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冬

1 历史的楔子

一百年前，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信在中国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建立全新的社会，并因此而投身于农村的农民运动之中；也是在1920年，晏阳初博士结束在美国的留学回国，开始进行平民教育，并在其后将其拓展为乡村建设活动[1]3；而也在此时，另一位乡村建设的先行者梁漱溟基于乡村与国家民族复兴的关系树立了从事乡村工作的理想[2]380，并在此后身体力行于乡村建设之中。那时的中国乡村积贫积弱，随时局而风雨飘摇，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30多年以后（1949年），合作社与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乡村如火如荼展开。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并直接促发了后来的农村改革。20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三农”问题凸显，中央高度重视，并开启了“新农村建设”行动。2013年，国家开始了以新型城镇化、乡村扶贫、乡村振兴为核心的国家行动；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后工业化的到来，城乡二元分离状态正在悄然中发生改变，乡村在长期凋敝之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方式的重构。

在上述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之下，本文拟将若干“事件”为串接话题，将“建筑学介入乡村建设”这一命题研究置入到三条线索（一是国家对乡村政策治理；二是当代乡村变迁及社会转型；三是建筑学介入乡村之行动）之中，展开相关的建筑学思想话语解析并从中获得可能的考量、检视和反思。

2 事件、记忆与话语

2.1 时期一：1949～1979年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是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事件及其狂飙中渡过的。在人们的记忆里，那时的年代是红色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当时的历史主题。

1953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广大的中国乡村迅速走上了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1）。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一本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籍作序，其中对全国农村合作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进程感到欢欣鼓舞，并号召各个行业对此进行支持和配合。20世纪60～70年代，山西昔阳大寨村成为当时的榜样。“农业学大寨”运动席卷各地。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在上述背景及国家动员体制下，1958～1966年间，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设计人员“被安排”来到乡村，以完成人民公社新村建设的物质营建的政治性任务。这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一个“政治运动主导下‘主体下乡’”[3]的历史事件。当时，由于国家建设重点及资金投放的非乡村化、乡村集体经济的孱弱、农宅自建的消解，村落营造几无可能，因此设计师的成果多数成为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空间想象。同时，设计人员接受上级指令，为完成任务而进行设计工作，以致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成果大多成为权力左右下的工具化结果而与乡村生活相游离。笔者以“农村”、“乡村”的主题词对1949～1979年的《建筑学报》进行搜索，在近70余篇文献中，明显可以看到“新村规划”、“住宅设计”、“结构安全”、“材料施工”、“降低造价”等话语的反复出现，这表明设计师们在少有话语权的情形之下只能将其关注点放在技术层面，也表现出当时建筑学相对狭窄的“技术路径”的学科范式。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设计人员的投入以及为农村服务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4]2），而乡村对建筑学的诉求也同样存在[5]。因此，建筑学与乡村的交集、互动在微观层面也是不断呈现着的。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建筑学事件。在中央政府的思想导向下，建筑界明确提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而要创造民族形式，除了借鉴传统建筑以外，还需要向乡村民居学习，“还要广泛地向散在祖国各个角落的民间建筑匠人学习……”[6]。由此，不少省区于60～80年代对当地民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收集、测绘了大量民居资料和图纸，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3）。这也是一种“上山下乡”，对于建筑学而言，其意义在于既让“民族形式”的取向得以连续，又使得自我与地方社会有了更多的关联而适度消解了“民族形式”的话语。例如，当时在岭南、上海就出现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社等从民居中汲取智慧及灵感的现代建筑设计作品。

2.2 时期二：1980～1999年

这是当代中国农村突破桎梏、探索改革、翻开历史一页的时期。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事件”出现并引起中央高层重视。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并由此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由此开启了乡村的历史巨变。此时，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中央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村改革为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与其后1994～2020年中央连续17年发布的以“三农”为主题的年度一号文件共同构成了当代一个颇有意味的“文件事件”4）。

在这期间，随着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确立实施，乡村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开始萌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乡村工商业及多种经营态势基本形成。通过体制及机制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和农业获得了内在结构性的动力而得以快速发展。

