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宜靖

(福建师范大学 中文系，福州 350007)

鲁迅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1]词选作为一种传播与接受方式，能够直观地反映选词者对作品的不同解读与看法，也代表着当时的审美风尚，并且词选的产生也是选词者接受——批评——传播的活动。对于东坡词而言，词选在其传播与接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坡词的部分篇目从全集、别集中抽离，融入当时新的传播环境中，转身一变获得更大的生命力。由于民国文献保存得较为充分，可统计的选本数量较历代更多，据曹辛华先生访查搜集，民国时期宋词选本已达160余种[2]，在检阅民国时期收录东坡词的词选中，可以发现这些词选大致分为传统型、现代型、新变型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类型词选及其代表词选对东坡词收录的具体情况，考察东坡词在民国时期的接受和传播以及地位。

一、传统型：朱祖谋《宋词三百首》

传统型词选在民国初期传播范围较广，因其集前代词选之大成，开后世词选之楷模，所以在初期占领高地，这类型词选常常没有点校、注释、汇评，只是在选词上传达选词者的作词倾向和词学理念，其中最能代表这类词选是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

据况周颐《<宋词三百首>序》，《宋词三百首》最早刊刻于1924年，成书于彊村晚年时期，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彊村才逐渐从诗学研究转向词学研究，可见他在编选《宋词三百首》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词学创作及研究，因此《宋词三百首》是一部汇聚其词学思想的结晶；同时彊村作为当时的词坛大家，在编选过程中，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反复增删三次，并且广泛听取况周颐、郑文焯等词学名家的意见，吸纳词学新秀的思想，可谓集晚清民国词学之大成，这对于考察民国初期东坡词接受与传播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宋词三百首》共收录东坡词10首（具体篇目见下文表1），入选篇目不算很多，排名第8位，远不及梦窗词和清真词的数量（前者25首，后者22首），这都是来源于彊村一生对梦窗词与清真词的喜爱，他与严复的往来的书信中曾提到“浣花、玉谿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3]说明他十分欣赏清真和梦窗，认为此二人在词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可以比拟杜甫与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的地位的。但彊村也丝毫没有忽视东坡词的重要性，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他还曾编校过《东坡乐府》，张尔田云：“其晚年感于秦晦明师词贵清雄之言，间效东坡。”[4]龙榆生亦评论其师：“彊村先生虽笃好梦窗，而对东坡则尤倾服。深以周选退苏而进辛，又取碧山侪于领袖之列为不当。以是晚岁乃兼学苏，门庭遂益广大。”[5]535从中可以发现彊村晚年颇好东坡词，关注东坡词的种种表现正源于他晚年词学思想的变化。彊村云：“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清真介在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6]“疏”与“密”是词作的两种不同风格，“密”指的是词作修辞多样，用典繁多，注重雕琢布局，如梦窗词秾挚密丽，而“疏”指的是词作语意疏宕流畅，意境深远，淡而有味，如东坡词清雄疏旷，彊村在后期关注东坡词正是因为发现了当时词坛不善学梦窗词造成的晦涩难懂之弊，以期用东坡词的疏旷来进行补救，做到“疏密兼收，情辞并重。”[5]92入选的10首东坡词皆是逸怀浩气、清丽舒徐之作。但彊村的选词标准也是十分严格的，他并没有将东坡词所有豪迈疏旷之作编选入书，经王兆鹏先生计量分析的百首宋词名篇佳作中排名榜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却不为彊村所认同，或许因为此词并不协律，不免有沧海遗珠之憾。

作为民国时期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7]，是民国时期传统型词选的体现，在民国初期传播的同时，也影响了其他词选的收录，如陈曾寿《旧月簃词选》[8]，其宋词部分的选篇是在《宋词三百首》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二、现代型：胡适《词选》

现代型词选一般在新文化运动后较为广泛传播，在当时与传统型词选比较来看，可谓是旗鼓相当。该类型词选是白话文学思想观念下的产物，一般为白话词选，最早的白话词选为1923年凌善清编选的《历代白话词选》，但当时此部词选还只是顺应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而催生出来，总体上还不够成熟，而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胡适编选的《词选》才是该类型词选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词选。

《词选》一书是胡适于1923年开始编撰，历经一年完稿。胡适的编选动机十分明确，他在《词选》序言部分说：“我深信，凡是文学的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9]2胡适在序言中承认他深受朱祖谋借用词选来宣传自己词学思想的影响，由此他也想借《词选》来宣传他的白话词学观念，《词选》中反映的词学思想是从他早年编撰《国语文学史》等书中延续而来，并且发展得更为系统具体，可以说是集胡适乃至当时白话词学思想之大成。

