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中的疾病隐喻

2021-03-04刘佩瑶

电影新作 2021年1期

李淼刘佩瑶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隐喻性早已深嵌在影像文本的方方面面，成为电影表意的有效机制。”而关于“疾病隐喻”的探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社会文化语境中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桑塔格通过对结核病、艾滋病等疾病的分析，将如同“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影子进行了曝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尽管桑塔格极力地强调要回到疾病本身，而不是赋予其道德评判和政治标准，但在艺术创作领域，“疾病意象还是为表征社会文化症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修辞策略”。在电影当中，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也作为一种医学现象在影片中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疾病“在电影中是一种叙事选择与价值立场”，参与到影片的叙事与主题的建构当中；另一方面，疾病在电影中更作为一种具有隐喻意义的“符号”指涉着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症结”，超越了疾病本身的医学意义和电影中的叙事价值，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秩序焦虑的显现与对社会文化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指涉着现实存在着的社会文化之“症结”，而且也暗示着个体/群体的精神与心理层面的焦虑。

在泰国著名的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一系列影片中，“疾病”成为其电影创作中一个“迷恋”的对象，其不同的影片都对不同的疾病进行了展现。疾病不仅成为其影片重要的叙事元素与线索，更承载了深层的多重隐喻意义，指向了关于个体、泰国宗教与社会文化等问题。《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以下简称《布米》）中以布米叔叔得了急性肾衰竭为线索展开了影片关于“死亡与时间”的主题表达，并显现出对泰国宗教文化与社会体制的隐喻；《幻梦墓园》的叙事起点是以士兵得了奇怪的睡眠病而展开的，对泰国的“生命轮回”与泰国国家政治进行了暗喻；《恋爱症候群》中，人物行动的展开以及关于恋爱的群体记忆都是围绕医院/疾病建立和发展的，其间也对宗教文化进行了探讨；在《热带疾病》一片中，也有关于医院与疾病的相关表现。因此，对阿彼察邦电影中的疾病隐喻进行探讨不仅能进一步挖掘阿彼察邦的作者风格与疾病在电影中所具有的“超文本”意义，而且能进一步透视泰国的宗教与社会文化。

一、情感治疗与救赎：阿彼察邦电影中疾病的宗教文化隐喻

泰国是世界上深受南传上座部佛教影响的国家，佛教自古印度传入后，与泰国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主导思想的泰国文化，并对其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许多泰国电影都直接或间接地以泰国的佛教文化为表现主题，而许多影片也渗透着泰国佛教文化观念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阿彼察邦的电影也有对泰国佛教文化观念的展现，尤其是通过对“疾病”的设置与意义的赋予实现了对于宗教文化的隐喻与显现。一方面，阿彼察邦电影中的“疾病”承载了泰国佛教文化中的生命轮回与因果报应观念，“报应”成为电影中“疾病”产生的一个隐性因素；另一方面，“疾病”的治疗与痊愈并不完全依靠现代医学，而是一种心灵救赎式的治疗，通过心灵的互通达成精神层面的和解，从而成为治疗病人更为重要的方式。

图1.电影《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剧照

泰国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笃信佛法，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主张众生平等，唯有一心向善，修习佛法，才能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往生极乐世界。这种关于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在《布米》一片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布米》一片中布米叔叔得了急性肾衰竭，回到乡下静养，静静地等待死亡。影片可看作是对布米最后一段生命的描写，疾病作为影片的引子来展开叙事；影片以冷静克制的镜头展现了急性肾衰竭的病症和布米的疾病体验，将疾病对于个体的影响流露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当中。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展现了“洗肾”“吃药”等现代医学的治疗，而最终促使布米摆脱疾病恐惧的并不是现代医学的治疗，而是妻子灵魂的再现与布米跨越时空的相拥。影片中有一段超现实的影像表达，即布米去世的妻子阿惠给布米洗肾，布米与阿惠促膝长谈，最终情绪崩塌并与阿惠相拥，这是一种“灵魂与肉体”的相拥。这种超现实的对话表达了疾病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而这种摧毁需要的是情感上的修复和弥补。因此布米在阿惠这里得到了心灵的“情感治疗”，从而平静地面对由急性肾衰竭带来的死亡。在此，阿惠灵魂的出现也是影片对佛教文化中灵魂不灭隐喻的显现，急性肾衰竭这一病症则超越了医学上的意义，而成为对于生与死、生命轮回的一种探讨与隐喻。此外，布米叔叔所患的“急性肾衰竭”还被赋予了泰国佛教中因果报应的隐喻意义。布米在与阿珍的谈话中说到他之所以患有急性肾衰竭是因为自己之前杀了太多人，因此患有急性肾衰竭是对他之前杀戮行为的一种报应。在此，急性肾衰竭这一病症成为佛教文化中关于因果报应观念显现的载体在影片当中发挥叙事作用，而布米从患病、治病到最后的死亡，其心态的变化已不再是现代医学上的生命终结，而是完成了宗教意义上的一种自我救赎。