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春意盎然、极富激情与活力的年代。中国农村的改变自然会触动建筑学的神经和建筑学人的情怀，一定程度上也促发了建筑学介入乡村的新的“事件”。

首先，为适应乡村之变，相关行业部门闻风而动，再次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运作和安排。1979年12月，中国建筑学会农村建筑学术委员会成立。1979年和1981年，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两度召开，乡村建设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支持[7]。1980年国家建委和农委联合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农村住宅设计竞赛，要求各地专业设计人员提供设计方案。此后，有关部门及各省区也一直持续举办各类乡村设计竞赛[3]。这一系列“政策事件”既表明了国家层面在新形势下乡村建设的适应和转变，但也依然体现了其权力意志在乡村空间秩序建构上“自上而下”的特征和色彩。

其次，此时农村大量的自发性建房堪称又一个蔚为壮观的“事件”。由于产业及经济结构发生了向民间和市场的转变，村落和村民在经济资本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乡村的自建呈现出既生气勃勃、又无序蔓延的混沌状态。在此情形下，由体制安排下的建筑师们尽管富有热情，并试图在设计过程中以专业及文化的力量介入乡村建设，但总体而言，效果甚微[3]。建筑学在这一过程的操作中遭遇尴尬，颇有几分无奈，建筑学专家们对乡村空间环境的混乱和破坏痛心疾首却又无力回天。

然而，与体制安排相对应，建筑学学界对乡村营造的主动介入在这一时期逐渐萌芽并通过一些“事件”显现。其中较有影响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建筑学学者们在延安枣园为黄土高原乡民们营造绿色生态新窑洞民居，以及清华大学单德启教授团队在广西融水为苗寨进行村落环境更新和木楼民居改造的项目工作[8]。而更有意味的则是业界对于“介入乡村”主题的学术交流及其思想话语研讨。1981年10月，由中国建筑学会承办的“阿卡·汗建筑奖”第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变化中的乡村居住建设”在北京召开。之后，相关书籍杂志期刊推出了国外相关建筑师在这方面建筑实践的介绍和评述，诸如：埃及建筑师哈桑·法塞（Hassan Fathy）及印度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在乡村为平民设计和建造房屋等5）。这更使得有些国内建筑学者们意识到当代建筑学中“为了平民的建造”的社会学意涵。

笔者以“农村”、“乡村”的主题词对1980～1999年的《建筑学报》进行搜索，在近110篇相关文献中，明显可以看到“乡村规划”、“村镇建设与规划”、“农村住宅”、“农村建房”“城乡协调”等话语的频繁出现，也可以看到“传统村落”、“特色风貌”、“住宅自建”等话语的浮现。从以上社会事件、建筑学事件及其话语中，可以看到此时期建筑学对乡村建设之介入上的几个总体特征：一是在国家乡村治理“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下，建筑学自身的话语权依然微弱，技术层面的工具化作用依然明显；二是由于乡村从公有经济到私有经济的转变而产生的混沌、复杂给建筑学带来操作上的困惑和迷茫；三是部分建筑学人开始主动介入乡村生活居住环境的改善和营造，这既体现出一种扶助和救赎乡村的建筑学“精英意识”，也呈现出在乡村巨变中建筑学逐渐寻求自身话语增强的努力。

从建筑创作的角度看，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记忆，即建筑学人在乡村中对乡土建筑、民居的调研6）。这显现出建筑学界将“民族形式”的诉求由传统建筑部分转移到民居中以汲取创作源泉的现象。现在看来，虽然当时的思想话语仍纠缠于“民族形式传承”之中，但却隐约使得建筑创作更加关注地方社会和非宏大叙事的民间7）。

