察揣摩男性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和动机，所以张翎塑造的男性形象同质化较为严重。不管男性的外在条件设定如何，而内质里因为作者书写时就充满怀疑，所以男性对象给人的阅读感受也都是不可捉摸的，是仿若游魂般不真实、也不踏实的形象。而在《劳燕》中，张翎通过三位男性的视角来连缀故事，而女性主人公的形象却没有真正以第一人称发声过，这种尝试对张翎而言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突破。对此，可以引入“凝视”的理论来分析。“凝视”是什么？这里说的“凝视”不再是日常生活中单纯的凝神观看，而是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认为，“凝视”理论继承了西方流传已久的“视觉中心主义”观念，主要以萨特、拉康、福柯及与与视觉相关的学说为理论一句。萨特是较早研究“视觉”的学者，他的研究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紧密相关。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被视觉实践所确认的存在才被赋予了意义，萨特揭示了注视在建构人主体性方面具有的重要性。于此，长久以来女性主义反抗的是男性的“凝视”，而本质上来说，“凝视”是无法被消除的，“凝视”辅助完成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即可能被“凝视”。从理论上讲，女性主义的反抗和反抗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凝视”的主体从男性那里转移到了女性这里而已。拉康的“凝视”理论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看”的过程中，“凝视”无处不在，既来自主体、也来自客体，并最终指向欲望。主体“凝视”的过程也是主体向欲望沦陷的过程。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张翎巧妙的叙事策略而出现的嵌套“凝视”结构。

从叙事策略上来说，《劳燕》是由三位男性的亡魂聚集在月湖，用他们的经历和记忆片段共同钩织起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来的。在文本之内，姚归燕必然处在男性话语的建构之中，是男性视角的“凝视”对象，但在文本之外，三位男性使用第一人称的自白和回忆，又将这三位男性置于读者的“凝视”范围之内，成为读者使用全知视角去代替姚归燕“凝视”的对象，这样一个套嵌的“凝视”结构就巧妙的完成了。张翎的这次尝试是全新的，虽然还是一贯的以一位女性主角与两至三位男性的感情纠葛构建故事关系，但真正的姚归燕视角这次却没有出现，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张翎惯常善用的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这种新鲜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造成了核心人物塑造的陌生化，即便从艺术层面上来说这未必是坏事，即神秘成就一个女人，但姚归燕的形象在生动度、丰富度和可信度上都被打了折扣。虽然多方叙述似乎让姚归燕的秘密无处遁形，她的面孔也抽丝剥茧、渐渐完整的显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叙述视角的选择必然导致读者和姚归燕的真相之间永远蒙着一层薄纱，读者可以揣测，但也只能是揣测，因为读者只能通过男性或物的视角去观察姚归燕的语言和行动，没有一刻曾直面姚归燕的心理活动。而男性们对姚归燕的真正心理本就是一种猜测，到了读者这里，要再猜测男性对姚归燕的主观判断程度，这种隔着两层的观察为姚归燕背后的一些不合逻辑的行为留下了解释的弹性空间。总的来说，二十七万字的篇幅容载四个主要人物形象，加上多方叙述的叙事策略，让张翎善于描刻女性形象的长处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劳燕》中男性角色承担的除了叙事功能外，还一如既往地作为一种苦难制造者和救赎女性的符号出现，而唯独发生变化和转变地是，因为男性的自白而暴露出男性生命的软弱。在为女性制造苦难或救助过女性之后，他们的生命伤痕需要倚仗女性的生命包容力来抚平，他们的生命归宿和灵魂的救赎需要女性的慈悲去成就。如此，张翎小说中惯用的男性符号功能也就完成了转变。

为了辅助这种脆弱本质的男性话语言说，在《劳燕》中，有多处渗入并强调不可捉摸的“命运”的作用。这让故事的讲述增添了更多的个人感情和执念，同时也间接向读者暗示了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用以渲染和辅助“命运说”的这种叙事方式大量使用倒叙和预叙，从而使故事叙述沾上了诸多有神秘色彩的预言粉末。如：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明智，或者说，这个决定的残忍。[6]4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就是这张纸，给你后来的一生带来如此深重的灾祸。[6]15