《词选》共收录东坡词20首（具体篇目参见下文表1），胡适对东坡词的推崇程度可见一斑，词作入选的数量屈居辛弃疾（46首）、朱敦儒（30首）、陆游（21首）之下，排名第四。从上面所列的20首篇目来看，既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这样的经典名篇，也有《哨遍》（为米折腰）《无愁可解》（光景百年）这样的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基本不被传统型词选编入的非本色作品，这些非本色作品的艺术价值未必高于未入编东坡词作，但却因其具有鲜明的白话性，语言较俚俗化，符合胡适认为的白话词学的要求。具体分析一例，如胡适选苏轼的一首不是很出名的且词作者还存考证的《无愁可解》（光景百年），却没有选古今名家词选中常常入选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现将这两首词列出，试作比较：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苏轼《无愁可解》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水龙吟》

就词作的艺术价值而言，《水龙吟》远高于《无愁可解》。王国维曾对这首《水龙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11]该篇虽是次韵之作，但其艺术构思颇为巧妙，曲尽杨花妙处，神致体格兼备，远超原作，可以说是苏轼的传世名篇。但《无愁可解》运用丰富的口语化词汇，词作贵在通俗明白，更加符合胡适的选词标准。

胡适还通过序言、附录、词人小传等内容充分表现了其崭新的词史观念，也显露出大量东坡词入选的原因，他认为“词至苏轼而一大变”“他只是用一种新的诗体来作他的‘新体诗’。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9]5可以看出，胡适十分肯定了苏轼在词体解放上所作出的贡献。

除此之外，胡适的白话词学观念并不是单纯地偏向那些口语化的俚俗之作，他更深一步提出了雅俗意境之别，这也是东坡词入选数量多于那些以俗取胜的词人词作的原因，他认为“秦观的词和柳永的词很相近；柳永的词能通俗，但风格不高；秦观的词的意境稍胜于柳词，但有时也还不免俗气……苏轼便没有这种俗气了。”[9]122可见，胡适对于诗词的雅俗意境有独到的见解，而不是单一地追求流于通俗的绮丽词句。

另外，《词选》作为现代型词选的代表，相比于传统型词选大多只有简单圈点等标注方式，其形式上可谓独具一格。首先，《词选》更注重基本的断句，胡适对传统长短句形式的词体进行再创造，用标点隔开声调上的停顿处，学习英美意象派诗歌形式，着重凸显意象，如苏轼《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10]108《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10]113等等，虽然突出了词中的意象，但破坏了原来词句中声调连贯，导致诗词意境被无端割裂开来。其次，胡适对于词作中的语法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注释，以便于初学者的理解，如苏轼《阳关曲》中“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注释为“‘此身此夜’是并列的。‘明月’是看字的止词。‘明年’是表示时间的副词。”[10]107《卜算子》中“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注释为“以下几个‘动词’的主词皆是上半阙说的‘孤鸿’。”[10]113等等，这些都说明胡适对于词作语法的重视。除此之外，胡适对于词作中的地名和人名进行划线注释，例如，他将“赤壁”注释为“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鱼县东北江滨，是周瑜与刘备破曹操军之处。一在黄冈县城外，苏轼游的乃是此地，他误以为是周郎赤壁。”[10]116可见《词选》已有现代教科书的雏形。

胡适《词选》作为民国时期传播普及面最广的现代型词选，是考察东坡词在这一时期接受与传播情况时不容忽视的选本之一，对于其他同类型词选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叶圣陶选注的《苏辛词》[12]、胡云翼《故事词选》[13]等，都是站在胡适革新旧词学的立场上编选而成的，选词上也同样注重语言浅近通俗，并在胡适《词选》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编选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词作。

三、新变型：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新变型词选是继传统型词选和现代型词选之后的一种融合两家之长的词选，它在继承传统型词选优点的同时，采用了现代型词选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其中首推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

《唐宋名家词选》是龙榆生于1931年编选的一部词选，最初是其在暨南大学国文系的讲稿，后于1934年底由开明书店出版，此版在建国前多次再版，到1948年已经是第7版，可见该词选在当时的盛行程度。

《唐宋名家词选》在选录这28首东坡词时无不处处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从具体篇目对比直观来看，如下表1：

表1《宋词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词选》收录东坡词的篇目

《鹧鸪天》《定风波》《浣溪沙》《水调歌头》《贺新郎》《水龙吟》《行香子》《八声甘州》《青玉案》《江城子》《南乡子》《醉落魄》《采桑子》《南歌子》《西江月》《定风波》《西江月》《减字木兰花》《好事近》《哨遍》《无愁可解》林断山明竹隐墙常羡人间啄玉郎细雨斜风作晓寒昵昵儿女语乳燕飞华屋似花还似非花昨夜霜风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三年枕上吴中路凤凰山下雨初晴寒雀满疏篱苍颜华发多情多感仍多病山雨潇潇过世事一场大梦莫听穿林打叶声照野弥弥浅浪双龙对起湖上雨晴时为米折腰光景百年√ √ √√√√√√√√√√√√√√√√√√√√√√√词牌名 首句 《宋词三百首》 《唐宋名家词选》 《词选》