2.3 时期三：2000～2012年

2000年伊始，一个最大的事件是“三农”问题的钩沉而出。“三农”问题谓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三农”问题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及私有经济模式并没有真正改变乡村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市场竞争下，前期“大包干”释放出来的效能到了一个难以再提升的瓶颈时期；其次，现代国家治理消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而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尚未建立，在愈加松散化的乡村，其内生性的造血机能无法衍生；再有就是建国以来国家对于工业及城市发展的偏重以及对农业、乡村发展的式微，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分裂和失衡，乡村长期被攫取和抽空。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在这一时期实施了两个层面上的方针策略：一是继续坚持联产责任承包制，放权激活乡村经济；二是国家在战略层面扶持乡村，其中最大的事件是2005年10月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的高潮。

而在同期，出现的另一个大事件则是“灾后重建”。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川、陕、甘多处城镇变成废墟，近10万人遇难，数百万灾民失去家园。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发生7.1级地震，近3000人遇难，约10万户灾民需要转移安置。这两次地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乡村的贫弱和苦难。也正是基于灾后重建，中国整个乡村社会经济的重建再一次呈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当时还有一个明显的征候是“乡村建设”日渐成为一个社会性大事件。社会各界及民间机构对“乡建”的关注、话语和行动愈来愈多并逐成气候，大小相关事件已难以细数，其中一些对建筑学影响较大：2003年7月，温铁军等学者在河北翟城等地进行当代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并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8）；孙君、欧宁、渠岩等艺术家分别在河南信阳郝堂村、安徽黟县碧山村、山西和顺许村进行“艺术下乡”活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艺术家孙君发起成立的“中国乡建院”及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创办的一批乡村建设中心、农村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

在世纪之交的上述背景之下，建筑学对乡村的介入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较之以往也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景象。

在汶川、玉树灾后重建中，建筑学及规划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迅速、主动、大规模的姿态和方式行动起来，并且在决策—规划设计—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全面参与到这些地区人居环境、乃至社会结构重建的历史进程当中。而在更加广泛的新农村建设中，由于乡村人居环境实质性建设的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已被植入多种行动体系之中，建筑师们施展拳脚的空间及权重大为增加，项目“操盘与引导”的话语权亦明显增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以往，这一时期建筑师们在乡村的作品大量建成，这更让他们看到建筑学在乡村的用武之地，并体味到一种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的设计建造的主体角色感。

而另一类事件则同样令人关注，即建筑学对乡村的介入更多地从单纯的设计实践走向思想话语的讨论及其理论建构。2000年以来，相关学术刊物继续推出国内外在乡村营造方面具有影响的建筑师及其工作，如美国奥本大学教授、建筑师萨缪尔·马克比（Samuel Mockbee）以及他的“乡村工作室”（Rural Studio）；英国建筑师劳里·贝克（Laurie Baker）；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吴恩融教授及其团队等[8]。《建筑学报》相继推出主题为“‘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特集”、“新农村专刊”、“乡村蜕变下的建筑因应”的专刊；《新建筑》则推出“灾后重建”、“重建家园”、“乡·愁——现代中国”等专刊；《时代建筑》也推出了“让乡村更乡村？新乡村建设”、“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从乡村到乡土：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等相关主题的专刊。而南方都市报更于2008年发起了“中国建筑传媒奖”的评选，评选将评价标准放在了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上，其获奖和入围作品及人物均体现了“走向公民建筑”的思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奖项与乡村社区营造有关[9]。

笔者以“农村”、“乡村”的主题词对这一时期（2000～2012年）的《建筑学报》进行搜索，在80余篇相关文献中，明显可以看到“新型农村”、“社区营造”、“自我建造”、“生态民居”、“可持续发展”、“乡村变化应对”、“乡建工作方法”等话语的频繁出现。结合上述事件，从中可以梳理出该时期建筑学介入乡村建设的整体特征：一是自身的话语权及建筑师的主体角色感显著增强，业界对在未来乡村施展抱负的前景愈加乐观和充满信心；二是此时建筑学对乡村营造的介入，已超越了单一的技术层面而逐渐涉及到产业转型、地方社会、社区营造等方方面面；三是乡村工作反向给建筑学科带来作用力：建造与民间、平民、边缘、社区的关联，建筑学与地方社会、人文关怀的关联等思想话语正在逐渐打破过去宏大叙事、形式风格范式的建筑创作话语一统天下的格局。

