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倩 危怀安

一、技术嵌入社会治理：能否持续契合现代社会的价值维度？

当前，中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使得经济社会中的“技治”色彩更加浓重。工具赋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现象，“技术”与“人”的边界正在不断消弭，各种便利工具和先进技术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者提出了“人走向何处”的现实拷问，怎样确保人的主体性和技术的合理性也已成为许多学科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命题。虽然恰当使用先进技术手段，能够大幅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但技术治理的“双刃剑”特征十分凸显，一旦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也会形成错误的路径依赖，可能会极大地损害社会治理的环境生态，导致社会治理陷入呆板、冷漠的窠臼。技术治理说到底，只是“治”，而没有“理”，因为它多鼓励事本主义的政策动员和项目落实，而并不鼓励说理和沟通，还很少为施政与社会的对话和相互理解预留一定的位置。①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除此之外，技术滥用还极易诱使治理者迷失“治理源点”，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治理价值失控与失范。对此，西方学术界也有两个比较典型的观点分歧派别，激进派的实践表明技术治理有沦为某种极权主义帮凶的危险，而温和派的实践说明技术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