宗教观念的隐喻在《幻梦墓园》一片同样有所显现。在《幻梦墓园》一片当中，一批士兵得了奇怪的睡眠病，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入睡，因此，被放在一个小镇医院里进行治疗。在部影片中，这一带有离奇色彩的“睡眠病”携带着一种“超越时空”、沟通世俗与神明世界的隐喻。影片在探究睡眠病的原因时，说到医院的所在地是曾经国王的墓地，而曾经的国王是一个常年征战的国王。现在时空中士兵的睡眠病实际上是进入了曾经的时空，在那个时空当中国王带领着士兵们在打仗。在这里“睡眠病”成为时空联结的一种媒介，是对生死轮回的一种暗示。除此之外，在“睡眠病”的治疗上除了现代的医疗之外，“冥想治疗”成为治疗睡眠病更为重要的一个手段。如同影片《布米》一样，该片也强调了这一情感治疗的效果强于现代医学的治疗。一方面，沉睡的士兵伊特与医护志愿者金吉拉之间的情感沟通制造了一个虚实时空切换的结构，在这种情感的“通灵”之下，表达了人物对于故乡的眷恋与深情，探讨着关于时间的遗憾等主题，也以此达到情感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影片表现“冥想治疗”的段落讲到“通过冥想，我们能够锻炼自身的精神”，以此来表达这种感性层面的练习能够更好地治疗睡眠病这一病症。在《恋爱症候群》一片中也有对“冥想治疗”的体现，而“冥想”作为印度教流传至今的一种修行手段，通过在电影中与叙事情节的契合，显现出阿彼察邦电影中透射出的宗教意念的隐喻性。除此之外，《恋爱症候群》中依然有对佛教文化的隐喻。在影片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段落是前来求医的和尚却为治病的医生开了一剂草药，而医生也欣然接受。和尚长了一些皮疹，这实际上只是表面的一种病症，而和尚为医生开的草药却是调理身体内部的。和尚与医生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在这里和尚作为佛教文化的一个“符号”，其所代表的佛教文化是作为精神内部之养分而存在的，指向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灵症结”，而医生只能治表面上的病，无法给心灵开出药方。影片通过各种细小的疾病弱化了疾病给人带来的恐惧感，而将其化为一种生活常见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些细小的病痛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最终会形成一种“症候”，这种症候意指着个体所共有的境遇——孤独。创作者通过这种隐喻性表达暗示着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无法治疗现代人精神内部的疾病，唯有宗教才可以给人的精神和心灵带来慰藉和救赎。

从医学意义上来说，疾病的出现是生物机体的一种失衡，而人类对于疾病的恐惧也正是来自疾病的神秘性和人们对它的未知感。正是基于这种神秘的特征，“电影对病痛体验的表达就是无可替代因而是至关重要的……电影以影像隐喻的方式化不可见为可见。”阿彼察邦电影通过赋予疾病某种灵性因素使得观众得以看见处于隐秘处的“不可见”的疾病。而这也如同巴拉兹所言的“电影摄影机正在努力恢复人们对视觉文化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理解的疾病在电影当中就成了“可见的”疾病，并携带着关于文化的隐喻意义，阿彼察邦电影也正是通过对相关病症的视觉化展现来实现其对于泰国宗教文化的隐喻。

二、规训与抵抗：阿彼察邦电影中疾病对泰国社会政治的隐喻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谈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并不想描述移民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那一处境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象。”这种“幻象”是附着在疾病之上的多重隐喻。电影中的“疾病”也有着多重的隐喻意义，有时指涉的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有时指涉贝克所讨论的“风险社会”，指向社会的症结。阿彼察邦电影通过疾病叙事体现了对泰国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隐喻与抵抗，并探讨了泰国社会存在的秩序焦虑以及对其的反思。