2.4 时期四：2013～2020年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时期，其关键词是“转型”：一个中国农村真正孕育着改变的历史转型。此时，“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话语不断出现，这些整体事件也构成了建筑学介入乡村所面临的一种“当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同年12月，中央连续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安排新型城镇化的实施计划。为贯彻新型城镇化战略，2013年农业部启动了“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并于2014年发布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范本和借鉴9）。2013年，国家领导人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并成为当下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并行的工作之重。2018年2月，国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10）。

事实上，在这些国家战略及行动背后，更预示着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即将发生深刻改变的潜在情势，一种可能的新状态的衍生，即在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种中国方式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状态。伴随着现代交通、网络时代和乡村土地流转，一方面，乡村的资源和产业将主动进行自我调整而改变原来对城市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是城市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尤其是城市各种人力资源为寻求新生活向乡村的转移。这种资源及能量的流动表明原来“乡依附于城”的城乡旧有关系正在被颠覆，乡村产业形态也因此必然发生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新型产业发展的重大转变。如有学者就提出“新乡村将成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或景观服务（landscape services）的消费场所，而这些服务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是贫乏和低质量的，包括：干净的食物和水、气候、休闲与精神服务、审美启智”[10]。在这种产业转型中，乡村所特有的绿色生态系统、乡土文化系统也将被重新认知，并在乡村复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显然，在这样的图景下，如果仍将建筑学对乡村的介入仅视为一种“居高临下”的救赎、扶贫和技术输出就显得认识不足了。事实上，近年来建筑学在这一场域中诸多的“群组事件”11）就足以说明建筑学正在成为这一新的城乡关系转型与建构中的组成部分。

首先，这一时期有太多的建筑师的设计作品在乡村建成，项目涉及乡村振兴及转型的诸多层面，建筑类型也涵盖乡村生产、社区生活、家庭居住的方方面面。不论建筑师从事这些实践工作的初衷是什么（社会理想、建筑学理想、抑或是什么其它目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及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被纳入了新的城乡关系及农村产业转型之中，都被拼贴到乡村的新图景之中。其中也有更多的建筑师意识到这种主动与自觉融入的重要12）。也正是在这一互动、互渗的过程中，建筑学的意义、价值得以显现，工具作用愈加凸显，建筑艺术也因此而获得新的栖息和生长空间。

其次，这一时期有诸多有关乡村的建筑学传媒活动并产生广泛影响。较为典型的有：2016年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及社会多方共同主办的乡村复兴论坛。论坛运作模式独特，迄今已在河南新县西河湾等十余个村落举行13）；2016年，楼纳国际建筑师公社落户黔西南州的楼纳村。它将吸引一批建筑师入住，并通过举办一系列建筑学高端活动为乡村振兴带来活力14）；2018年第十六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国家馆展示了名为“我们的乡村”的主题展览15）。这些大型活动借助传媒时代的力量，突破了以往建筑学仅以设计营造路径介入乡村的方式，为乡村引入了各种人力、信息与技术资源，使得建筑学学科与乡村产生了更为全面和紧密的有机关系。

再有，这一时期建筑学对乡村的介入被广泛植入到建筑教育之中。全国各高校建筑院系纷纷将乡村的切实问题与专业教学相结合；更有诸多国际国内大学生设计竞赛竞相推出有关乡村主题的设计竞赛和建造大赛。如UED杂志自2016年以来举办的国际高校建造大赛一直将主题对准乡村，以文化、设计、艺术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竞赛已吸引全球及国内几十所建筑院校参与其中16）。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积极开办各种乡建培训班，为地方社会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7）。建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钩联表明了一种学科的整体动向，即：建筑学在博雅教育的同时对地方社会更为主动和自觉的主体性介入。

