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书法 郑子媛 周绍东

[摘要]协调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是从区域空间布局和区域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的。文章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战略，对产业全球化资源配置活动进行了分析，把区域空间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跨国调整贯通起来，刻画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的内在机理。从区域协同机制来看，要建设基础条件好的开发区、自贸区、经济带，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东、中、西部地区应配合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有意识地进行梯度开放。从产业协同机制来看，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应分别采取资源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成本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要素融合型协同合作机制、创新引领型协同合作机制。

[关键词]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两者之间是密切协同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部开放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领域，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初步形成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此，准确理解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在更高层面上把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全面深刻领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環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义所在。

一、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界定：生产关系视角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组合、搭配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生产关系。以资源是否跨出国界作为标准，可以把生产关系分为对内生产关系和对外生产关系。对内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区域进行组合和搭配，由此形成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外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跨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合和搭配，并由此表现出的对外经济关系。如果将生产关系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那么对内生产关系（区域经济关系）和对外生产关系就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

对内生产关系（区域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域空间布局，二是区域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正是从区域空间布局和区域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的。从区域空间布局来看。首先是国家层面的区域空间布局，譬如“四大板块”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规划，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其次是省、市、县内部的纵向区域经济关系，都市圈、经济带、城市群等横向区域经济关系。最后是各种对外开放载体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载体之间的关系，如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与自贸区的经济关系。从区域产业结构来看。区域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区域内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细分产业的区域分布结构，如农业内部的农、林、牧、渔等细分产业的区域分布结构，工业内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区域分布结构，服务业内部的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区域分布结构。

二、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区域协同机制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双向开放格局正在加快形成。通过区域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全国选择一些区位条件好、战略地位突出的开放优势区域，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将其建设成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战略性区域，有助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首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紧密对接。2015年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化了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对接，明确经济带、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核心城市、边境口岸、港口、功能性平台等空间要素协同发展的重点，构建了国内区域和开放型经济联动发展新格局。具体而言，强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外空间布点与国内区域支点的连接互动，推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三角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在空间上有效对接（黄征学，2019）。同时明确京津冀城市群合作的重点方向是东北亚、长三角城市群合作的重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重点方向是东南亚、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合作的重点是东南亚和南亚。

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从2013年首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当前已有19个，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对外开放创新格局，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云南实现由开放的末梢真正成为开放的前沿。云南可利用设立自贸区的重大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缅、中老、中越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打造滇老泰经济走廊，深化利益融合。

最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拓展开放广度与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强化创新发展领头羊的使命担当，充分利用创新要素集聚的特殊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沿海地区的开放合作继续深化，重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长三角等建设（范晓敏，2018）。中部地区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加快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拓展西部市场，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重点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西部地区则在大开发中大开放，在大开放中大发展，逐步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通过坚持资金和技术引进并重，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把地区特色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充分发挥好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区等外贸平台作用，打造物资流通“新渠道”（许凌，2019）。西部地区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产业协同机制

1. 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具有多维目标，但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是其基本功能。尽管区域发展战略以各种不同主题表达出来，但基本上都对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有的直接以产业发展为区域发展的核心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形态高级化和产业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设定产业发展目标的导向作用。尽管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主题不一，但均对规划区域的主导产业选择、产业发展与结构优化作出了部署。中央政府通过监督和评估地方政府的战略推进力度，从机制上引导地方政府为实现战略设定的目标而采取必要的政策干预，从而使财政资金、土地等要素朝着目标设定的方向流动。同时，由于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实施，这就增加了区域战略的权威性及“法定”地位，引导各类要素向目标区域流动。第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改善环境和完善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一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在现代轨道交通体系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即使在空间上分离，也可因区域内部高度互动的通勤性和便捷性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体系。二是通过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不同地区的产业合作，如我国着力推进产业承接转移示范區、产城融合示范区、产业合作区、省际交界合作区等各具特色的功能平台的设立和发展，从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三是通过改善贸易环境，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地区的贸易往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提出产业转移升级的要求。京津冀产业转移升级是立足区域协作作出的战略规划，致力于形成三省市合理分工与产业上下游联动的区域间产业结构。从三省市的发展特点来说，北京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技术研发水平高;天津制造业基础雄厚，研发转化能力强;河北产业基础好，发展空间大。总的来说，京津冀区域具有比较好的产业协同发展条件，三省市应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国家赋予的使命职责来发展。北京作为首都，是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要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突出产业形态高级化，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天津作为港口城市，要大力发展航运物流和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河北则要积极承接北京与天津的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化基地和产业转型升级实验区。此外，已建立了的雄安新区，承接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成为副中心。这些区域生产关系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优化产业结构（钟超，2015）。