在《布米》一片当中，这种对于国家党派斗争的暗讽主要体现在布米与阿珍的一段谈话中，布米忏悔自己早年杀害了很多人，所以急性肾衰竭是对他早年行为的一个报应。这段对话隐秘地表现了泰国当代社会存在的党派斗争，并用疾病暗指了泰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即不健康的国家机器和党派斗争。在此，“急性肾衰竭”这一病症被赋予对泰国社会政治的某种批判和隐喻，它不仅是布米作为生命个体身上的一种病症，而且也是泰国作为国家机体的一种社会与政治上的病症。这种社会存在的症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勾连，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到相关的行动之中，而本身不健康的社会状态则隐秘地导致了个体状态的失衡。同时，这一隐喻还指涉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东北部所遭受的政府暴力，布米所在的村庄正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之一，电影中的布米也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幻梦墓园》一片中也有强烈的政治隐喻，无论是得了“睡眠病”而沉睡的士兵，还是曾经好战的国王等都象征着国家机器所持有的权力，携带着国家历史与斗争的政治隐喻。而最具超现实感和意义表达的则是影片的后半部分，阿肯、金吉拉以及沉睡的士兵在梦里故地重游，表达了对故土的回忆和对家园的寻找，同时也暗喻了对国家的讥讽和抵抗。但这种讥讽与抵抗的表达是建立在梦中的，因此也就可以发现，士兵的“睡眠病”有着多重的表意功能与隐喻意义。一方面，士兵们因为奇怪的“睡眠病”而不断地在睡眠中做梦，将他们带回到过去的时空之中，其作为权力的附属加入过去时空的国王征战的途中，是对国家机器与权力的一种隐喻；另一方面，作为伊特士兵个体来说，他在话语间也对国家的斗争和政治进行了暗讽，表现出的依然是一种抵抗态度。“睡眠病”不仅承载了对于国家与权力的隐喻，而且也成为国家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互通的一个媒介，具有一种对机器时代秩序失衡的隐喻。在过去时空中，士兵们能够追随国王进行战斗，无论是为了权力还是其他，在过去的时空中似乎是一个有序的世界；而回到被机器征服的当代社会，士兵们所患的不可控的“睡眠病”成为一种无序的显现，体现出对于秩序的一种焦虑，即工业时代无处不在的机器打破了自然的秩序，在这种混乱和失序的时空中人们的行为也呈现出一种失序与焦虑。影片通过“睡眠梦”这一病症作为媒介，在三重时空的交错和故地重游中展现了对于机器时代焦虑的一种抵抗，饱含了对于故土和曾经岁月的眷恋。

如同文学作品中疾病所显现的修辞作用一样，尽管电影中的“疾病”是发生在生命个体身上，是健康生命的失衡表现，但它隐喻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失衡与非健康状态。影片通过疾病的设置探讨了泰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其对于社会症候和政治的隐喻也使得阿彼察邦的影片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阿彼察邦电影的作者化风格，也得以了解泰国社会政治文化中存在的症结，从而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泰国社会。

三、权力与焦虑：医院作为空间的隐喻

在现代医学和“实证”医疗的理念中，医院是治疗疾病的主要场所和空间。电影中的“医院”不仅作为一个重要叙事空间为人物活动的展开提供背景，而且也成为疾病隐喻的一个空间符号滑向了更为广延的意指内涵之中。无论是《幻梦墓园》具有神秘色彩的“乡村医院”，还是《恋爱症候群》伫立于自然丛林与现代工业之间的“医院”，抑或是《热带疾病》中出现多次的宠物医院，医院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不仅是电影中人物之间和群体记忆联结的主要场所，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产物与权力机构，而且其所隐秘勾连的群体与时代景观都颇具丰富的隐喻意义。

图2.电影《幻梦墓园》剧照

空间的建构是阿彼察邦电影创作中最能体现其作者特征的叙事元素之一，森林、城市、洞穴、医院等空间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对空间的解读成为理解其作品的重要视角。其作品中空间的建构与呈现不仅是交代人物的活动背景，并且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能指。在《幻梦墓园》中，医院空间的建构与再造具有显著的风格化特征，该片以真实空间出现的乡村医院被赋予了多重的“虚幻空间”，即曾经的宫殿与国王的墓地，后来的学校，以及现在的医院。这些多重空间的建构是影片中不同人物的记忆载体，承载了不同的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隐喻内涵。第一重空间，即乡村医院。这一空间是以真实存在的物质形式出现在影片中，医院中正在治疗一批患有“睡眠病”的士兵，这成为影片故事的开始。正是医院这一空间联结了士兵、灵媒师和志愿者金吉拉三者，并开启了影片以真实面貌展现的“虚幻空间”。医院空间成为人物之间关系勾连的场所，在此，医院不仅是治疗病人的一个权力空间，还作为人物关系的隐喻表达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正是透过士兵等人的这组关系，透过现在存在的医院空间，我们才得以穿越回到尘封的历史中，感受到曾经逝去的岁月。第二重空间，即后来的学校。在探究士兵们“睡眠病”的病因时，金吉拉曾说由于医院曾经是国王的墓地，所以她之前在这所学校上课时也昏昏沉沉。这个未以真实形态呈现的学校空间是金吉拉个体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泰国历史文化的隐喻，即时间会带来现代、科学与理性，但空间存在的迷魅状态始终萦绕不去。第三重空间，即国王的墓地。国王墓地历史性的存在成为“睡眠病”的一个重要病因。在这一空间中，现在沉睡的士兵与过去的国王在这一空间中交汇。在这一“差异地点”中，士兵们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士兵们停留在医院空间中，却以“睡眠病”作为媒介回到历史的空间中，看见缺席之处的自我并与曾经的国王进行战斗。在此，医院空间隐喻了国家历史的进程与权力的形成。同时国王墓地的设置也呼应了“墓园”这一文化空间，并与医院这一空间重合，即都携带着死亡的隐喻。我们也得以探析出由于现代化与“无神论”的影响，墓园成为“另一种城市，成为个体生命的长眠处所”，墓地空间携带的死之长“眠”与医院存在的睡“眠”病遥相呼应。第四重空间，即曾经宫殿，以及灵媒师与金吉拉看见的故乡。这几重空间以医院空间为原点延伸至整个小镇，是不同个体记忆的体现，不仅隐喻了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呈现了个体与历史的记忆，也是对国家机器与权力机构的隐喻。无论是宫殿、墓地、学校，还是医院等空间，都成为权力关系与国家历史的隐喻，在历史的宫殿和墓地里国王与士兵之间存在一种的权力关系，士兵服从于国王；在学校空间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也存在一种权力关系，被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教导；在医院空间中，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患者听从医生的治疗方案。导演透过这些虚与实交互的多重空间，试图呈现不同时代下空间与社会、政治和制度、制度与人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也成为《幻梦墓园》的点睛之笔。