这一时期建筑学有关“乡建”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理论研讨更加深入而广泛，思想话语更加多元（图1）。笔者仍以“农村”、“乡村”的主题词对这一时期（2013年～2020年）的《建筑学报》进行搜索，在110篇文献中，明显可以看到“乡村复兴”、“复杂性与动态变化”、“逆城市化与乡村”、“乡建策略及方法”、“建筑师态度”、“微更新”、“建造产业化技术”、“轻型建筑”、“生态民居”等话语。结合前述，从中可以梳理出这一时期建筑学介入乡村及其工作的若干特征：一是以学科整体之势头，从设计营造实践到传媒活动，从建筑教育到学术理论建构，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介入乡村；二是以理性的态度检视和考量建筑学几十年“上山下乡”的态度、方法和模式，以从中获得反思的力量；三是适应于乡村社会发展及其转型，强调自己的工作与乡村复兴、社区活化、环境微更新的密切关联，并使学科自身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及基本建筑；四是结合各地实际，研发推广适宜性的现代建造技术体系，如本土技术再生转换、轻型建造技术、生态技术等。

结语

图1 《建筑学报》四个历史时期中有关“农村”、“乡村”主题的年刊文篇数及其增长示意 （单位：发表篇数/年）

通过以上事件与记忆的寻觅及思想话语流变之解析，中国当代建筑学介入乡村建设四个历史时期的脉络线索及总体特征依稀可辨：近70年的历程表明，建筑学对乡村的介入始终被置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学科永远无法独善其身，无法游离于时代与社会变化之外。不论情愿与否，建筑学有关“乡村”的思想话语都无可避免地随着中国乡村历史巨变的涌动而涌动。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被动的卷入以及主动的介入是大不相同的，接受“指令”与自主行动也不可同日而语。总体而言，建筑学对乡村建设的介入走过了一段从“被动”到“被动与主动的纠缠”再到“愈加主动”的历程。当下，建筑师们越来越敏锐于中国乡村的变化并以此来调控自己在乡村的工作，建筑学亦越来越能够以主体之身的思考和行动融入到乡村的时代演变之中（表1）。

可以预测和期待的是：建筑学一方面将为中国乡村带来更大的力量，发挥更加专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更加自觉地将乡村转型中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建筑学的问题及行动，并形成社会发展与学科成长的双向互动；同时，建筑师们将自己镶嵌于真实的乡村环境中，将更加有益于他们深切地理解建筑学与日常生活的本真关系，从而将建筑学推向一种持续和永恒。

表1 “事件”与建筑学介入乡村建设的四个历史时期及其特征

图、表来源

文中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注释

1）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是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2）如1958年华南工学院建筑系通过自主创新，为河南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进行了规划和建筑设计，并在短时间内编写出版了《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规划设计》一书。并在之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又编写出20万字的《人民公社建筑规划与设计》一书。详见：施瑛 潘莹．岭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文化特质 [J]．南方建筑，2016（1）：84．

3)20世纪60年代，为在建筑设计中更好的体现“中国性”及“民族形式”，当时的建工部要求各地开展民居调查研究工作。许多学者、建筑师及高校师生均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收集、测绘了大量民居资料和图纸，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如《浙江民居》、《云南民居》、《吉林民居》、《福建民居》等80年代出版的专著都是当时的研究成果。

4）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联产责任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至2020年又连续十七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现已成为中央重视、指导、部署农村发展工作的专有名词，也已经成为国家层面新农村建设的“风向标”。

5）《世界建筑》杂志1992年6期即推出埃及建筑师哈桑法塞的评析，《世界建筑》《世界建筑导报》也分别于1990年、1995年、1999年相继推出介绍和评析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的文章。

6）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9月，国内正式出版及发表的有关民居和村镇建筑的专著约达660多部、论文则约为2200多篇。详见陆元鼎 主编．《中国民居建筑年鉴》（1988—2008）[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序9．

7）徐尚志在1981年第1期《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建筑风格来自民间》的文章；之后，成诚、何干新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民居——创作的源泉》的论文；尚廓先生也同时在1981年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上发表了“民居——新建筑创作的重要借鉴”的文章；1984年，陈谋德连续两期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研究云南民居的经验，探索建筑创作的途径”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几乎一致的理论话语，即认为各地民居由于植根于本土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显示出明显的传统、风格及特色，而它们“正是我们今天创造‘民族化、现代化’的新建筑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创作源泉之一”。

