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成

成玉宁*

刘梦兰

刘 翔

中国古代人居营建历经被动依赖、敬畏顺应与主动适应改造等阶段。实践之关键则在于基于山水秩序理解下不断的调适过程，可理解为山、水、人、居等要素生态关系的建立与表达[1]。其中，水作为重要的人居要素参与各层面的人居营建之中，涉水实践的内容包括定域统域、凿水通航、择址营城等诸多方面，相关实践因应了山水规律，谨慎做功，反映出先民卓越的人居智慧。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先秦时期定义为“中国之中国”时代，指出其历经夏禹涂山万国、周初八百诸侯、春秋初五十余国、战国七雄，最后走向一统。此“次第兼并”阶段是华夏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2]。可以说，先秦时期的文化乃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所蕴含的各类思想框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方向。黄摩崖认为迷醉于西方范式的今日去溯源先秦历史，据此去理解具有“中国价值”的“理路”“精气”具有重要意义[3]。从人居史角度，吴良镛指出先秦时期是“中国式”人居智慧的发端，此阶段已经形成了整体经营的人居思维方式[4]。王其亨、张慧揭示《尚书》《周礼》等先秦坟典中的人居智慧，指出早期人居实践各层面均重视对于自然环境考察评价，形成因应自然环境的系统化规划理论[5]；苏畅、周玄星考察《管子》中所见营国理论与实践，并与齐国都城临淄进行比较印证[6]；杜爽、韩锋从疆域尺度动态考察了先秦至西汉山岳宗教序列化的过程，揭示了物质空间网络关联下的非物质文化内涵，折射出早期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空间的形塑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