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筑是历史的重要呈现形式之一，所处不同时期的建筑风貌无可避免地承载着当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内涵。在世界范围内，蒙古族建筑呈现出明显特殊性。源于蒙古族特殊的生活方式，蒙古族建筑并没有古迹留存，我们仅能从历史文献和壁画中一窥早期蒙古族建筑的大致模样。且在新时代大潮中，科学技术推动下的信息全球化促使传统蒙古族建筑文化面临巨大外来文化潮流的冲击。蒙古包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符号，其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适应游牧文化应运而生的蒙古包，承载包括了草原上牧民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居住形式等丰富的文化信息。所以，对以蒙古包为首的蒙古族建筑文化的关注和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建筑；毡庐；蒙古包；游牧民族；草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7-4198（2021）01-166-03

【本文著录格式】贾慧娟.蒙古族建筑溯源及演变[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166-168.

在蒙古族文化中，毡庐式建筑最具民族特色且源远流长。“蒙古包”一词并非从一开始便被使用来指代蒙古族特色建筑，以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毡庐”更能涵盖古今。

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建筑，在迥异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催化下，通过实际功能、营造技术和造型艺术等方面的结合体现，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表征。对于民族建筑，《威尼斯宪章》提到：“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从过去年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各种价值。”[1]可见，要想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建筑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蒙古族建筑，凝结着不断演进的历史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是现如今蒙古族建筑发展和演变的摇篮，但若再往前追述，游牧文化也是由最早的渔猎文化发展演变而来，所以我们可以从渔猎文化所孕育的民族建筑中寻找到蒙古族建筑的最原始雏形。通过其中的探究和分析，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蒙古族建筑文化的演变、发展和研究意义。

在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中，以狩猎、捕鱼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渔猎民族栖身在窝棚之中，这种建筑上尖下圆，一般用树干或树枝做支架，并且在支架表层覆盖以树皮、动物皮毛，以此来抵御阳光酷晒、风雨、寒冷等恶劣天气。“窝棚”式建筑在今天依然可以从保持渔猎生活的民族中找到原始痕迹，如中国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北方狩猎或游牧民族的传统居所——形似圆锥体的建筑“斜仁柱”。“斜仁”是鄂伦春、鄂温克语中“木杆”的意思，而“柱”是“屋子”的意思。从名称上来看，已经十分明确了该建筑的主体材料和木杆是分不开的，且具备尖状外形。同样，美洲土著民族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所居住的建筑之最大特点就是“无拱顶”，这种建筑也类似于人类社会早期建筑“窝棚”。缺乏搭建“拱顶”的知识反映出了其依旧处于建筑文化早期原始形态。

考古学研究表明，生活于亚洲大陆上的中国原始祖先大约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意识建造房屋，而生活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祖先，其居住文化的形成时期大约也在此先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时代更迭中往复交替，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以及后来兴起的蒙古族都在毡庐文化发展演变中占据重要位置。

公元7世纪前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仍旧以狩猎为主，居所延续窝棚类建筑形式。早期穹庐式建筑的外观可从人类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岩画中一窥究竟，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一带的岩画中，有体现较原始的帐幕式图案。而随着中国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猎转向畜牧，他们需要更适应游牧业迁徙生活的、便于拆卸组装的、足以对抗恶劣自然环境与天气的建筑，原始“窝棚”随之逐渐演化成圆形拱顶式帐幕，也就是穹庐式建筑。在中国内蒙古阴山山脉支系狼山地区，大量留存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穹庐式建筑图案，这些图案夸张、简略，但体现出了该建筑的基本形状。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从支架式圆锥体的窝棚转变为圆形拱顶式帐幕开始于何时，已没有明确史料记载。但据推断，公元8世纪前后，北方游牧民族即已脱离皮棚，住进毡包，这是现代蒙古包的雏形。从目前所记载文献中得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已普遍使用毡帐。《史记·天官书》记载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有居住“穹闾”的习惯。

秦汉时期，雄踞一方的匈奴也有“父子同穹庐而卧”[2]的生活习惯之记载。从字面剖析，“穹”本意是指穷尽，也指中间隆起的拱形，有时也指代“天空”的意思。而“庐”字有简陋居室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官员值守搭建的简易房舍或为父母守丧而搭置的小屋都可称之为庐。从字面意思来看，也反映出汉文化视角下对北方游牧民族建筑的偏见。西汉桓宽所著《盐铁论》记载匈奴的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由此可知，在西汉时期匈奴毡帐的组成已确切有毛毡材料的参与，此时用“毡庐”来形容北方游牧民族之建筑较“穹庐”更贴切。

