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关于中国史家来源,陈梦家曾认为,上古之史官多由巫来,“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1]。李泽厚亦认为：“一方面,‘史’即‘巫’,是‘巫’的承续，……另一方面,‘史’又是‘巫’的理性化新形态与新阶段,特别是对卜筮——‘数’的掌握。”[2]169而中国古代“礼制”的大传统,包括史家传统,皆与“巫”有着密切关系。在近当代诸多学者看来,上古时代由“巫”而“史”,“史”由“巫”出,已经成为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特征(1)关于巫、史关系，有诸多学者曾加以论述。如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商代的巫与巫术》(第二集)，联经出版社1983年版；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李禹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等。童恩正亦认为，商代“有一批专职的神职人员，即史、卜和祝，甲骨文中有以‘史’为官名者 , 如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亦有卜(贞人)和祝，他们都是‘巫觋’一类的人物，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但是，这一特征对中国传统史官文化在史学的价值理念与史书的书写格式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对以五帝三王为主线的“正统”历史演进模式和中原王朝“正统”历史观念体系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论问题,目前的研究甚为薄弱。本文拟就此为对象加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