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一生的灾难即将开始，它不仅会毁了我的脚，也会毁了我的路。[6]45

书中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书写，虽然有提醒并引起读者注意的功用，但是此类倒叙和预叙体量之大，已经使得文本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宿命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强行阻隔读者阅读小说时的流畅感受。这种情况并非只在《劳燕》中出现，张翎的很多小说中都较高频率地出现这种预言式的写法，如《阵痛》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预叙：“当然，刚刚揭开了新娘盖头的吟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声放心竟然如此沉重，它不仅要压弯她的腰脊，还会险些压碎她的小性命。”[5]10只不过《劳燕》是在故事的开头就设置了一个大的倒叙环境，即三个死魂灵聚首来回顾他们一生中关于姚归燕这个中国女人的故事，所以这种回望过去时展现出的全知视角才稍微显得合情合理。这当然会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7]。不可否认，这种双层嵌套的倒叙的确包含了极大的信息量，但是过犹不及，笔力的节制也是张翎需要考虑的问题。男性的自白让人爱恨交集，面对这种情状，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日光流转，遭受过的苦难无法准确言说是原谅或是解脱，等能平平淡淡再说出过去的事时，一辈子则已流淌而过。在这种表面流年平淡、暗底却骇浪凶波的遭逢中，女性的道德也因而进行了衍变。

三、道德衍变：女性书写的悖逆逻辑

张翎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可以说是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当张翎把她们置于极端的生存环境之下，她们所表现和爆发出的不仅是女性的力量和可能，更是人性的力量和可能，张翎小说中通常展示的是人性的道德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真实对撞，而这一切又是从她们“不完整”的道德开始的，因为人物真实，所以她们不够完美，但这种惯性没有一直持续，在《劳燕》中，张翎苦难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出现了一种道德上的转变，我们去追溯这种变化的时候，可以拣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节点，如2010年的《余震》、2014年的《阵痛》和2017年的《劳燕》，借此来分析女性道德的衍变以及塑造女性形象背后的逻辑变化。

《余震》①参见：张翎. 余震[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讲得是在一场大地震中被抛弃、从而留下心理创伤的残缺者王小灯的故事。七岁的女主人公王小灯在唐山大地震中与弟弟被同一块石板压住，当她的母亲被告知只能救活一个孩子时，她成了被抛弃的那一个。在废墟中活下来的王小灯，带着这个无法愈合的童年创伤，开始了她漫长的离开母亲的流浪。直到她成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她都没有摆脱这种被母亲抛弃的精神创伤，即便在知道母亲和弟弟下落的前提下，她都没有去相认。小说的最后仍是开放性的结局，她是否最终原谅了母亲的选择，这是不可知的。王小灯的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成年后、且已为人母的王小灯早就应该明白，当时母亲面对这种“苏菲的选择”是怎样的痛苦和绝望，可她迟迟不能原谅母亲的选择，难道她是希望当时母亲选择她而不救弟弟么？否则她为何迟迟不能释怀，在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还保留住了生命不是最可贵的事么？但是王小灯心里的想法和呼声恐怕是不能言说的，它太不合伦理，但是合乎幽暗的人性，她就是这样一个自私却真实的女儿形象，所以王小灯虽然一直痛苦、一直选择不原谅母亲、没有完美的道德，但从总体来说，这个人物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