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区域产业分工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核心所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随着长江下游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提升以及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的增加，产业将逆长江而上实现梯度转移。2017年，工信部出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下称《指南》），具体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和以内需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不少电子信息制造业正从下游城市向武汉、长沙等地转移，长江上游的重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又如高端装备，根据《指南》，上海、四川等地整合优势产业资源，发展航空航天专用装备;浙江、安徽等地发展高档数控机床、3D打印、工业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等智能制造装备;湖南、贵州等地发展高铁整车及零部件制造;重庆、江苏等地发展城市轨道车辆制造（夏旭田，2017）。同时，充分发挥上海的核心带动作用，加快推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长春等，2019）。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实现更高水平工业化的关键举措。粤港澳大湾区正合力发挥“全球金融中心+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商贸中心+全球创新高地”优势。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物流中心;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全球性物流枢纽中心;深圳则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金融领域等方面具有超强竞争力;珠三角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从协同科技创新角度看，广东、香港、澳门三地也各有优势。例如，广东在平台建设、科研项目和产学研等方面，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科技创新机制，技术创新覆盖面比较广，经费投入和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支持力度比较大;香港、澳门地区在科技创新资源国际化、科技金融服务产业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章熙春等，2019）。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支持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构。黄河流域各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形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譬如，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就不宜发展工业特别是资源消耗大、能源强度高、环境污染多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而要创造更多生态产品。粮食主产区，如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可以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提供高质量的特色农产品。

2.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产业协同机制：生产资源的跨国配置。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外部环境下，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在准确把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本文以自然资源密集型、普通劳动密集型、技能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劳动密集型四类产业为例，对这四类产业生产过程的跨国调整进行分析，把区域空间布局调整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刻画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之所以将产业划分为自然资源密集型、普通劳动密集型、技能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劳动密集型四类产业，是因为这四类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同。出于各国产业成熟度不同的现状及各国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些产业的内外协同合作机制会呈现出显著的差异，需要分类进行讨论。

依据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生产所必备的劳动力特质来划分，可将产业分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与劳动相结合的劳动资料中自然资源最为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决定了生产条件，此时劳动只是起辅助作用，简单劳动便可完成生产的使命。这类产业主要包括种植业、林牧渔业、采掘业等，虽然人力资本投入小，但是自然资源损耗大，可能面临严重的环境威胁，也可能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对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数量众多的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主要从事的是简单机械的操作，因此成为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最典型的就是纺织服装工业。对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往往是那些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产业，由于技术设备的操作对于操作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只有将技能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有机结合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就是典型的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能否创造知识、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是决定产业成败的关键，这类产业的劳动者往往投入了较大的人力资本，同时能给整个产业及关联产业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类产业主要是指高新技术产业。

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可采取资源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选择生产地，整合全球资源进行生产，以达到以最小的自然环境损耗获取最大的生产产能的目地。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中，要求开展多边产能合作，将生产端转向资源优势国。这要求充分结合各国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国内外生产资料优化配置。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2017年我国已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与东盟等区域组织开展合作。以中国和阿曼的产能合作为例。阿曼工农业生产能力薄弱，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油气出口，在国际油价持续走低情况下，亟需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我国依托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为载体开展产能合作，通过利用阿曼资源优势，将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端放在阿曼，消费端引向我国市场。这一方面有利于加快阿曼经济转型，使其摆脱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为我国油气资源增添了新的进口来源。再如，在新产能合作方面，“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合作项目”致力于构建区域能源体系与绿色低碳发展，在风能、太阳能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生物质、地热能源，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消纳。