如果说《幻梦墓园》中的医院空间建构是对权力关系与国家政治制度的隐喻，那么《恋爱症候群》《热带疾病》等则是在工业化与现代性层面进行了空间隐喻。《恋爱症候群》中医院空间是人物活动和故事讲述的主要空间，这所医院伫立于自然丛林和工业化建筑的二元对立之中，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社会焦虑的隐喻。在该片中，医院空间存在的疾病已经不再作为“生命杀手”和宣判死亡的宿主出现，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这样一个有些封闭的空间中唱歌、栽花、生病、治病，从而削弱了疾病的神秘性。这种对于疾病平常化的表现也极致展现了福柯所言的“疾病是生命的派生物”。尽管医院的神圣性被削弱了，但医院里又始终人来人往，各种小病小痛依然存在，于此，医院空间成为个体与社会景观显现的综合体，隐喻着泰国社会现代工业转型的阵痛，暗示着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个体、社会等对于身体、社会秩序的焦虑，医院空间在此具有一种对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生态问题的隐喻与反思，即现代工业与原始自然之间的一种对抗与妥协。通过医院的空间建构搭载着现代与传统，自然与工业的差异景观，在这种人物之间与社会的差异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泰国社会文化。“医院”不再停留在“医事驯训的建筑相对体”的权力意义层面，而是指涉更深层的泰国社会、宗教与文化意义。

“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阿彼察邦电影中医院空间的建构则呈现了关于不同时代与历史的社会焦虑与个体焦虑。一方面，医院本身作为一种规训的权力机构，是与疾病对抗，治愈和挽救生命的空间场所，是对个体生命与社会景观的隐喻。同时，医院中规整的病房、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等是对现代与理性的构建，也成为其权力产生的基础，在这种现代性呈现中进一步表现了工业与原始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医院作为一个综合空间隐喻着现代社会呈现出的综合焦虑，指涉社会存在的综合症结，并在对社会文化的隐喻中实现了关于不同时代、历史文化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深描。

综上所述，阿彼察邦电影通过作者式的镜语体系，在其一系列影片中营造了独特的泰国文化气息，并打上了强烈的民族风格烙印。在他的电影叙事中，疾病的隐喻成为其作者风格建立的重要修辞策略，通过对“疾病”的多重叙事隐喻了泰国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其作品以平民化的视角勾勒出个体生命的印记同时也以缓慢的长镜头凝视着泰国的社会症结，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更加立体和全面的泰国社会，也从中延伸至关于人类生存的宏大话题之上，拓展了其电影的文化内涵。

【注释】

1李淼.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边疆想象、民族认同与文化建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44.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霍胜侠.近年香港电影中的疾病隐喻[J].电影文学，2019.

4张斌.“瘟疫”银幕抒写：后冷战的病毒政治与全球想象[J].电影评介，2020.

5[英]吉尔·内尔姆斯.电影理论导读（插图第四版）[M].北京：世界电影出版社，2012：157页。

6姜宇辉.诅咒、感染与救赎——晚近中国电影中的疾病叙事和隐喻[J].电影艺术，2020.

7[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类[A].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C].北京：世界电影出版社，2012.

8同2.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0张良.阿彼察邦.走向“有机”的电影——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J].电影文学，2019.

11[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A].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