到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毡庐形制已相当成熟，并且出现了规模十分宏大的代表性建筑。如南朝齐武帝于公元429年出使北魏，记载当时拓跋鲜卑族所居住的毡帐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帐（音cheng，支架），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繖（即伞），一云‘百子帐也”[3]。结合2000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墓葬群中的具有天窗结构的陶制毡帐模型与《魏志.乌丸鲜卑传》中所载“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向东”，[4]可推断，自北魏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穹庐在适应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已具备克服采光和烟气排放不畅的建筑设计缺陷。目前，尚无法确定游牧民族在帐顶开设天窗的具体时间，但据文献考证和对岩画的研究，开有天窗的毡帐至少在12—13世纪已经被广泛使用。天窗的开设，被认为是毡帐文化演进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时间推展至唐朝，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进一步影响中原地区。至宋朝，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统治的威胁进一步加深民族民族文化的融合。从宋人程大昌的《百子帐》“唐人在婚礼中，多用百子帐，盖其制本出自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耳者。卷柳为圈，以相连锁，可张可阖”中可知，唐朝人的婚俗制度已受穹庐文化的影响，并且能够看到如今蒙古包基本结构组成之一的网状围壁在当时已被广泛采用。

直至元王朝的建立，伴随着建筑城市化发展，蒙古族将毡庐文化的发展水平推至最高峰。当时虽然已经建立了以元故宫为首的一大批凝聚蒙汉文化特色的固定式建筑，但帐幕依旧受到蒙古族人的青睐，特别是蒙古贵族。大型、超大型蒙古包被广泛记载于多部文献中，且建筑形制多样、工艺精湛、装饰华美。当时，蒙古贵族所居住的大型帐幕被称作“斡耳朵”“斡鲁朵”“兀鲁朵”，汉语含义为“宫帐”“行宫”。成吉思汗时期建立的、作为大汗和后妃居所的四大斡耳朵，便是史料记载中典型的大型蒙古包。

且蒙古包的形制开始呈现多样化，首先出现了与车厢结合而成的可移动、便于作战的迁移式宫帐。这种大型宫帐蒙古包，需要装在车上拉走。西方人鲁不鲁乞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了亲眼所见：13世纪时的宫帐蒙古包，“將帐幕做的如此之大，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成一横列，共两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槐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慕门口，驱赶着这些牛”[5]。被如此多头牛同时牵引一座移动式蒙古包，不难想象其规模和气势的宏大。

同时，也有建造规模宏大、装饰华美的宫殿式固定宫帐。如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即是草地中大毡帐，上下层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透明，用千余条索拽住。”可迁移式蒙古包已有巨型规模，此类蒙古包只会装饰更华美、规模更大、建造更精良、材料更考究。一般使用毛毡材料的蒙古包，在这里被更珍贵的天鹅绒或珍贵兽皮所取代。而在装饰上，织有精美图案的锦缎和雕刻精细的金、银装饰器具不胜枚举。且到后来在本无间隔的宫帐内添置隔间，增添了建筑实用性和使用的私密性，这也多少受到了汉族传统文化建筑的影响。

元朝之后，随着蒙古族权利中心退居漠北，在与明朝统治相抗衡的近三百年间，蒙古族民居的迁徙性随之加强。直至清代已经发展演变出更便于装卸和迁移的具有联结式天窗的蒙古包。

到清代，蒙古族与清王朝统治者的友好关系间接推动了蒙古包向“固定式”发展。蒙元以前，游牧民族的主要迁徙方式为大游牧，随着蒙古各部先后归顺清朝政府，清朝统治者为稳固北方疆土，用盟旗制度划分了蒙古贵族的势力范围，并严格禁止各盟旗之间的往来、婚嫁，牧民不得越境放牧，蒙古族、汉族不得接触等，从而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就此以后，大游牧的条件消失了，牧民只得在固定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小规模游牧，即小游牧。小游牧以“大分散小集中”为主要特点，通常几户人家以“浩特”为单位下盘，达到生产生活中相互照应、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并且蒙古族地区大面积草场被开垦成耕地，该地区游牧经济开始向农耕经济过渡。很多清代王公贵族在建造汉式王府建筑的同时，依旧保留可迁移式王府的建造工作，但规模已远没有元王朝统治时期的恢宏，形制与普通牧民居住的蒙古包相差无几，只在装饰摆设和材料使用上更显华丽。一些蒙古包虽具备原本外形，但已不具备迁移功能。

清朝末期，随着照相技术的普及，让我们有幸能看到一些影像资料中的蒙古包建筑遗存，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苏尼特旗德王府蒙古包，在蒙古包毡帐前添加了砖木制牌楼，这无疑是受到汉文化进一步的影响，也从侧面反映了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6]

伴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半农半牧地区出现了更多蒙古包样式的的固定性圆形建筑。时至今日，蒙古包形成了以外部结构由顶杆（乌尼）、围壁（哈那）、天窗（陶脑）、门等几部分组成的，且以毛毡覆盖，绳索固定的建筑形式。

