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辉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近20年来,世界文学引发的“是非”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至今它“依然是无限开放、令人反思和争论的概念”[1]viii。世界文学概念的“混乱”状态,既表明它是繁复驳杂的社会现象,又反映出它是难以言说的学术难题。戈德曼(Lucien Goldman)坦言文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身形式与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间的关系”[2]207。可以说,近20年世界文学的复兴,正是社会新变促生的文学现象,主要体现在全球化的快速蔓延而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一是受意识形态宰制的集体文化危殆,强势文化唯恐在世界文学中的话语霸权遭遇对抗而弱化消弭,劣势文化忧虑所在国族在世界文学的浪潮中备受挤压而失语丧声;二是受教育管理体系规制的学科建设隐忧,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遗传性结构”,同样内斥着岗位预算、学术权力、政经效应的褫夺。两种危机殊途同归,凸显了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所谓的“身份焦虑”,担忧自我在世界的位置,生怕被边缘化、不受关注、不被尊重[3]5-6，怀疑个人的存在价值,缺乏精神安宁。显然,作为社会表征和文学家族的一员,世界文学不仅是对时代蜕变的文学回应,而且是学术概念寻求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行为,也是展示文学风险时代危机生活的社会工程。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学术考察就变得分外必要。

本文以“近20年来”为节点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世界文学在新世纪交替前后成为中西方争鸣热点,产生大批代表人物、经典著作和标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