由上表可知，《唐宋名家词选》与《宋词三百首》以及《词选》各重合了8首词作。首先从《唐宋名家词选》与《宋词三百首》重合的8首篇目来看，龙榆生多是选取如《洞仙歌》（冰肌玉骨）《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永遇乐》（明月如霜）这类婉约之作，又兼取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这类疏旷超逸之作，大有延续其师朱祖谋晚年“以疏济密”“以苏济吴”的词学观念。从整部词选观之，会发现东坡词的入选数量虽较《宋词三百首》中10首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梦窗词依旧以38首的数量高居榜首，俨然有延续其师朱祖谋“独尊梦窗”词学倾向，并且在征引文献中有引用到传统词派如临桂词派王鹏运、常州词派谭献的评语，这些都可以看出《唐宋名家词选》是根植于传统词派的词学观念的。总体而观，《唐宋名家词选》对《宋词三百首》是批判性地继承，将词选中东坡词与苏辛词的数量进行合并，会发现其远超过梦窗词的数量，说明龙榆生并不囿于师说，并且对当时词人盲目跟风学习梦窗词的行径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填词必拈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必惟梦窗是拟。其流弊所及，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己漓。”[5]420于是，为了补救时弊，他将目光投向了苏、辛，在大量入选苏辛词的同时，他还于《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中提出“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别建一宗”[5]117的主张，与彊村取东坡之豪而去其放以济梦窗词密丽不同，龙榆生主要是出于提振民族士气的目的来倡导苏辛豪放词的，他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中说道：“居今日而谈词，乐谱散亡，坠绪不可复振，则吾人之所研索探讨，亦惟有从文艺立场，以求其所表现之热情与作者之真生命，且吾民族性，多偏于柔婉，缺乏沉雄刚毅、发扬蹈厉之精神；且言儿女柔情，亦足以销磨英气。所谓‘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风度，正今日谈词者所亟应提倡也。”[5]290基于此，他收录了大量东坡豪放之作，甚至将《宋词三百首》未收录的、不拘守声律的佳作诸如《念奴娇》（大江东去）等词作一并编选进来。

同样，《唐宋名家词选》对《词选》的选篇也是进行批判性的继承。首先，龙榆生十分肯定胡适能以崭新的现代化观念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编选《词选》，他曾说：“吾对于近世治文学史者，惟胡氏为素所服膺，而兹选关系于词学者尤大。”[5]334其次，虽未明确在论文中表现出对胡适“意境”论的推崇，但可以从选目中看出，与《词选》重合的篇目多是东坡词中以独特意境、丰富情感取胜的篇目，如《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该词记述的是苏轼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一事，但却抒发出绵绵不尽的哀伤情韵，其中描写月色如水的意境更是颇为高致。龙榆生曾对《词选》中专取鄙俗浅近之作表达过不满：“专取其浅鄙不经意之作，贻害词林，实非浅显。”[14]同时，他在《唐宋名家词选》出版序言表示：“予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15]，因此他并没有将《哨遍》（为米折腰）、《无愁可解》（光景百年）等非东坡本色之作编选入词选中。

四、结语

以上三部代表类型词选产生年代可以说是囊括了整个民国时期，其选词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民国词坛对东坡词所存的态度。自民国初年始，在晚清词坛极力推崇梦窗词的风气下，传统型词选代表《宋词三百首》亦有收录苏轼清雄疏旷之词作，以调和梦窗词的秾挚密丽，因此所录词作数量也不在少数；到20年代，由于“白话文”运动带来的新气象，出现了大量现代型白话词选，不仅运用白话语体进行编写，而且采用了西方诗歌注释标点的模式，除此之外，其选录标准更加倾向于“白话”词，该类型代表词选《词选》更是选录苏轼非名篇词作，仅因词作语言通俗易懂，更能面向大众；再到30年代，继承了传统型词选的优秀成果并吸纳了现代型词选的新式词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新变型词选，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吸引了众多读者，该类型代表词选《唐宋名家词选》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型“融苏入吴”的同时，也相应在现代型词选偏安于“白话”一隅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客观公允，更具包容性，因此入选东坡词数量较前两者明显更多，选录风格多样，更具代表性。这三部代表类型词选在选词理念、审美风尚上，虽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于东坡词经典地位及其名篇的认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皆有收录。

见微知著，通过考察三部代表类型词选对东坡词收录情况，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学者的文学观念与价值取向，从中可见东坡词在民国时期受重视的程度较高，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下，东坡词的接受与传播在这一时期带有显著的“民国化”的特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其“经典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