蒙古族毡庐形制由狩猎时代的简易锥体窝棚式建筑，逐渐演进为穹庐顶帐幕，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完善，经过天窗的改造终于形成如今最完备的式样。再经过时代变迁，发展出众多兼具多民族与时代特点的蒙古包式建筑，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与北方民族由渔猎向游牧、再向半牧半农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密不可分。由此可见，蒙古族毡庐文化，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顺应自然的人类文明瑰宝。

随着清朝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继续执行清末放垦政策，并为“蒙地汉化”制订了一系列奖励政策。蒙古族地区的游牧经济随之进一步退化，多数地区已转变为农业经济为主，更多的人选择固定居住，蒙古包的使用范围巨幅缩减。

至新中国成立，在历史问题作用下，蒙古族主要栖息地分化成蒙古国和所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就内蒙古自治区范围看，随着城市化发展，蒙古族经济和文化中心普遍由牧区转向城市，游牧民族的生活水平在显著提高的同时，生活方式也迎来巨变。全球化趋势和社会变迁致使少数民族文化特征被严重冲淡，几乎所有内蒙古地区的城市都难以看到传统蒙古族建筑的身影，整体呈现趋同。城市被柏油马路分割，现代化高楼难觅蒙古族建筑身影，一些城市建筑仅涵盖少量蒙古族文化符号，如将现代化楼房馆宇设计成蒙古包形状，或在建筑前面添加蒙古族图案纹样。如呼和浩特市赛马场体育馆，总体建筑结构以钢材为主，完全摒弃传统建筑材料，保留蒙古包外形而将传统装饰纹样大幅度舍弃。

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一系列为缓解过度放牧而“退牧还草”政策相继出台，游牧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赋予牧民个人草场承包权，拥有承包权的牧民随之将所承包草场用铁丝网隔离，称之为草库伦，即“圈子”的意思。随之，草原游牧大环境在内蒙古地区消失，牧民只会在划定的圈子内小范围游牧。而随着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牧民逐步改变生活习惯，传统蒙古包被更便捷的房车取代，并且在草场周边建造固定式住宅以便在冬季到来时休歇，固定式蒙古包“托古日克格尔”的出现适应了半农半牧区的生活需要，其主要材质由毛毡转化为柳条和泥土，目前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地区，还有多数简易砖瓦房固定民居，已难从其中寻觅蒙古族文化气息。蒙古包这一传统住宅继续大量消失于被铁丝网分割、被货运汽车碾压的草原之上。歌谣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正逐渐被现代化进程包裹、占据。现如今，除少数偏远地区，传统蒙古包建筑已难觅其踪。

源于大量蒙古族人都开始选择固定式建筑定居生活，只有少部分牧民在夏季放牧时会选择居住蒙古包，牧民对蒙古包的需求随之锐减。而草原游牧文化所带动的旅游产业成为了支撑“蒙古包”的新生主力军，一时间数量庞大的蒙古包聚落出现在各个旅游景区内。但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旅游产业带动下的蒙古包一改往日对传统元素的青睐，缩减成本成了蒙古包搭建程中首要考量的因素。很多传统制作方法被更经济、更省力的方式取代，一切与蒙古包搭建相关的配套设施都被严重简化。一系列为迎合商业发展的蒙古包制作工厂开发出了更经济、更简化的蒙古包，并被冠以“新式”“近代”等美化性词汇，蒙古包已经转化成了“快餐式”建筑被批量化生产。

如今，在旅游景区等地见到的被改变用途的蒙古包，呈现出的总体面貌是毛毡被替换成化纤布、帆布等相对廉价的材质，木结构骨架换之以焊接的钢材，一些被固定在水泥台基上成群聚集或排列在一块狭隘的空间内，更有甚者搭建成近乎简易帐篷。它们被用来当做餐饮或住宿包间，内部装饰摆设全部简化到只剩下用餐桌椅、床铺等基本设施。毡庐文化遭受被冲淡、扭曲甚至篡改的窘境，传统毡庐式建筑蕴含的美学思想和文化信息被严重打击。蒙古包被简化成了代表内蒙古地区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这种“符号化”一方面促进了蒙古族文化传播，但更大的负面影响是拉远了普通大众与蒙古族文化的距离。

参考文献：

[1]肖厚忠，吴星.亚洲民族建筑保护与利用：反思和展望[A].中国民族建筑研究论文汇编[C].2008.

[2]不详.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不详.南齐书.维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中国文物报社编撰.中国文物报[M].北京：中国文物报社，2001.

[5]（英）道森编，吕浦议，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鲁不鲁乞东游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刘兆和主编.蒙古民族文物图典：蒙古民族毡庐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5.

作者简介：贾慧娟（1990-），女，汉族，内蒙古包头市，教师（职称：初级），呼和浩特市北垣小学，在读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管理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