对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采取成本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劳动力要素的成本随着一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出现差异，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要素成本最低的生产场所，打破产—供—销的区域性壁垒，重新整合全球价值链条，开拓全球消费市场和国际业务。对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一方面，可利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在普通劳动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端部分转向国外。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的国际转移。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我国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因而，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注重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要素禀赋优势的挖掘，通过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相结合，在区域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数字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消费端向国外延伸。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应重点打造的是规模性的消费市场，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为集合大规模海外市场奠定基础。譬如，目前我国已经在100多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同时，与越南、新西兰、巴西、荷兰等多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打造“互联网+外贸”的新模式。

对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采取要素融合型协同合作机制。技能型劳动力只有与生产要素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生产潜能。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土地优势，为生产要素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可将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作为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的综合实力，打造中国内陆制造名片，开拓全球銷售渠道。在区域层面，需要通过区域间劳动力与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区域间的分布，特别是通过产业转移激发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潜力。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因此，可以把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等区域发展战略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大江大河的流域传导作用进行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一方面，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为内陆地区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有效带动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调整国内经济循环中的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各区域优势资源，从供给出发挖掘中西部内需潜力。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所承接的产业主要同本地资源优势、要素成本以及市场潜力相关，在东部地区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要素优势凸显。因而在对外贸易中，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利用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优势，可以继续保持该类产品的出口优势。

对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采取创新引领型协同合作机制。以技术型人才的流动和集中引导产业结构的演进，充分发挥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城市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功能，将长三角城市群作为连接国内外双价值链的枢纽，构建以国内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协同合作新格局。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体现在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上。在目前重大区域协调战略中，都比较强调一线城市在技术劳动密集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譬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与天津、河北的产业定位不同，北京要发挥科技创新带动作用，突出产业形态高级化，加快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贸易，有序转移普通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引导企业建设总部经济和研发中心。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上海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有序疏解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着力发展资本密集的金融服务业和技术劳动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带动长江沿岸的整体发展，沟通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深圳作为目前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为此，广州、深圳应积极推动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珠三角外围地区有序转移，加强与香港、澳门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的对接，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澳门地区在金融和商务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应着力将资本优势与广东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密切对接，加快发展技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推动珠三角实现更高水平工业化。

四、 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给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成为“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遵循。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协调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本文从生产关系概念出发，把对内开放界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区域进行组合和搭配，由此形成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把对外开放界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跨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合和搭配，并由此表现出的对外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协同机制，并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系统地分析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区域协同机制和产业协同机制的内在机理。从区域协同机制来看，要建设基础条件好的开发区、自贸区、经济带，作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东、中、西部地区应有意识地进行梯度开放，配合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从产业协同机制来看，国家出台的区域发展战略既会通过设定产业发展目标直接地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选择，也会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间接地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根据产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应分类别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跨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采取的是资源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大使用效率;对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采取的是成本占优型协同合作机制，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优化重组;对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要素融合型协同合作机制，以中西部地区为主要制造营地，开拓全球销售渠道;对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创新引领型协同合作机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知识创新基地，发挥东部沿海地区连接国内、全球双价值链的枢纽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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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旭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新梯度：打造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N].21世纪经济报道，2017-09-21（06）.

[6] 成长春，陈晓峰.合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N].光明日报，2019-08-05（16）.

[7] 章熙春，李善民，丁焕峰.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国际科创中心[N].光明日报，2019-02-21（07）.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Opening to the Inside

——Take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s an example

Abstract：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opening to the inside is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and inside is developed from two levels： regional spatial layou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comb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ombining with the opening-up stra- tegy l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connect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gional spatial layout with the transnation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scrib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ope- ration betwee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opening to the in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development zones， free trade zones， and economic belts with good basic conditions.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opening to the inside，the eastern，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consciously carry out gradient open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overall layou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ynergy mechanism，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should respectively adopt resource-dominant synergy mechanism， cost-dominant synergy mechanism， factor integration synergy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leading synergy mechanism.

Key Words：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opening to the inside world;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基金項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MZD024）。

作者简介：钱书法（1956-），男，江苏省金坛市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郑子媛（1996-），女，江西省上饶市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周绍东（1984-），男，安徽省枞阳县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2020-11-20 责任编辑：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