8）“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秉承晏阳初、梁漱溟等乡建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及理念，坚持“人民生计为本、互助合作为纲、多元文化为根”的行动原则，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学院的成立和运作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建筑学界也受其影响，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来大陆工作之初即在这里从事其“永续建筑、协力造屋”的工作。

9）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为：1）产业发展型模式；2）生态保护型模式；3）城郊集约型模式；4）社会综合治理型模式；5）文化传承型模式；6）渔业开发型模式；7）草原牧场型模式；8）环境整治型模式；9）休闲旅游型模式；10）高效农业型模式。

10）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11）由于这一时期发生的建筑学介入乡村的“事件”已经多的无法一件件详尽，所以，我们在这里将这些事件分类，用“群组事件”的方式来进行记述。

12）在这一方面有太多的案例，如在浙江松阳，建筑师徐甜甜将自己的工作溢出传统的“设计范式”，并主动纳入到当地乡村社会的产业转型之中，体现了一种建筑学在乡村中比“介入”更有力量的融入和镶嵌。又如同济大学支文军教授团队30多年来以一种“陪伴”的方式介入到傅山村的乡建中，以助力乡村现代化和在地城镇化进程的主动意识及工作方法。

13）乡村复兴论坛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绿十字、如程&借宿、寒舍旅游投资管理集团共同主办。论坛2016年4月在河南新县西河湾首开国内“村里开大会”先河，近年来先后在贵州桐梓中关村、贵州台江交宫、红阳村，山东日照山海天，广东梅县松口古镇、侨乡村，陕西留坝，福建永泰竹头寨、月洲村，广东大埔百侯镇、西河镇，山西沁源沁河镇、灵空山镇举办。

14）2016年，由《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CBC中国建筑中心与贵州黔西南州义龙试验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宣布在当地楼纳村成立楼纳国际建筑师公社。该公社试图为中国乡村发展拓展新的思路，为当地乡村带来持久的活力和长远的国际影响力，并以此带动周边土地及乡村新型产业发展，建筑师、艺术家、文化学者也将走到一起并成为新乡村居民。

15）在2018年第十六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中国国家馆的主题展览被命名为“我们的乡村”。该展览呈现了近十多年来中国建筑师的乡村建筑实践作品，并试图表明，中国当代建筑师及艺术家在乡村的建造实践，已经不再停留于在乡村环境中做出好作品，而是尝试延伸为一系列多角度、多层次的建造行动和社会活动来持续性地参与乡村环境改造、乡村经济发展、产的转型乃至文化复兴；不仅完成空间环境的重建，更包含了一个建筑学对“乡土建造”观念的“重建”。这是一个既向乡村输出、又向乡村学习的过程。

16）UED国际高校建造大赛始于2016年，现已举办四届。大赛借助乡村建设主题，搭建了“身体力行”的建筑学教育实践平台。同时，大赛力图将设计的力量融入乡村基本生产方式中，带动乡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四届大赛的地点与主题分别为2016年贵州楼纳的“乡村露营装置”、2017年四川德阳健康谷龙洞村的“结合自然的设计”、2018年江西万安夏木糖的“趣村”以及2019年江苏泗阳果园村的“梨园小屋”。

17）如2017年9月—2019年6月间，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在国家艺术基金课题项目资助下，与雷姆•库哈斯及OMA合作，连续两年举办了“乡村建设高级研修班”，并对中国乡村建设、乡村复兴进行了综合研究。课程以建筑学为基础，运用整体性视野和跨学科方法，探索与构建综合的乡村建设知识体系；强调建造与人文并重，加深对乡村政策和产业等相关体系的理解。2019年6月—2019年12月，四川音乐学院设计学院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下，展开了“历史文化名村设计人才培养”课题研究并开办了培训班。课题将设计人才培养与“艺术点亮乡村”结合起来，强调在当下艺术设计对乡村的主动和主体性介入。