在《阵痛》②参见：张翎. 阵痛[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中，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加复杂，但是同样真实的令人信服。上官吟春被侵犯之后怀孕，她想过用各种办法杀死腹中的孩子，她也想到过要刚烈的死去，可最终还是瞒住了丈夫，若无其事的继续过日子。后来在孩子出生、家世变化，化名为勤奋嫂的上官吟春离乡背井去了温州。她和二姨娘一起，靠卖开水的薄利养活女儿。虽然她心里喜欢得是有学问的谷医生，而不是一直倾心照顾她们娘俩的仇阿宝，但是当二姨娘和勤奋嫂说让她和谷医生结婚、别耽误仇阿宝的时候，她的打算却是因为谷医生犯过错，怕会影响到女儿小桃的前途而不敢与之结婚。同时，勤奋嫂自己也的确无力挑起生活的重担，若没有人帮衬，她是养不大女儿的。为此，她自己要受仇阿宝的恩惠、无法和仇阿宝断绝往来。勤奋嫂这些行为的动机是直接而冰冷的，没有女性要做“道德楷模”，面对“生”和“活”，她不得不如此。人性的真实让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丰满而可信。

在《劳燕》中塑造的姚归燕形象这里，女性的道德则发生了变化。当已经在报纸上登了休书、要和她断绝关系的“前夫”刘兆虎，从大船上逃回来时，姚归燕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窝藏了他，并在风头过后收留了他，还给他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后来刘兆虎因参加过秘密特训、被抓走后，姚归燕谋划了五年，最终让刘兆虎无罪释放。在饥饿的年代，当刘兆虎得了癌症，姚归燕为了给他补充营养，不惜委身当时已经得势的村里人来换取牛奶，并喂养刘兆虎，直到他病逝。这不禁让人怀疑姚归燕对刘兆虎的情感来源和行为动机，尤其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姚归燕凭借医术已经能养活自己和女儿，并不需要依靠一个男性，且刘兆虎这个人物一直也未曾显示出对她们的生活有多大的价值，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挽救一个屡屡伤害自己的男人呢？从文本来看，基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姚归燕这个人物形象已经有了圣母化的倾向，并且已开始承担起救赎者的身份了。张翎认为：“女人的痛不见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里的线。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却掌控得了女人。”[5]433但是时代的苦难不止是女人的苦难，也是男人的苦难。面对共同的苦难、面对共同的乱世时，“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5]433。这是一种片面还是一种深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家这种书写背后是否有对女性生命力过分拔高的嫌疑。张翎笔下的女性成长永远伴随着数不尽的苦难。她们如此惨烈，所以才显现出她们身上所具有一种惊人心魄的生命力，即人总归是要活着。张翎在《劳燕》中仍把女性苦难命运放置在她书写中惯用的极端环境中，在战争与乱世中试探女性生命力的极限所在。在《劳燕》的故事里，对女性命运发生作用的核心元素是家国、是时代、是男性，外部世界带来的苦难、女性对苦难的应对及化解、在化解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则是故事的创作主题。较之张翎之前的创作，《劳燕》在创作主题上虽然承继了她惯用的苦难叙事，完成了她对女性苦难命运及成长主题书写的又一次飞跃，但是这种完善和丰富同时也恰好证明张翎对这样的创作主题已经驾轻就熟，这隐现出其创作的惯性与模式化。在《劳燕》全新的写作形式、艺术探索和语言文字精打细磨的背后，可以发现在极致的苦难叙事之下，其笔下的姚归燕已经渐失人的真实，而走向圣母的神坛，但行路至此，姚归燕已经是一个拥有完美道德的女性形象了，下一步张翎还会在此基础上再做探讨，塑造更新更有意味的女性形象么？如果脱离了残酷时代给予的苦难，女性自我成长的别种样貌和可能又是什么？从对《劳燕》的观察中，我们可想见张翎的创作需要去面对一种转型，即在历史、苦难、女性成长之外去寻找书写的新空间。

诚如张翎所言“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得几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许另有目的，他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我的世界因此而丰富”[8]。张翎的作品中经常写到女性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海外女作家的身份带来的独特感受、加之她本人细腻感性的性格的确让她的笔下诞生了很多有标志性的女性形象。挖掘真实的人性，挖掘典型环境中“人”的极限和可能是作家们共同的追求。当张翎再一次把女性放置在如战争这样的极致背景中，让女性去经历苦难，女性最终会长成为一个拥有完美道德的人么？我们应该怀揣浪漫的希冀还是应该直面冷冰的丑陋和现实？于此，《劳燕》给出的答案确实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