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

摘要：本文关注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的影响出发，讨论中央对西部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信息披露程度对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影响，试图找到中央转移支付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以云南、广西为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效用显著。本文研究为分税制改革下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提供粗浅参考。

关键词：转移支付 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分税制改革下，国家财政收支逐渐演变成中央财政收大于支、地方财政支大于收的分配格局，引致财政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地方的支出责任日趋繁重、债务泛滥，地方财政日益困难。由此可见，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均衡地区间差距的必要性。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支出责任多，而地方财力却因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相对不足，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长期重点对象。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繁重，主要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多年来中央转移支付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郝凤霞和朱琪（2020）认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结构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的规划，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水平[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课题组（2019）研究发现，除了实现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根本目标还应包括增强地方的发展能力，对于提升地方发展能力，转移支付资金需要形成有效投资支出和精准投资，以促进地方发展[2]。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9）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对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数量对应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显著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支持成效显著[3]。高菠阳、王萌和任建宇（2018）基于县域尺度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总量影响和结构影响等，其中总量影响呈正向影响，结构影响中无条件转移支付主要体现为总量效应，有条件转移支付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机制，综合性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均起到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4]。

从上述学者对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获得启示，本文试图从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影响的视角，以西部地区为例，通过构建简单的回归模型，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转移支付结构和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对经济增长、GDP、经济结构的影响等;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中央对地方、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等政府间转移支付分别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等。

（一）转移支付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各地政府假设财政拨款的增长非永久性的前提下，不同转移支付类型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不同，但都表现为正向影响（Feyerer和Sacerdote，2012）[5]。对比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有学者发现综合性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高菠阳、王萌和任建宇，2018）[6];也有学者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马光荣等，2016）[7];基于中国全样本视角，一般转移支付和專项转移支付对地方GDP增长有抑制作用，税收返还对地方GDP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郝凤霞和朱琪，2020）。不区分具体形式，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多种表现：显著促进县级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王艳丽等，2018）[8];县域尺度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产生正向总量影响和复杂的结构影响（高菠阳、王萌和任建宇，2018）[9]等。

（二）转移支付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总量增加会对地方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以通辽市为例，每同时增加1 万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会使通辽市年GDP总量提升 0.42%（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9）[10]。

近年来，文献中对转移支付结构对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多，而从总体转移支付规模视角讨论对经济影响的较少，这也是符合当前分税制改革下从调整转移支付结构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主流思路。相较前人的研究，本文主要大胆尝试从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入手，探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影响，并选取合适的样本范围，以云南、广西两省代表西部地区，以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发掘转移支付的规模和信息披露程度对西部经济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选取西部地区中的云南和广西两省，对其接受中央转移支付与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将得到的结果推广适用于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选择该两省的原因：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共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按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对这12个省进行降序排列（表1和表2），并对这两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表3），发现云南、广西两省的年GDP总量均接近在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皆比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略高，且排序相邻，而两省的人均GDP位于靠后位置，显著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由此可见，GDP总量较大的省份人均GDP不一定较大，省份内部可能存在发展不均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西部地区间财力均衡的必要性。而云南、广西两省更是其中发展不均衡地区的突出代表，又考虑到两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地域差异相对较小，抽样选取这两省进行研究比较合理，得出的结果具有一定说服力。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云南、广西两省的省政府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这两省的年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央对这两省的转移支付数据主要来自省政府网站的财政预算决算栏目。数据样本选用的时间区段是从2010年至2019年共10年。

（二）变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报告在表4和表5中，表4对应的是广西样本，表5对应的是云南样本。

表4显示了在广西样本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各自变量的信息。表5显示了在云南样本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各自变量的信息。

1.因变量。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财政转移支付会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g作为因变量。GDP通常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也被作为核心指标纳入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故选取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在地区GDP总量和人均GDP 中，由于人均GDP比GDP总量更能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符合财政转移支付均衡地区间差距的政策目标。所以最终选取人均GDP——g作为因变量，代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自变量。本文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tf和转移支付信息披露程度di为自变量。本文所研究的转移支付，囊括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等主要转移支付方式。在省级政府本级财政预算的四大子预算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体现在一般公共预算内，其他子预算中的转移支付规模占比较小;对于一般公共预算账户内来自中央政府的实际转移支付数额，省级政府每年都会在本级财政决算的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中进行明确披露，而在其他子预算执行情况中则可能由于实际接收情况不同或其他原因而选择性披露，数据不完整。此外，对比财政预算和决算中的转移支付，决算数据比预算数据更能反映实际转移支付情况。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省级政府财政决算报告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中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数额，来衡量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充当第一个自变量tf的取值。第二个自变量选择的是省级政府对其接受的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政策、通知、执行情况等相关信息的披露程度di，对转移支付信息的披露是地方政府关于使用转移支付资金接受外界监督的表现，信息公开度从某一方面反映政府愿意接受监督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倒逼地方合理运用转移支付，进而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力。本文主要是以省级政府在其政府官网的政务公开栏发布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相关信息的数量作为变量取值。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文采用二元线性回归构建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g=β0+β1tf+β2di+μ

其中，g为因变量人均GDP，tf和di分别为自变量转移支付规模、信息披露程度，β0～β2为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先对云南、广西两省分别进行回归，对两省相关数据加总后再进行回归。加总后的回归模型中因变量g的取值为两省的人均GDP。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回歸结果呈现

置信度采取90%、95%、99%。表6至表8呈现的是置信度为99%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指的是广西模型，模型2指的是云南模型，模型3指的是两省加总模型。

观察上述三个模型分别在不同置信度下的回归情况，发现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本文模型是有效的;回归系数的P-value值均是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的，说明自变量转移支付规模tf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回归系数的P-value值在不同的置信度和省份模型中并不都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回归系数不显著。

（二）以上三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1.自变量转移支付规模tf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数，说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央转移支付规模越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越好，而且系数远大于1，说明促进效果明显。

2.自变量转移支付信息披露程度di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不都为正数，在广西模型和两省加总模型中为负，在云南模型中为正，与预期相反，可能是因为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选择从模型中剔除该自变量。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财政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的影响视角，聚焦西部地区，以云南、广西两省为例，选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转移支付信息的披露程度等两个变量，开展了其对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转移支付规模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为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简单建议：在对转移支付结构、项目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应对西部地区从规模上保持一定的转移支付力度，适度发挥转移支付总体规模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刺激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平稳运行，均衡地区间差距。

参考文献：

[1]郝凤霞，朱琪.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的分组回归[J].工业技术经济，2020，39（2）：101-109.

[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课题组.从转移支付透视区域分化——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J].财政科学，2019（5）：10-49.

[3]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探析——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J].北方金融，2019（8）：65-67.

[4]高菠阳，王萌，任建宇.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J].经济地理，2018，38（11）：30-38.

[5]Feyrer J，Sacerdote B.Did the Stimulus Stimulate the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R].Mimeo Dartmouth College Working Paper，2012.

[6]高菠阳，王萌，任建宇.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J].经济地理，2018，38（11）：30-38.

[7]马光荣，郭庆旺，刘畅.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16（9）：105-125，207-208.

[8]王丽艳，马光荣.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断点回归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8（2）：3-14，73.

[9]高菠阳，王萌，任建宇.财政转移支付的空间格局及其对中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J].经济地理，2018，38（11）：30-38.

[10]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探析——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J].北方金融，2019（8）：65-67.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